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二十二讲：唐：丢了真问题的盛世
这一讲我们简要地勾勒一下唐代思想史。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能与唐代并称的，只有此前的汉代。所以中国人一提起历史上的光辉岁月，都说“汉唐盛世”如何如何。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正如葛兆光先生的评价，唐代堪称是一个“平庸”的盛世。因为，除禅宗六祖慧能之外，唐代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思想家。而慧能毕竟是宗教领袖，说他是思想家毕竟比较别扭。既然如此，为什么思想史还应该关注唐代呢？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思想界的平庸对一个时代未必是坏事；二，平庸并非意味着一成不变，其变化轨迹本身就值得研究；三，讲不清唐代思想史变化轨迹，就无法说清楚宋明理学的发生背景和根源。
爆发于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历史的转折点，按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等人的观点，它也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是中国中古史与近古史的分水岭。其实，安史之乱也是中国思想史的转折点，因为正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儒家一阳来复，发出了对时代的抗议之声，为宋明理学的诞生准备了舆论环境和思想资源。因此，我讲述唐代思想史，也以安史之乱为分界点。
让我们来看看安史之乱以前，唐代统治者对儒、道、释三教的态度。
儒家思想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历代统治者大多重视儒家。早在隋代，杨坚平定天下后，就曾大兴儒学，召集儒生，“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同时，民间私学也很发达。之所以如此，正如《隋书.儒林传》所言，“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纭，无所取正”。简言之，为了统一思想，就必须统一学术。
唐代皇帝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就编成了《艺文类聚》。太宗定天下后，马上开始“留意儒学”，并召集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等著名学者“讨论坟籍，商略前载”（《旧唐书》）。为了给五经确定一个统一的解释范本，太宗还下诏召集前代通儒的子孙一起来订正五经章句。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五经正义》由孔颖达奉旨编成。孔颖达比较少门户观念，颇能兼容南北各派，这也体现了太宗的意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太宗又下诏让“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旧唐书》）。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撰成《帝范》一书，分别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诚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诸方面建立典范，期待后世子孙遵循。
此外，显庆元年（公元656年）《隋书.经籍志》修成，《周礼疏》《仪礼疏》也陆续撰成。武则天称帝以后，又亲撰《臣轨》以规训臣下，她为臣子规定的品行为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慎密、廉洁、良将、利人诸项。玄宗时期，继此前编定的《贞观礼》《显庆礼》，又编定了《开元礼》。开元十年（公元722年），玄宗还亲自注释了《孝经》，令天下读书人学习。还举行了封禅、祭孔大典，重新编定了历法。
唐皇还将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以后，朝廷已形成完善的科举、官僚制度。于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读书人普遍臣服皇权得以成为现实。儒家作为唐代的意识形态被建立起来了。
