361。法治应该先于民主，法治是自由的保障，也能规制民主的弊端。法治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但专制社会不会产生真正的法治，因为专制依靠的就是人治。不过，任何社会的治理都不可能纯粹依靠人治，因为治理者的人数总是远远少于人民的数量。即便施行人治，也必须借助法律与道德习俗。借助法律的统治虽然只是法制，但存在法制向法治转变、升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产生于人民对法治理念的认可和坚持。
362。法治建设一定是缓慢的，革命的急切产生的法治一定是不能稳立的。法治的根基在于社会自治。由事件推动法治比口头上宣传法治思想有效得多。
363。儒家的根本问题在于，认为内圣可以开出外王。儒家认为，政治领袖同时应该是道德领袖。这从来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注定是会失败的，因为政治权力天然地倾向于腐败，而道德是相对恒久的，两者遵循的是相反的逻辑。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源于对“人性善”的预设，但人性中存在善的因子并不能由此证明人性善，因为人性同时存在恶的因子，而且恶因在人类社会整个存续期间是不可能消除的。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教分离传统是基于对“人性恶”的预设，这种预设虽然也不全面，但它至少可以防止、阻止权力的腐败。内圣外王是一种高调的理想，政教分离是一种防备的智慧。
364。凡是坚持内圣外王主张的，不管他如何号称“新儒家”，本质上都是旧儒家。
365。中国读书人的一元论思想是天人合一的观念所决定的，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表现就是政教合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合是一种智慧，但不基于分的合只能产生混沌意识，混沌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糊涂的同义词。
366。任何一个思想文化传统都是化合物而非混合物，因此传统的更新也只能是继续化合的结果。
367。鲁迅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使他始终不能在思想上实现突破，使他陷入虚无主义而不自知。如果说思想家必须具备前瞻性的话，虚无主义者不能称之为思想家。人总要活着，而人靠自己所定义的意义活着，倘若人把虚无主义认定为人生的意义，他有什么理由活下去呢？活着的意义必须是正向的。总的来说，鲁迅对西方思想的认识是不全面、不成体系的，这与他孤傲的性格有必然的关系。
368。处于风口浪尖的知识分子既已开始扮演思想导师的社会角色，于是往往在对新知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急于表达，由此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多变。这种多变源于过于强烈的责任伦理与价值伦理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种紧张关系中，价值伦理往往让步于责任伦理，而这种让步的结果是不负责任的。
369。必须承认，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深入思考的能力。因此不需要求得大多数人理解。只有虚浮的人才试图讨好大多数。
370。世间最大的快乐是求道而有所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