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十三讲：老子天下第一
这一讲我们讲秦汉时期以道家为主的思想融混运动。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秦汉时期的道家思想进行了如此概括：“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这其中的重点是“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此它与先秦道家就很不同了。
秦汉时期以道家为主的思想融混运动分两个阶段，分别以两部杂著为代表：前一阶段的代表作是《吕氏春秋》，后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淮南鸿烈》。因为老子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历史时期也可以称为“老子天下第一”时期。
《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撰写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影响深远的杂著。此书虽成于秦朝建立之前，但书成不久，秦始皇就统一了天下。秦始皇也不重视这部书，它在汉代才真正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把它放在秦汉政治思想史中讨论。
吕不韦早年是阳翟大商人，但他并不安于经商，他的梦想是重构当时天下的政治格局。也可以说，他把政治当成生意来做，而且做成功了。起初，秦公子异人在赵国当人质，过得相当憋屈。吕不韦觉得，异人对他来说是巨大的机会，所谓“奇货可居”，就想办法接近异人，赢得了异人的好感与信任。然后他就和异人密谋，想方设法让异人回国继承王位。为了加深与异人的关系，他不惜把自己的女人赵姬让给了异人。后来，在吕不韦的运作下，异人成功回国，不久后又继承了王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49年，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封文信侯。庄襄王3年后去世，赵姬年幼的儿子嬴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有人说嬴政其实是吕不韦的儿子，赵姬是怀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这是历史悬案，真相难知，我倾向于认为嬴政不是吕不韦的儿子。
嬴政继位后，赵姬就成了太后，但这个太后情欲旺盛，不自重，还希望与吕不韦保持情人关系，这让吕不韦深感恐惧。为了满足太后情欲，吕不韦给太后进献了嫪毐，两人还生了孩子。后来，太后和嫪毐的想法发展到疯狂的地步，甚至认为如果嬴政死了，他们生的孩子可以继位为秦王。嬴政得知消息后震怒非常，诛杀了嫪毐家族，包括嫪毐和太后生的两个儿子，并将太后迁居到雍地居住。此事牵涉到吕不韦，吕不韦被罢相，但嬴政念其辅助庄襄王有大功，令其到河南居住。要命的是，吕不韦不知收敛锋芒，被贬后还宾客盈门，嬴政怕他造反，就令其一家再次迁居到四川。吕不韦担心被诛杀，遂饮鸩自尽。
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他也应该结交宾客，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三千人，给他们优厚的待遇。这些人被召集起来干什么呢？就是写书。由门客撰写、吕不韦总编的这部书，就是《吕氏春秋》。吕不韦对这部书的水准非常自信，《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氏春秋》成：“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吕不韦为什么要编撰《吕氏春秋》？钱穆先生认为这是吕不韦养誉自重之举，最终目的是为了代始皇自立。萧公权先生也认为“吕书之政治意义为立新王以反秦”。他们的论据都是《吕氏春秋》中多有抗议秦王专任法家、政治苛酷之语。比如，“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 “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等等。《吕氏春秋》全书共计二十余万字,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其中十二纪是全书主干。萧公权先生说，《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持论每阴抑法家，先秦诸子皆在称引之列，但无一言及商鞅、韩非，八览、六论虽偶尔列举法家言行，但整体上却否定法家之主旨。
我认为，《吕氏春秋》从思想上排斥法家是很明显的，但仅凭这一点，就说吕不韦反秦，甚至想代始皇自立，根据太不充分。真要做出这样的论断，必须有具体的史实支撑。吕不韦担任丞相、相国多年，权势极大，确实有想造反的可能性。但是，史家不能以可能性下结论，而要再三追索事实。问题是，秦汉两代史书中均没有吕不韦谋图造反的可靠证据。如果有可靠证据，嬴政当初痛斥吕不韦的时候不可能不予以列举。我认为，《吕氏春秋》的编撰目的应该是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帝国建构理论上的合法性，由此统一天下人的思想，只不过这套理论建构与秦国多年来施行的法家理论有相当大的不同，甚至背反而已。也可以说，吕不韦是希望通过这部书规劝秦始皇。
其实，《吕氏春秋》将其写作目的表述得很清楚，那就是要统一思想。“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搏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那么，如何理解《吕氏春秋》的思想？
首先，它延续了《管子》、《荀子》融混百家思想的思路，只不过它融混的范围更大。因为它兼收并蓄，的确可以算是杂家。不少前辈学者曾统计过《吕氏春秋》征引过的古书、古人的的次数，我在这里仅举一例，以说明其杂。1948年，学者王范之先生统计数据表明，《吕氏春秋》曾3次引述《易》、3次引述《论语》、12次引述《诗经》、12次引述《尚书》、1次引述《孝经》、7次引述《黄帝书》、1次引述《墨子》、1次引述《左传》、7次引述《老子》、17次引述《庄子》、5次引述曾子、5次引述子华子、1次引述慎到、1次引述詹何、4次引述孔子。
其次，《吕氏春秋》虽属杂家，但并非没有一贯宗旨。这个宗旨是什么呢？我认为汉代高诱评《吕氏春秋》很到位，他说：“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仁义为品式，以公方为验格”。要言之，它主要是想融混儒、道、法、墨四家。