李唐皇室本有少数民族血统，为赢得汉人认可，也为抑制佛教发展，于是追根溯源，认同姓之老子为远祖。唐代开国，就定下了“道在释前”的祖训，朝廷并在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便召道士在太极殿行道。唐代选举中有“道举”一科。高宗上元二年，贡士加试《老子》。开元十九年，朝廷在五岳分别建置老君庙。玄宗不仅注释了《孝经》，还注释了《道德经》。开元二十一年，诏天下人藏阅其书，贡举人减试《尚书》《论语》《策》，加试《老子》。二十九年，令两京及各州都建置玄元皇帝庙，并设“崇玄学”，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送举。天宝初，改称《庄子》为《南华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庚桑子》为《洞虚真经》。两京各置玄学博士助教。玄宗以前，宫内道士已有7人，玄宗时代，增至21人。各郡均建置道教宫观，宫观总数高达1687座。与此同时，相当多的道士得到尊崇甚至重用。
佛教在唐代的发展势头自不待言。正是在唐代，中国佛教三宗得以发扬。从图书编撰角度说，中国律宗开山祖师道宣编撰了大量著作，仅目录学著作《大唐内典录》就多达十卷，道宣之弟道世所编佛教百科全书《法苑珠林》更是多达一百卷。从君主重视的角度说，高祖召道士在宫中建立内道场的同时就召了僧人，太宗朝延续了高祖旧规，武则天时期则更加重视佛教，不仅在长安和洛阳建立内道场，而且相当数量的僧人从山林进入都市甚至内廷。从寺庙建置的角度说，唐初，各州就开始建官方寺庙，并置僧官进行管理。都市里的寺庙也相当繁盛，长安就有200多所寺庙，数万僧侣。玄宗时代，地方也设置了僧统，帝国各地“开元寺”矗立。佛教最繁盛时，“十族之乡，百家之闾，必有浮图为其粉黛”。
如上事实并不能说明初唐、盛唐思想史演变逻辑。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呈现出儒家逐渐式微的趋势，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道教和佛教的兴盛。儒家的式微，大致有如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唐代皇帝屡屡违反儒家教义，致使读书人和老百姓对儒家的态度不断发生动摇。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杀死兄弟，逼父逊位，已大背儒家孝悌要义。事实上，太宗虽然号称宽宏，对史官直书此事也很不高兴，可见其心有忌惮，生怕后世子孙效仿其行。太宗要为后世子孙确立规范，所以亲自写了《帝范》，也批评佛教“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略有防范之意。
武则天称帝后，太平公主、韦皇后、上官婉儿、长宁公主、安乐公主，甚至连宫女都干政，更是挑战、摧毁了儒家的阴阳尊卑大义。正如桓彦范在中宗复位后的上书所说：“以阴乘阳，违天也。以妇违夫，违人也。违天不祥，违人不义”。武则天甚至改了“天”“地”“日”“月”等字的写法。为了赢得政权的合法性，她果断更改了李唐祖训，下诏“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因为佛教有女菩萨之说，不反对女性称帝。为了摆脱、对抗关陇贵族的制约，武则天不仅迁都洛阳，而且通过科举大力选拔寒门士子。因为需要大量士子加入官僚队伍，武则天不惜取消严格的考试程序，直接任命有举人资格的读书人担任御史、评事、拾遗、补阙等官职。显然，缺乏权力根基的寒门士子更便于武则天控制。由此，贵族、宗族势力逐渐瓦解，躁进的寒门家族、士族逐渐掌控了行政权。
唐睿宗本是一个窝囊皇帝，复位以后，为了保住皇位，就利用其妹太平公主动摇儿子李隆基的势力，而李隆基则想法设法逼迫父皇逊位。这些做法，显然大背儒家父慈子孝的教义。总之，经历了三次皇位争夺战后，儒家教义已经成了不能服人的招牌了。
其次，当儒家经典固化为读书人仕进的工具和阶梯之后，它就再也不能激发人真诚的信仰和继续创发的动力。历史再次上演了意识形态僵化的老故事，当然这不是最后一次上演旧剧。近代学者文廷式就说：“唐人以诗赋为重，故《五经正义》既定，而经学荒芜，一代谈经之人，寥寥可数。”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也说：“令以《五经正义》为登第科目，故经说一定，争端以绝，或惟有以暗诵《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亦为人情所难免也。”这一点，其实唐代君臣已经看得很清楚。唐睿宗就曾连下《诫励风俗诏》《申劝礼俗诏》，但并无作用。玄宗也感叹：“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问礼言诗，惟以篇章为主，浮词广说，多以嘲谑为能，遂使讲座作俳优之场，学堂成调弄之室。”上元元年，大臣刘峣就上书说“日诵万言，何关理体？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劳心于草木之间，极笔于烟云之际，以此成俗，斯大谬也”。
