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荀子：儒法融混的尴尬
这一讲我们讲荀子。
谭嗣同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我也认为，中国在君主专制时代的意识形态不是孔孟儒学，而是荀学。或者说，人们口头上尊崇的是孔孟，实际上落实的是荀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中国思想传统是所谓的“儒表法里”，而这一思想传统正是荀子开启的，他融混了儒法。
正因为荀子的思想呈现出至少两个面相，所以后世自命为儒家的人物，要么避谈荀子，要么批评他“大醇而小疵”。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后世儒家主要继承的是孔孟的道德理想主义遗产，但荀子却不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荀子生活的时代稍晚于孟子，荀子死后二三十年，秦始皇就统一了中国。荀子的思想，是对孟子的反动，他曾经尖锐地批评孟子，甚至说孟子有“罪”。孔子开创的儒家传统，既讲复礼，又讲成仁，孟子发挥了成仁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内圣”的一面，荀子大力推进了礼制一面，也可以说是“外王”的一面。荀子思想最值得说的是两个关键词：一是礼法；二是天人两分。
先来看礼法。
孔子不讲人性善恶，他只是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高扬性善，孟子的整个思想都建立在人性善这一预设之上。荀子却主张性恶，荀子的整个思想也都建立在人性恶这一预设之上。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简言之，荀子认为，人性是靠不住的，如果人由着自己的性子行事，天下必将大乱。
必须强调的是，荀子所说的“伪”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假”，而是“人为”的意思，不包含任何贬义。
既然人性靠不住，要止争乱、定秩序，靠什么呢？靠“立君上，明礼义”。所以荀子说：“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在孔孟那里，礼制充满了温情，它是从人的内心感情出发的，但在荀子这里，礼制完全是外在的、冷冰冰的，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且只有圣人才能“化性起伪”，才能制定礼义，“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
“圣人”、“先王”才能制定礼义，普通老百姓只有学习、遵行的份儿，这里的学习、遵行带有很大的强制性。荀子甚至认为能否遵礼是人和禽兽的主要区别。孟子说，人和禽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能行善，禽兽不能；荀子则说，人和禽兽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人能遵礼义，禽兽不能。故而《荀子》一书，首篇就是“劝学”。学什么？“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根据“学”的程度不同，荀子又将人划分为几个贵贱不同的等级，在《荀子·性恶篇》里，他将人分为“圣人”、“士君子”、“小人”、“役夫”四等，在《荀子·儒效篇》里又将人分为“大儒”、“雅儒”、“俗人”、俗儒”四等，大体对应。我在以前一再讲到，礼就是一套等级制度。荀子不仅不避讳，而且强调这套等级制度，他甚至将其等同于自然法，不言而喻，不可置疑，所谓“礼者，人道之极也。”
上面说“礼”能“止争乱”，这是从消极方面说，从积极方面说，“礼”可以养民，“礼者养也。”荀子的施政方针是“节用以礼，裕民以政”。“节用以礼”是指用礼来节制欲望。请注意，“节欲”和“去欲”、“寡欲”不同。老子提倡“去欲”，孟子提倡“寡欲”，而荀子恰恰反对这两者，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意思是，谈论治国之道而依靠去掉或减少人们欲望的，都不合格。
荀子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欲望是上天授予的，具有合法性。只要欲望“中理”，也就是遵守礼法、懂得节制，欲望多或欲望少都不影响国家的治理。荀子“裕民以政”的核心举措是发展生产和流通，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加大供给侧改革，目的就是使“欲不必穷于物，物不必屈于欲”，欲望和物质可以相持相长。
“裕民以政”是荀子“民贵”思想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表现是，虽然他主张等级制，但同时也主张阶层流动。荀子心目中的理想制度是“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朝无幸位，民无幸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身行，能属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简单来说，你只要德才兼备，就应该掌握权力，你掌握了权力，就应该为老百姓办事。从这个意义上说，荀子的礼制，不平等中又体现了规则上的平等。也可以说，荀子继承了孔子以德致位的理想，开启了秦汉以后布衣卿相之风。这一点，荀子比孟子的观念进步得多，因为孟子虽然不反对平民上跻于贵族，但却重“世禄”，主张“不得罪于巨室”。
正因为贵民，荀子提出了“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的观点。他强调君主要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和孟子的观点很相似，但二人的手段不同：孟子认为君主应该经常咨询民众的意见，不可专权；荀子则主张君主是教化天下的枢纽，他要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并监督之，如果没有极大的权力，这项职责就很难实施，所以荀子极其尊君。荀子说：“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中略）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服从，以化顺之。”“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如果不尊君，社会秩序就会崩溃，以致“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
荀子如此尊君，已经离孔孟越来越远，而非常接近法家了。在孔孟所主张的封建制度下，天下实际上由君主与诸侯、贵族共同治理的，无论是尧、舜、禹，还是周文王、周武王都没有绝对的、专制的权利，而在荀子这里，君主必须专权。可见说荀子的思想导向了专制，并不是污蔑他。而他的学生中出了李斯、韩非两个著名的法家人物，也绝不是因为偶然，而是荀子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荀子虽然重视“礼”，但这个“礼”已经不是孔子所推崇的周礼。同时，荀子也不断提到“法”，这更是孔子回避的话题。
