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时候，我们可以对土地不负责”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农场内部的工厂里。与一般的城里工厂有所不同，农场工厂与土地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这让我不可避免地与田亩非常亲近。但这种对田亩的亲近又与乡村有所不同，这这毕竟是工厂，很少有纯粹的以农作物生长为目标的劳作，以至于我并不能与土地建立真正深厚的情感。
我这么说的时候其实说的都不是人话，就像我在说，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艺术被喧嚣晦涩和滔滔不绝的各种理论蒙上了污垢一样，所传达的仍然是被文字遮挡的影像。这些个文字是一张张厚施粉黛的脸皮，因为粉黛厚实所以看不到活生生的美女，哪怕脑门大点。这么说还是有点装逼犯的嫌疑。
我十多岁的时候插过秧割过稻子。我有时候会嘲讽生长在城市里的同学，我说你们不事稼穑，吃着大米根本就不知道稻子是怎么种的，所以你们吃不出来稻米真正的香甜。城里的同学说你别吹牛，蒸好的饭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你吃得出来我们怎么可能吃不出来。我说那不一样，你没种过水稻吃米饭的时候缺少情感投入，就不会喷香。其实真是吹牛
我插秧割稻已经是学农的尾声或者“遗毒期”。那时候伟人语录“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早就不用不背诵了。墙上保留的一些大幅标语，成了我们认字的户外课本。农忙双抢，工厂里派人去支援生产队，学校组织我们一起去，中午生产队管饭。我们踊跃参加，因为可以一连几天在户外活动，还能野炊。
说是去插秧其实大部分插秧工作都是插秧机完成的，我们是大型机械农场，每个分场都有机务队，还有专门的农机厂。播种苜蓿、翻地绿肥、放水耙地、育秧抛秧，分垄插秧基本上都是机械完成。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拾遗补缺，有些边角地或者机械展不开的地方，由人工完成。
有一次支农，童海波林忠白玉和我分到一个组要插完一块五边形的地。记不得地有多大，但是水里是有蚂蟥的，蚂蟥学名水蛭，头尾各有吸盘，吸盘有类似锯齿一样的构造可以直接刺破人或者动物皮肤并吸取血液。一般生产队的农工会用布做绑腿将小腿裹起来，让麻黄无从下嘴。我们四个没管这些，插秧是其次，主要是下水嬉闹。没过多久，每个人两条腿都各吸上了七八条蚂蟥，揪也揪不下来，一顿骚操作就到了中午。
中午生产队送饭来，一人两个馒头一碗菜还外带一个咸鸭蛋。那个饥饿的少年时代，两个馒头吃不饱，林忠说我们去造反。带着我们去找生产队长说，我们是为了革命来支援双抢，不给吃饱就是破坏革命。我也是服了，那时候已经不谈革命了，王张江姚都被打倒了，生产队长恨得牙痒痒，但还是有政治觉悟，骑着自行车跑回生产队食堂给弄了几个馒头和鸭蛋。
我们革命胜利了，但是秧苗还没插完。白玉建议插稀一点，我们四个一拍即合。人家插的稻田都是横平竖直，我们的这块地就像个瘌痢头。到了结穗的时候，我每次路过那片秧田都觉得这稻子长得不好。不过，我们不用对土地负责。
那年，就是吃晚稻米饭，也不是很香。
（有张照片是网图，烦请请原图作者联系，非常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