最后，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繁荣，也使得大量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盛行于中国，而儒家根本无力消化这些文化和生活方式。李唐皇室本身就有少数民族血统，对所谓的“夷夏大防”的坚持本来就显得牵强。他们也没有真正坚持这一点，皇朝的统治事实上还在依靠少数民族甚至外国人。开元、天宝年间，高仙芝（高丽人）、王毛仲（高丽血统）、哥舒翰（突骑施人）、安禄山（粟特人）等少数民族人士甚至担任了封疆大吏。从宗教文化的角度说，不仅外来的佛教盛行于中国，摩尼教、景教（基督教）、火祆教也陆续进入中国传播。太宗时期，火祆教即进入中国。大历年间，荆州、扬州、洪州、越州各建摩尼寺。玄宗时期，允许天下府郡准建大秦寺。史书记载，至少长安、洛阳、灵武、周至、沙州、广州都建有大秦寺，至少在洛阳的修善坊、会节坊、立德坊及河南、凉州建有火祆寺。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说，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完全与儒家礼教的要求相反，他们带来的服装、玩物、游戏、歌舞无不体现了自由豪放的性格和文化。比如，有的舞者裸体而舞，有的歌舞“腾逐喧噪”。虽然有人批评“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但整个社会不仅早已“胡化”，而且已经极度奢靡。到玄宗时，“长安胡化盛极一时”，玄宗虽然试图扭转局面，但种种措施都不奏效，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街巷走卒，大多沉浸在异国风俗中不能自拔，儒家礼教的约束力于是丧失，是非善恶已经没有标准。玄宗注解《孝经》发生在开元十年，十年以后，他又注解了《道德经》，次年，他又注解了《金刚经》，三部经注都颁布天下，并称三经都是“不坏之法，真常之性”。显然，到此时，帝国早已丧失了意识形态的纯一性，玄宗的做法，不过是步步后退而已。
以上三大原因，哪个更根本？在我看来，最独特、最重要的原因是第三点。也就是说，儒家思想在唐代没有完成转化性创造或创造性转化，它不能赢得异族人的普遍信仰，因此它也无法成为整合天下的强大的思想资源。从理论上说，儒家思想的转化性创造或创造性转化可以由两条路可走：一是上行路线，吸收当时流传在中国的各大宗教观念，形成一个包罗万象、涵盖天人的大系统，以赢得对天人关系的解释权；二是下行路线，吸收少数民族甚至异国的政治观念，抽象成为基础性、宪法性的底线共识，成为人间政治的合法性来源。遗憾的是，唐代不是一个思想家的时代，没有人做这种转化和创造工作。老实说，这也不能怪唐代统治者，因为儒家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观念的确不易赢得游牧、商旅民族的认可，儒家要实现抽象化的历史条件或许也并未具备。这其中最典型的例证是，杨贵妃虽然收了安禄山做义子，但信奉火祆教，自称是该教“光明之神”的安禄山并不能从心里认可儒家的忠孝观念，想反叛还是会反，不会有什么心理压力。从这个角度讲，那些始于北朝的，少数民族倾慕华夏文化并力图归化的故事显然是儒家的一种有意夸大。
从上述意义上讲，李唐盛世终于天宝是历史的必然。此后，则夷狄、女后、宦官、藩镇、盗贼相继作乱，开放的盛世风光不再，唐朝人的心灵由此告别了雍容、自由、开放，进入了批判、整肃异端以试图重整纲纪的时代。于是，先有韩愈发起的重振儒家道统运动，后有会昌灭佛事件。
我准备以韩愈为例来讲述安史之乱后的思想史，但要理解韩愈，又需要对安史之乱后的政治局面进行简要叙述。安史之乱后，藩镇更加坐大。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李希烈同时称王。次年，朱泚赶跑德宗，在长安自称“大秦皇帝”。此后，边患不停，吐蕃、回鹘、云南多次进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大臣武元衡、裴度相继被刺，宰相出门必须配护卫，“朝士未晓不敢出门，上或御殿久之，班尤未齐”，盗贼甚至敢威胁朝廷“毋急捕我，我先杀汝”。好在有回鹘、云南等相继背离吐蕃，朝廷也几次用兵击破吐蕃，边患随即得以解除。元和十二三年，朝廷也相继平定了藩镇，宪宗朝出现中兴迹象。在此背景下，重振专制君权成为了儒家士大夫的普遍呼声。于是，曾参与平定淮西之乱的韩愈（公元768年—824年）走进了思想史。
