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卢梭
人是否生而自由？我有很多疑惑。也许人自以为自由，但其实身在罗网，而不自知，反自得其乐，正如池中之鱼，笼中之鸟。
反观我自己的经历，我自以为澄明如斯，自由若水般的童年，从始至终都是一片茫然。在衣食之虞尚且无法满足时，自由当然更谈不上。那时的自由多是夹杂着好奇的盲从，沉淀为成年后有趣又好笑的回忆。
时值文革结束，我刚上小学，自然说不上有什么知识，对周遭世界一片茫然。如果在旧时代，最多算是个蒙童，可我并未开蒙，也并不知道什么是私塾的蒙养教育。我周围的世界，运行其中的万事万物和历史，幻化为戏剧舞台、说书人天马行空的夸张表演，和乡下人似是而非，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神奇解释，被他们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和价值。
一年前，毛主席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他，村东面的戏台布置成了追悼会现场。追悼会那天，大队支书讲了话，有的社员还流下了热泪。毛主席走了，救星陨落，但“以粮为纲”的最高指示未变，农业还要学“大寨”，生产队依然要“抓革命，促生产”。农民每天还要按时上工、放工，节奏紧张，虽然过的还是几十年不变的食不饱衣不暖的贫苦生活。
毛主席意味着什么？听惯了“东方红，太阳升”，自然知道他是大救星。唱熟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也清楚他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舵手。尽管在大干快上、尽情歌唱的岁月里，乡下人衣服上布满了补丁，爬满了虱子，一年四季大多数时间，还是靠红薯、玉米充饥。即便大多数农民并非党员，但并不妨碍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在他们眼里，毛主席的伟大，天经地义。
毛主席推翻了三座大山，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毛主席打败了美国，还清除了刘少奇、林彪这样的大坏人，谁还敢说毛主席不伟大？没有毛主席，我们还会被刘文彩、周扒皮、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地主欺压，可能会像高玉宝一样，过着半夜鸡叫的日子。
蒋介石是谁？我只听说过蒋介石，知道他是个坏人，据说他没有头发，脑袋上是光的，被毛主席打败，跑到了台湾。但因为蒋介石姓“蒋”，和我是本家，我又对他多了一份好奇：蒋介石除了脑袋光亮，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没有人告诉我，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周围的乡亲们大多也对蒋介石一无所知，除了知道他姓蒋之外。
那时的公社电影放映队放的多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上甘岭》、《渡江侦察记》、《闪闪的红星》这些革命战争片，这都是毛主席指挥的，甚至连《黑三角》里的特务老太太也是毛主席指挥抓出来的。毛主席用兵如神，没有毛主席，我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阶级敌人随时都可能复辟。
在普遍知识贫乏的农民心中，除了戏剧和说书人，他们基本没有别的渠道了解历史，他们了解的历史，就是《花木兰》、《打金枝》《穆桂英挂帅》，和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传》，以及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四大名著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他们熟悉的历史人物不过是花木兰、郭子仪、八贤王、佘太君、杨六郎、穆桂英、曹操、朱元璋、赵构、岳飞、潘仁美这些舞台上经常出现的人物。某种程度上，对这些历史人物，他们甚至像自己的邻居一样熟悉。他们眼里的皇帝只有赵匡胤、赵构、朱元璋这样的比较对象，除了封建皇帝、王侯将相这样的参照系，他们不知道别的参照标准。
自然，在朴实而又单纯的他们眼里，毛主席打下了江山，做了国家主席，毛主席就是皇帝，跟随他的战友都是大臣。经典的影视作品里，毛主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毛主席不仅是皇帝，还是神。
