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您我素昧平生，本不愿打扰，奈何学术实乃天下之公器，有不得不言者也。
缘由是这样：2013年4月12日，您在武汉大学“素质教育讲堂”做了一场题为《当代中国的第三次启蒙》的演讲，大声疾呼当代中国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演讲稿后来被人整理发在网上。这几年以来，我多次看见朋友们转发此稿，也有不少朋友征求我对此稿的意见，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按我理解，您的这篇讲稿表达的观点不仅是您个人的观点，也是相当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因为我就从很多朋友口中听到过类似的观点。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石国鹏老师还在最新的讲座中呼吁继续启蒙。
不过，认真拜读过您的讲稿以后，我想说的是，我虽然同情、赞赏您的救世心愿，但实在无法认可您的观点。这也是我之所以给您写这封信的原因。既然您的观点是相当多知识分子的共识，所以我决定采用公开信的形式谈谈我的看法，我想您一定不会介意的。
先说说我的结论：启蒙已死，而且不能复生。之所以不能复生，不是因为启蒙的路径、方法错误，而是因为启蒙本身就包含了自杀基因。因为启蒙必然通向死路，所以当代中国根本不需要进行第三次启蒙。如果非要再搞第三次启蒙，也必然是死路一条。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史上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一次是五四运动；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运动有共同之处，都是昙花一现……到了今天，国人在政治上绕了一个大大的圈，从八十年代算起，有了整整一代人新的记忆和经验，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讲稿开宗明义提出您的关切，那就是，五四和八十年代两次启蒙运动都失败了，所以有必要进行第三次启蒙。
前两次启蒙运动为何会失败呢？我尽量按您的逻辑，总结如下几点原因：
您说：“二十世纪的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居高临下对老百姓进行启蒙，把民众当做儿童进行引导、教育。按照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康德认为启蒙就是运用自己的理性，走出自己未成年的状态。启蒙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监护人’自居，把老百姓当儿童看，恰好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知识精英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一整套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
虽然在两次启蒙运动中，知识精英都有居高临下看不起民众的特点，但八十年代的知识精英不仅俯视民众，而且仰视权力。“第二次启蒙的总体倾向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状态：知识精英眼睛朝上，希望自己的大声疾呼能够在民众中引起轰动，最终被掌权者听进去，当然也代表人民说话，但是他们只代表了人民对领导和上面政策的消极等待。”
您说：“五四运动的启蒙与西方启蒙相比，一开始就面临先天的不足，缺乏理性精神，不像西方启蒙有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做铺垫。而我们的传统是古代自然性情，即‘狂士’，这些人看起来好像很独立，不受约束，但没有积极的目标，最后把一切都搞乱，注定要由儒家正统收拾局面。”
对五四知识精英而言，这种没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表现在“启蒙思想家们写的很多东西基本都是拿现成观念唤起民众，而对于这些观念在理论上的来龙去脉，真正含义是什么，往往不加深究”。对八十年代知识精英而言，这一特点体现在“对普遍人性的反思方面，仍然没有达到西方启蒙运动的深度”，“没有在理论层面从人性的普遍本质中寻找根据”，“启蒙思想并没有内化为中国人人性中的必要层次”，“疏于反省政治层面下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文化心理问题、国民性和人性问题。”
4. 知识精英普遍把启蒙当工具，存在“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和急功近利的倾向”。
五四知识精英以启蒙作为“救亡”的工具，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以启蒙作为“图强”的工具。既然将启蒙当成实用工具，自然就要通过结果来衡量此工具的价值。遗憾的是，作为工具，启蒙既不能救亡，也不能图强，于是前后两次启蒙就都被历史抛弃了。您说：“不管五四运动，还是八十年代，中国启蒙思想家看来看去更像是一些谋臣或者是智囊，不像西方的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比如像卢梭和康德那样隐居起来，独自一人思考人性的问题，不在乎那些表面的效应。中国启蒙思想家的目标在于治国平天下，把衡量理论的标准放在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上，借用政治的操纵，堵塞了启蒙思想本身的深化和进一步的发展。”
由于将启蒙当成实用工具，“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按照他们的启蒙逻辑，先是把大众当做儿童，然后以追随的大众人数作为启蒙成效标准，进一步就走向大众的崇拜，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民粹。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民众精英引导大众，同时又崇拜大众，大众崇拜甚至导致愚昧崇拜。因为大众不成熟，虽然力量很大，但思想上不成熟，怎么引导？就必须要阿谀、崇拜大众，乃至于崇拜愚昧。当大众处于愚昧状态的时候，知识精英们就崇拜愚昧，走上这样一条路，最后走上新的造神运动。启蒙运动变成造神运动，以造神来启群众之蒙，这是一个悖论。本来启蒙运动是要打倒那些神，批判宗教，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结果最后又走向造神。”