韩愈平生“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志向，其政治思想，以《原道》《原人》《原性》《原鬼》《论佛骨表》等文为代表，其宗旨不外后世所谓“君主专制”四字而已。韩愈不相信人民有自治能力，所谓“民之初生，固若禽兽然”，必有待君主教养。他说：“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换言之，在韩愈看来，君贵而民贱，人民离开君主，则一日不可活，君主失职，可以批评，但人民不承担义务，则当诛杀。韩愈有句名言：“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是不是令人毛骨悚然？
前世儒家圣贤，于君位传承尚贤，虽自禹始而传子，儒家论证颇多含糊，如孟子，不过说“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儒家本不愿为君权世袭论张本。而韩愈从政治稳定的角度出发则认为：“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后世争之之乱也。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受位之子不贤怎么办？韩愈的辩护词是：“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天之生大圣也不数，其生大恶也亦不数……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诸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这就是赤裸裸的为专制政治背书了。韩愈怕天下因争权而乱，不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权争就不可避免，解决的办法不是取消权争，而在于为权争设计出公允理性之办法。韩愈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政治上的争斗，可以争而不乱。
韩愈自诩为当世圣人，“自度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孔子之后，韩愈唯一服膺的，不过孟子一人。汉儒如董仲舒者，当然不在他眼里。他首次提出了所谓儒家“道统”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荀子）与扬（扬雄）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在韩愈看来，自己就是孟子之后唯一的圣人。但他虽高举孟子，由上可知，他又抛弃了孟子之民本主义而鼓吹君主专制，以此角度看，孔孟若再生，必号召弟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韩愈既自命为当世儒家之圣人，道统所系，所以极力排斥佛老杨墨，尤其排斥佛教不遗余力。韩愈之所以排佛，在于“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不服先王之法，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溺于其教者，以夷狄之风而变乎华夏，祸之大者也，其不为戎乎幸矣”。而观其驳论，不能深入佛老理路，无视儒家不能满足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信仰需求，纯从二教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出发，多粗疏、浅薄、武断，极少宽容风度。如其斥佛骨为“朽秽之物”，士民之迎佛骨为“诡异之观，戏玩之具”，“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灭佛骨之办法则为“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灭佛老之办法为“人其人（明令和尚、道士还俗），火其书（焚毁佛、道典籍），庐其居（将寺庙、道观变成民房）”。
韩愈虽自命醇儒，其实思想驳杂，与“醇”字毫不相干。他反对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认为墨家偏离正道，但又主张“孔墨并用”；他崇尚王道，鄙视霸道，但又称赞管仲、商鞅之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
韩愈既自命圣人，“习成文武艺”，自然就要“售与帝王家”，于是他自比“千里马”、从龙之云、“麒麟”，等而下之，则自比“诤臣”。为了求官，韩愈不惜低声下气给当权者写信自荐，自夸其才，自言其志，栖栖遑遑，忸怩作态。韩愈文集中此类文章所在多有，真让人脸红不已，不忍卒读，不忍引述。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第一个批评韩愈干禄之心太重的人，北宋欧阳修早已有过类似批评。