如何融混儒、道、法、墨四家呢？《吕氏春秋》认为，人间秩序源自天道，人道必须与天道合一。它构建了一个以天道为准绳，以太一、两仪、阴阳、四季、五行、十二月为基本时空的系统，所谓“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而复合，合而后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而复始，极而复返，莫不咸当”。 孔子以人文立教，强调人的道德主体性——仁，同时就淡化了殷周时期对天的强调，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与天本主义、神本主义是不同的。到《吕氏春秋》，重新开始强调起天的作用来了。
在该书序言中，吕氏自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天道圜，地道方，圣人法之，所以立上下……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这个系统在十二纪中得到了详尽说明。何谓十二纪？一年分四季：春、夏、秋、冬；每一季又分孟、仲、季三段，共计十二段，也即十二个月、十二纪。在十二纪中，《吕氏春秋》将人事与天道（四季天时）进行了简单比附，由此融混了儒、道、法、墨四家，使之成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
春天万物萌生。天生人，是要让人活的，否则祂就不必“生”人。因此，人遵从天道、天命，就应该好好活。这里的人是个人，而不是人类这个整体性概念。对上天负责的，也是个人，而不是群体、社会。因此，个人优先于社会，个人好，社会才能好。《吕氏春秋》由此主张为我、“先己”、贵生，批评那些“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殉物”。它说：“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什么叫“全生”？就是人的欲望都能得到合理的满足。什么叫“亏生”？就是人的欲望能得到部分合理的满足。“死”不用解释。而所谓“迫生”，就是生不如死的状态。因为全生是天的意思，也是人的理想，因此政治要符合天道，也要促成人民全生。“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天道无为，万物自生，所以君王要无为而治。显然，这里凸显的主要是道家思想。
夏天万物滋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自然要立君主、定规矩、建制度以止民争斗。在这个时代，就需要进行道德教化，让人们发自内心地尽忠尽孝，遵守伦理秩序。《吕氏春秋》认为，学习，也是天的需要。“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不学就违背天意。“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则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吕氏春秋》多次谈及忠孝的重要性，因为这是建立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的根本。比如，“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不罢北……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先王之教，莫荣于孝，莫显于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
这个部分凸显的当然就是儒家思想了。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吕氏春秋》虽然主张立君主，但又认为，君主只是治理天下的工具，而非目的。它甚至说出了下面这些掷地有声的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它也称赞汤武革命：“若令桀纣知必亡国身死，殄无后类，吾未知其厉为无道至于此也。”也正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吕氏春秋》强调君主应该纳谏议、顺民意、节制欲望：“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君主一人“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君主必托贤臣，“正名审分以治吏，无为成身而天下自治矣”。“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人主应该“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它也明确反对商鞅式的穷兵黩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为在人,故日杀僇而不止,以至于亡而不悟。”“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
秋天是肃杀的季节。按五行说，秋天属金。金主兵、刑。人类社会既然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人心复杂，争斗繁多，单纯的道德教化当然不足以止乱防暴，军队和刑法也是保障秩序的必要工具。这个部分，《吕氏春秋》论述了法家的必要性。不过它同时又主张将领要爱兵如子，兴兵要讲道义。“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
冬天是万物归藏的季节。《吕氏春秋》在这部分讨论了人死后的问题。它主张人活着时就好好活，顺应自然，注重养生长生，临死也不要怕，要安于死，因为有生就有死，生死都是天命，不必恐惧。人死后，没有必要厚葬，因为这可能导致盗墓，使死者不能安死。这里体现的显然是墨家思想。它还主张士人要敢于杀身成仁。“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
言及此，我们似乎可以说，《吕氏春秋》的思想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以道为体，以儒为用，以法、墨为补。由以上介绍可知，这个通过比附构建的理论还是比较粗糙的，但在当时，它具备相当大的合理性。遗憾的是，秦始皇根本听不进去，他既不喜欢宾客，也不喜欢读书，他迷恋的只是法家的势、法、术，他因此取得了天下，也丢掉了天下。