而农民自己呢？不过还是新朝代的平头老百姓，照例要纳粮交税。
毛主席逝世了，就等于神不在了。对于衣食住行都靠毛主席生活的人来说，他的去世是一个无人可以弥补的真空。
也许在有些人心目中，毛主席未必是神，但在整个社会普遍认为毛主席是神的社会环境下，日久天长，有时也会恍然不觉地把他视作是神。就像很多“右派”、“反革命分子”，被批判久了，真的认为自己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成了十恶不赦的坏人一样。
毛主席逝世了，神不在了，新中国的支柱倒塌了，人们突然陷入了恐慌，失去了精神依赖。而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又加剧了这种精神和心理恐慌的迅速蔓延。随之而来的，是对他的深深怀念。这种怀念或者出自朴素的感情，也许来自于长久以来的全方位教育，和无孔不入的密集宣传。
不知何时开始，怀念开始以一种隐秘而又神秘的形式浮出水面。于是，一个说法不胫而走，迅速传播——毛主席会显灵，通过写字给人说话，传递信息。
怎么给人说话？方法很简单，在桌子上铺上报纸，报纸上撒满白面。然后，在筛面的箩上插上缝衣针，两个人垂直站着，双手抬着箩，看箩上的缝衣针在白面上游走，缝衣针在白面上写出的字，就是毛主席向我们说的话。
就这样，在寒冷的冬夜，月凉如水，万籁无声时，靠着煤油灯微弱的亮光，一家人，甚至几家人，聚在一起，神情庄重地等着毛主席向我们显灵，虔诚地等待着他老人家给我们写字，向我们说话，传递心声。
生产队时期的生活贫苦而艰辛，白面是农民最为珍惜的财富，可为了能与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近，我们在所不惜。
为了知道毛主席向我们说什么话，我也曾多次抬着箩，静静地等待神迹的出现。大人们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看着雪白的白面和细细的缝衣针。
抬箩的时间长了，身体难免会晃动，手也会不自觉地抖动，缝衣针常常漫无目的的游走。何况两个人抬着一个不足两斤重的东西，很难保证长时间不动。更何况，人身体的呼吸和心跳，很容易使身体发生轻微晃动。于是，缝衣针常常会在白面上划出一些奇特的符号。
缝衣针在白面上写出的字，常常弯弯曲曲，像崎岖的山路，根本无法辨认，弄得我们一头雾水。何况，我周围的人本来就不认识几个字，大多还是文盲。
也许毛主席他老人家喜欢狂草，对于龙飞凤舞的狂草，以我们的认知能力和文化水平，根本没有能力辨别。
就这样，多次尝试之后，很少人能够读出来毛主席写给我们的狂草。很多时候，有人鼓足了勇气，也最多一知半解地猜出半个字。让人悲哀的是，开始时的欢欣鼓舞，最后都是无奈的叹息而去。
那时候，我很惭愧，毛主席他老人家借着我的手教我写字，我竟然没有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很后悔没有珍惜这个非常的机会。
也许是我们不够虔诚，也许是我们太过愚拙，总之，我们没读懂毛主席的话。也许他老人家向我们显灵了，但我们竟然没有觉察出来。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毛主席不向我们显灵，是因为我们不够虔诚。直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并非我们不够虔诚，而是我们心里抹上了厚厚的脂油，这脂油蒙蔽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无法站立，对一些常识选择视而不见。
建国后，党和国家不遗余力地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文革时期，各地更是掀起“破四旧”。然而在很多地方，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四旧”并没有破除，更没有得到清理。在地理位置偏僻，文化教育落后的农村，“四旧”是看得见的。在经济富足，文化发达的城市，精神上和灵魂里的“四旧”却是眼目难以察觉。很多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仍然停留于满清的辫子时代。虽然建立了新中国，进入了新社会，但很多人并没有实现人格独立，很多人的价值判断、思维方式，仍然还停留于旧中国，并没有走出旧社会。
就像辜鸿铭所说，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有些人的辫子，在脑袋里，并非那么容易剪掉。辫子本是满族人加给汉人的羞辱，然而，竟然变成了国人的荣耀，最后演变为辨别敌我，进行民族认同的身份标记和符号。幸耶，悲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