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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同盟（十二）

大圐圙 人文圐圙
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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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基运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是在1922年，第二是自1924年始至1927年为止。1922年4月1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借用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年会，各地分会均派代表参加。但在会议尚未召开前的3月9日，一群上海学生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为名，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借用中国的大学校址开会。他们又攻击基督教为资本主义殖民政策的先导，奴役中国人民。这群学生通电全国各校要求支持，各地纷纷响应。
3月11日，北京学生成立“反宗教大同盟”，李石曾和蔡元培等人均予协助。3月21日，由为数七十七人的学者以该同盟的名义联署发表宣言和电文，指出宗教对人类的祸害。中国原为无教之国，但近数十年基督教却来毒害国民，故他们组织同盟以对抗之。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闭幕的当天，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三千多人参加，不少著名学者上台发表演说，反教情绪高涨。
当时，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及知识分子纷纷成立反基督教运动的组织，可考的有23个，他们彼此并无太大联系。即使是在5月有“非基督教同盟”成立后，也无什么证据说明它确实领导全国性的非基运动。
非基运动开展后，北京大学五位教授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及马裕藻在3月31日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反对攻击基督教。但此时期大部分学者均反对宗教，支持非基运动。至于中国基督徒起来回应的便更少，主要只是广州由张亦镜编辑的《真光》杂志，后来并将反教及护教文字合辑成《批评非基督教言论汇刊》。
非基运动的主要参与成员是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不断攻击基督教。4月是非基连动的高峰期，至5月反教言论已逐渐沉寂下来。7月后，据美国驻华大使史助门所言，民众对非基运动已失去兴趣，第一阶段的非基运动暂时告终。紧随着第一阶段非基运动结束而来的是一场知识界有关科学与玄学、宗教与人生的大辩论，牵涉的学者相当多，讨论气氛非常激烈。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仍不断有攻击基督教的文章出现。
第二阶段是1924年，全国反帝国主义情绪高涨，很多刊物不断鼓吹反帝思想，甚至连一向保守的《东方杂志》也转趋激烈了。在这样的社会思潮蕴酿下，非基运动卷土重来。1924年8月初，上海一群青年重组“非基督教同盟”，唐公宪为主席，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起草宪则。他们召开大会，攻击基督教的侵略性质，又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支持。1925年初，全国如南京、长沙、广州、苏州、九江、绍兴、太原、宁波、青岛等地相继成立同样的组织。
此阶段非基运动得到各党派大力支持，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在8月上海举行的非基督教同盟集会会上，便曾公开谴责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上海外，广州的非基运动最为蓬勃，行动也远较他地为激进。《民国日报》附刊《觉悟》，每周刊出《非基督教特刊》，共出了25期。《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喉舌也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基督教展开猛烈的抨击。
1922年某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上，便已将非基运动列为他们的工作目标之一，并要求团员尽量争夺运动的领导权，只是第一阶段的非基运动很快无疾而终，未能有所作为。1925年该团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反对基督教决议案》，重申要帮助非基督教同盟发展至全国各地，并且预备宣布一切基督徒、教会、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罪恶。
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进行得极有步骤，也更具规模。广州某部在1924年12月22至27日，即圣诞节的时期，定为“非基督教周”，动员群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分队演讲，并到教堂扰乱秩序，强占讲台，强迫听者离场。
1925年5月30日，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发生，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怒潮，各界相继罢工、罢市、罢课，并要求收回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由于排外情绪强烈，不少传教士(特别是英籍的)被迫离开中国。即使勉强留下的亦面对很大的麻烦，他们不能雇用仆人，食物供应有时出现困难，公开聚会也受干扰。非基运动亦转趋暴力化，有报导某些城乡的基督徒被人逮着，挂上“汉奸——洋人走狗”的牌子在颈项上游行示众，甚至有信徒被杀。
1925年7月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七次会议，议决学生联合会接收非基督教运动，并且订立全国的“非基督教周”，向群众宣传基督教的祸害。同年圣诞节的非基督教周期间，各地都发生了教堂被占、传道人被殴的事件。
1925年—1926年间，各地传教学校爆发了一连串的学潮。《中国青年》发表数篇文章，公开鼓动学生发起风潮，来改造学校。此外，一些外围组织更努力渗入学校里面，煽动学生起来反抗校方。在非基督教周时，组织宣传队强进传教学校作反帝的宣传。由于反帝思潮泛滥，非基运动对传教教育的责难，对传教学校学生造成很大的影响。
他们不少怀疑校方办学的企图和诚意，加上经过多次学生运动的洗礼后，学生已趋激烈化，遇有任何不平事，动辄以罢课、罢考、退学为要胁。素以校风严谨见称的传教学校，对学生的激烈态度和不敬行为自难容忍，往往以强力压制，冲突乃不可避免。学校提出禁止的理由虽然很多，但在中国人看来却只有一个，便是作为由外国人开办的学校，传教士自然不会欢迎学生进行反对他们母国及反对他们的运动。这样传教学校实施奴化教育，扼杀中国青年的爱国思想的罪状便昭然若揭了。
传教学校风潮迭起，为数近六十宗之多，遍布各地。影响之下，学生乃集体罢课及退学，并在社会人士的支持下另组新学校(如复旦大学之于震旦大学)。一些差会为避免严重事故，亦索性将学校予以关闭(如之江大学、雅礼大学曾一度及永久停办)，甚至有的学校因此连校产权也遭地方政府没收(如汕头华英中学)学生人数大幅减少。单以中学为例， 1922年传教中学学生人数为11000人，至1927年减为5500人。
第二阶段的非基运动蔓延至全国各地，对传教事业造成严重的打击。特别是在国民政府管辖的地区，由于政府对运动予以支持，甚至纵容人民骚扰教会，影响极为巨大。
1926年当国民政府北伐时，北伐军所到处，屡有教堂、医院、学校被占住的事件发生，各地传教士也在领事或差会的命令下离开中国。因此传教工作在1926至1927年间，或停滞或收缩.尤其那些偏远乡间的教堂，不少被迫关门，信徒也流失了。反倒在军阀控制下的北方，直至北伐军进占为止，非基运动受到政府的抑制，故所受冲击较少。
1922年本是来华传教士最多的一年，达8300人，但1928年急降至3150人。广东的情况更为恶劣， 1923年有816人， 1928年却仅余262人，下跌了六成以上。即使并未离去的传教士，许多以安全计，亦由内陆迁至沿岸的大城市，故对内地的福音工作影响非常大。
作为第二十世纪一次庞大的反基督教事件，非基运动的影响却十分广泛而深远。首先，它是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两次的号召都立即得到国人的热烈支持，参与人数极其众多。就以第一阶段为例，自上海学生于3月9日发出通电后，迅速得到各地的响应。而在4月21日北京召开的大会里，竟有三千多人参加，可见其背后有群众心理的一致趋向。
其次，非基连动也是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同思想。在非基连动前后，有科学与人生、宗教问题等讨论，参与讨论的人极多，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有名的学者，比如胡适、陈独秀、张君勤、丁文江、粱启超、朱经农、张东荪、吴稚晖、蔡元培……等。
其中只有少数肯定宗教的价值，而对于基督教予以肯定的，几乎绝无仅有(基督徒除外)。这些人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都不同：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其它主义……但是持不同政见和学说的知识分子，竟不约而同地攻击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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