如果说《吕氏春秋》体现了道家试图融混百家的第一次努力，《淮南鸿烈》则体现了这一运动的第二次努力。《淮南鸿烈》是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召集宾客数千人编著的一部杂著。刘安是厉王刘长的长子。刘长因罪徙蜀，中途绝食而死，文帝怜之，封其四子，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刘安感念祖、父两代命运，有反叛朝廷之志。其为人好书、琴，不喜犬马驰骋，却喜欢道德文章和名声，二十余万字的《淮南鸿烈》即是其志向和爱好的产物。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安谋反事败露，自杀以死，王后、太子等参与谋反者皆被灭族，相关人等皆受诛，淮南国被除为九江郡。
《淮南鸿烈》的写作目的与《吕氏春秋》如出一辙，那就是所谓的“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以统天下，理万物，应变化，通殊类，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也就是说，《淮南鸿烈》无所不包，它要为宇宙、人间立法。如果说《吕氏春秋》还主要是通过将天时与人事进行比附的方法来建构其理论体系，《淮南鸿烈》则将这种比附的方法和范围扩大到整个宇宙时空来建构其天人感应理论。比如，人的灵魂是天给的，形体是地给的；天圆地方，所以人头圆足方；天有四时五行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脏三百六十个骨节；天有风雨雷电，人有喜怒哀乐。如此等等。《淮南鸿烈》为什么要通过这种方式贯通天人？因为“言道而不言事，则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息。”用现在的话来说，刘安的理论抱负足够大。
那么，《淮南鸿烈》的思想主旨是什么？高诱认为，该书虽然“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对比《吕氏春秋》和《淮南鸿烈》可以发现，后者比前者更强调“道”的绝对、优先地位。《淮南鸿烈》拆分了道和天，道高居天、地、人之上，既是宇宙万物的价值来源与依据，也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当然，这里的“道”，就是老庄之道，尤其是老子之道。
《淮南鸿烈》为什么仍然属于杂著呢？因为它也是要“采儒墨”、“撮名法”的。我们来看看它对社会秩序演变的看法。
从老子的道本无为的观点出发，《淮南鸿烈》极度美化了初民时代无为而治的社会秩序。它描绘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与老庄并无二致：古者“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亲戚不相毁誉，朋友不相怨德”，“万民猖狂，不知东西。含哺而游，鼓腹而嬉。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谓大治。”“混混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什么叫道德？“率性而行谓之道，得其天性谓之德。”所以，任何人造的礼俗都没有必要，“达于道者反于清静”。
问题是，这种理想社会不可能长久，人类终归要进入文明时代。这一点，《淮南鸿烈》当然是知道的，只是它认为这个文明时代却是“衰世”。到了“衰世”，“人众财寡，事力劳而养不足，于是忿争生，是以贵仁。仁鄙不齐，比周朋党，设诈谞，怀机械，巧故之心生而性失矣，是以贵义。阴阳之情莫不有血气之感，男女群居杂处而无别，是以贵礼。性命之情淫而相胁以不得已，则不和，是以贵乐。”“及至山川溪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夭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怎么办呢？只能设君主以治理，“采儒墨”、“撮名法”就成为历史的、逻辑的必然了。所以，《淮南鸿烈》也称许儒家之治，所谓“政教平，仁爱洽，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生者不怨，死者不恨”。不过，它同时又强调，设立天子的目的只是促使社会和谐，让人们自得其乐，“所谓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则与道为一矣。”
《淮南鸿烈》即便承认人类终归要进入文明时代，但它认为，任何时代都应该以无为作为政治的宗旨。无为不是“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而是“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则“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即万物一齐而无由相过。”
《淮南鸿烈》曾自述其中心思想：“欲一言而寤，则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三言而究，则外物而返情。”所以，它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权利，反对的是朝廷在权力和思想两方面越来越明显的独尊趋势，它甚至认为“天下是非无所定”，“不知世之所谓是非者孰是孰非”。结合《淮南鸿烈》的思想和刘安的事迹来看，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淮南鸿烈》是一部反书，刘安试图以此书形成舆论与朝廷争夺民心。刘安自杀，淮南国被除国，预示着汉初黄老之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的终结。《淮南鸿烈》不过是汉初几十年的一抹夕照和一曲挽歌而已。
《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都试图以道家为主融混百家，以实现人民的自由，但它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从理论上讲，它们人为建构了天、道，希望以此约束专制君王，但因为这种约束力毕竟是人造的，所以其约束力就太弱，专制君王完全可以不听它们这一套，因此它们注定是会失败的。从历史角度观察，这两部书的总编的身份别具意味，吕不韦是权臣，刘安是贵族，二人的最终结局都是自杀。这一历史事实说明，在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下，权臣和贵族其实是无力从制度意义上制约君主权力的。西欧之所以演化出立宪政治，一方面与其基督教传统高度相关；另一方面，与西欧各国的国王从来就不曾拥有像中国的皇帝那样的专制权力高度相关。这或许就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