那么，为什么荀子不直接讨论法，而要强调礼呢？因为“礼”和“法”都有广狭二义：从狭义的角度论，“礼”是指礼仪，“法”是指法律条文；从广义的角度论，它们都指的是政治、社会制度，所以这两个概念本来就容易混淆。又因为“礼”是一个被人用得更广的概念，所以荀子借用了它，然后用旧瓶装了新酒。荀子的“礼”，实际上是礼法杂糅，而更偏重于法。
荀子强调“礼”这个概念而不直接用“法”来代替“礼”，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仍然把自己定位为儒家。他代表儒家批评墨子、惠施、庄子偏颇，认为只有儒家大中至正；他也强调修身、仁义、民贵、轻徭薄赋，比如，“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行一无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涂之人可以为禹”等等，在这些方面，他的观点与孟子几乎没有两样。他反对战争的理由是：“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也。”在谈到君臣关系时，他主张君臣分工、各司其职，上移下侵均为不可，臣子应该“从道不从君”；在谈到昏君乱命时，他也主张革命，所谓“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
但即便有这么多相似，荀子也不能算是纯粹的儒家了。为什么荀子与孔孟有如此大的不同？根本上，还是因为时代变了。荀子看到，战国时代必然终结，而专制一统时代必然来临，他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选择了承认专制，并为专制时代立法。因为荀子事实上重法，所以他是法家，因为他又舍不得抛弃仁义，所以他又是儒家。
正是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荀子极力反对神秘主义，一改孔孟对于“天”、“鬼神”的暧昧态度，提出了“天人之分”观点。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非天也。”等等，意思就是说，天象变化、自然灾异与社会治乱没有关系，对于奇特的自然现象，可以感到奇怪，但畏惧就不对了。在此基础上，荀子又提出了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要知道，荀子所处的时代，正是邹衍等阴阳家非常活跃，五德天运说甚嚣尘上的时代，他能提出非命无神的学说，相当不易。
“天”在中国思想家这里，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如果细分，至少可以分为“自然之天”和“主宰之天”两种意思。荀子所主张的人定胜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主要指的是自然之天。但同时必须提到的是，他又主张天人合一，人应该顺天，所谓“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我认为，他在后面所说的天，主要是主宰之天。
李泽厚先生认为，荀子实现了天人之分与天人合一的统一，这是由于荀子身处农业时代，要发展农业，就既要与天争，也要顺天。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荀子？
钱穆先生认为，荀子是一个“傲慢的智识主义者”，“偏智不仁”，重智忽情。这自然是对的，但我认为还没抓住问题的本质。在我看来，荀子的根本问题，在于蔑视老百姓的智慧，因此他理想中的那一套礼法制度，完全是自上而下的。这套制度对老百姓而言完全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因此是缺乏合法性的，必然得不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认同。一套制度，如果是人民做主制定的，也就是自下而上的，就容易赢得人民自动自发的遵循；反之，一套没有民意基础、纯粹强制性的制度，即便出发点再好，人民为什么要遵循呢？
我们先来看荀子的人性恶预设。荀子把人性恶说得太极端了，如果人性都是恶，善都是人为的结果，那么改造天性何以可能？禽兽为什么不能改造天性？荀子认为这是由于人心有知，“凡以知，人之性也”。显然，这里的“知”就是理智，那么，通过理智所知道的是仁义是非还是利害得失？荀子认为是“道”？也就是仁义是非。既然人性本恶，人何以能知“道”呢？荀子说，因为人有心，“心何以知？虚壹而静。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这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简直等于是睁眼说瞎话了。所以，按荀子的逻辑，人通过理智，能知道的，只能是利害得失，人之所以要遵礼法，主要是因为不遵礼法对自己有害。
我在前面讲孟子的时候曾经说，荀子的人性恶预设本身是有积极性的，它本来可以导向对政治权力的规制、约束，这正是西方现代政制的起点。但戏剧性的是，荀子美化了君主，本来圣人及其道统应该构成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但荀子把“先王”和“圣人”相提并论，既说“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又说“故先王案之为制礼义以分之”，“圣人”和“先王”在礼法之上。荀子又将“后王”作为“先王”礼法的继承者和事实上的执行者，所以他虽然嘴上也说“先王”如何如何，但事实上更强调“后王”的权威，这样，“圣人”、“先王”及其制定的礼法就变得只有工具性意义，他主张的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就必然导致“后王”也即是君主的专制。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社会，依照自然的发展规律，必然会形成形形色色的各种等级。但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在于人类可以矫正自然发展导致的丛林状态，可以修补这种不自由、不平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从最宏阔的视角观察，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越往后发展越自由，也越平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是论证既有的不自由、不平等的合法性，还是试图矫正，就成为判断其进步与否的标尺。如果说孔孟所主张的封建制还试图矫正的话，荀子所主张的君主专制就是在论证这种不自由、不平等的合法性。如果说封建等级制的顶层还不是一个箭头的话，专制等级制就将它削尖成了箭头。从这个角度说，不论荀子归属儒家还是法家，他都应该为中国此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承担一部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