总之，韩愈思想狭隘浅薄，空有卫道之心，且怀帝师之想，称不上是思想家。因为韩愈根本无视儒家思想的根本缺陷——不能赢得多民族国家人民的全体认同，他对唐王朝开出的药方，就不过治标之术，而远非治本之道。即便从文学家的角度看，我也不喜欢韩愈那种佶屈聱牙，殊少自然风致的文风。在我看来，他这种文风实乃心理纠结之表征。
与韩愈同时的儒家人物，还有李翱可以一提。韩愈卫道，把人分上中下三等，上等人可以通过学习得道，下等人则必须通过刑罚遵守道。这种说法，显然不如禅宗的一念可以成佛高明。刘禹锡说：“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寝息。”正是在佛教的刺激下，李翱提出了“复性”论。所谓“复性”，就是恢复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的纯正、向善本性。如何恢复？不过还是如佛教禅定一样，斋戒静心，只是儒者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达到的是至诚境界，而不是佛教的解脱境界。这就开启了宋明心性论儒学的大门。
问题在于，韩愈提出的“道统”，李翱提出的“复性”，如何才能赢得读书人认可？对于前者，葛兆光先生指出，在韩愈、李翱时代，佛教与道教都已经建立（其中包含虚构）了传承有序的传教谱系，这就为儒家虚构一套道统赢得了人们潜意识的认可。对于后者，《大学》对正心诚意的强调，《中庸》对天命之性的强调，都能为“性”的观念找到合法性根据。
韩愈力倡道统，目的在于垄断、独占真理，强化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必要性。他也希望通过国家的科举考试和祭祀系统向全天下强力灌输这套意识形态。他先是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个文人集团，发动了文学革命，随着自己的政治地位日渐提高，加之他好为人师的性格，使他又试图把文学革命转变为一场思想革命，这就是所谓的“文以载道”。他的思想革命赢得了一些人的赞同，但当时也有不少人看到了其中潜藏的思想专制的危险，批评他的人也不少。比如，韩愈的好朋友柳宗元就坚持认为韩愈所斥责的佛教“有不可斥者”，柳宗元也不喜欢韩愈好为人师的习惯，他自己坚决不愿当所谓的导师；张籍也认为韩愈立论居高临下、太不宽容，“嚣嚣为多言”，“商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宰相裴度也批评韩愈过于好文，“不以文为制，而以文为戏”；李宗闵也对韩愈推崇孟子和“道统”相当反感，认为“人皆奉时以行道者也，不能由道以作时者也”。整体上看，韩愈的儒家专制主义在中晚唐并未成为读书人和士大夫的共识，他所推崇的孟子在唐代也没有进入官方祭祀名单中。
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认为，只要排斥佛老，重整儒家纲纪，天下就能重回盛唐黄金时代，这不过是一种没有任何根据的空想。韩愈死后20年，即会昌四年，信奉道教的唐武宗在道士赵归真等人的怂恿下发动了大规模灭佛运动，拆除了佛寺4600余座，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拆除招提、兰若4万余处，庙产全部收归国有。遭到整肃的还有基督教和祆教，其命运与佛教等同。此举对佛教几乎是毁灭性的，它带来的后续反应显示，其对道教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因为两年后宣宗即位，就下诏恢复佛教，同时诛杀、流放了赵归真等道士，道教的势力受到了极大打击。此后，佛道两教都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唐朝并没有因此中兴，反而很快就走到了尽头。武宗灭佛和宣宗打击道教，充分说明了排斥佛老并不能赢得美丽新世界。
唐代思想史的演变画出了一条从自由开放到专制封闭的轨迹，这个轨迹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无论初唐、盛唐的统治者是否在主观上愿意，但客观上形成的思想上的自由开放局面和政治经济上的盛世是同构的。二，儒家思想无力应对开放时代，成为多民族政治共同体人民的普遍信仰。这一基本特点，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得到证明。非但如此，自由开放的时代必然导致人们对儒家价值的质疑。三，儒家知识分子在面对乱世的时候，习惯于在所谓异端思想上找祸根，而不知问题恰恰出现在儒家自己身上。儒家天真地认为，封闭心灵、垄断真理及其解释权就能海清河晏、天下太平。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痴心妄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