您说：“这两次启蒙最后都销声匿迹，失败了，根本原因就在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国情的基础仍然是自然经济。精英们大声疾呼，但在底层民众中找不到什么回应，精英们只是在知识分子中有一些拥护者，百姓的日常生活，仍然是基于自然机制上的小农生活，小农人格没有独立，依然渴望一个救世主，或者高高在上的精英，来稳定人心。”
为什么可以进行第三次启蒙了呢？正是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初步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市场经济。“在这一过程中，暴露出各种各样的矛盾，靠传统的那套方式已经完全没办法解决，必须要引进市场经济的一整套普遍原则，包括市场经济运作规范，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以及伦理道德中的普世价值。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将来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您认为：“第三次启蒙正在发生，最大特点就在于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从国外引进一套最新知识体系改造社会文化，而是中国社会本身从根基上发生变化，已经向知识分子发出强烈呼吁，要求他们为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规范，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
1. 启蒙要从科学深入到理性。“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包括两点：一是怀疑精神；一是逻辑精神。怀疑精神要有批判性思维，中国人最缺乏的就是批判性思维；逻辑性精神就是能够推理，中国人不善于推理，总是从一个话题跳到另外一个话题。这种理性精神是远远超出实用目的的。”“科学没有什么迷信不迷信，科学本身就是怀疑精神……这样理解科学，那它就不再是人性的束缚，不再是自由的枷锁，而是自由本身。”
如何才能从科学深入到理性呢？您提出要用理性对抗天理。“真正的理性与传统天理是对抗的，天理是一种规则，但是又不可规定，不可言说，只能靠每个人的体会去悟，是非理性的，不可传授。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天理到底是什么？实际就是人情，人情大于王法，天理就在人情往来之中，在待人接物的感悟之中，在行为举止的循规蹈矩中，在下级对上级的愚忠，甚至在行贿受贿中体现出来。以理性对抗天理，就是要讲道理，而不是首先讲立场，在没有讲清楚道理时讲立场，就会掩盖问题。中国当代启蒙的对象和任务首先是要用理性对抗传统天理，用逻辑理性和自由精神揭穿天理‘以理杀人’的本性。”
2. 启蒙要从民主深入到人权，以人权的概念重建自由。“西方民主建立在天赋人权基础上，这个理论对不对，可以暂且不讨论，但没有这个前提，谈何民主？”“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法权之下的自由，也就是一切人所承认的公正原则之下的自由。”
3. 启蒙要有对普世价值的总体把握，要树立健全的启蒙心态。健全的启蒙心态主要包括：谦虚、宽容的心态，平视而非俯视、仰视的心态，与政治及任何具体利益保持适当距离的心态，理性论战的心态等等。“启蒙思想当今的主要理论对手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启蒙者应该与对方进行平等的理论辨析和论战……论战不是为了搞宗派，强调自己多么正确，而是要把具体问题搞清楚。同时，也不要把理论上的对立扩大到宗派对立，甚至政治方面的对立。成熟的启蒙意识应该把传统观点当做一种观点来对待，努力与之进行理论争辩，但是不要压制，更要反对一种观点对其他观点的扼杀，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宽容之下，传统文化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够作为多元中的一员站住脚。如果说启蒙存在敌人，那么，把一切其他学术加以扼杀，不准别人发言的倾向就是真正敌人，在儒家方面有，法家更不用说，这是要坚决反对的。健全的启蒙心态比具体的观点更重要。与前两次启蒙相比，启蒙心态要有根本的改变。”
您的结论是：“今天已经不是鲁迅的时代，历史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梦醒以后不是无路可走，梦醒后唯一的出路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贯彻普世价值，融入国际社会。启蒙在今天比90年以前更具有物质基础，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悲鸣和呐喊，而是历史的必然。”
《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孟子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所以，让我们先从启蒙的本质开始追溯，再回头反观、烛照枝节问题。
什么是启蒙？正如您所介绍的那样，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最为经典，最能得到几百年来知识分子的公认。康德那句话的准确表述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也就是说，康德承认，人人天生都具有理性，理性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只是由于人“自己”的原因，使自己走向了不成熟状态。所以人要经过别人的引导，才能重新发现、运用那本已具备的理性。康德这句话强调的是每个人最终都要自己作主，通过自己的理性衡量一切、决定一切。在他看来，通过自我进行自主的理性选择，是通向自由的道路。人类亦然。
1.人是如何走进不成熟状态的？只有搞清楚了人如何走进了不成熟状态，也才能回答人如何才能走出不成熟状态。
2.人要走出不成熟状态，只能靠人引导吗？舍此别无第二条路吗？知识分子有何资格引导民众走出不成熟状态？难道就因为知识分子有理性吗？既然人都有理性，知识分子比民众多了点什么，以至于可以成为民众的教师爷呢？知识分子是率先能运用自己的理性的人吗？如果是，为什么知识分子描绘的社会进步蓝图往往是乌托邦，一旦落地往往意味着灾难？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良心自然不是从理性而来，那如何证明知识分子就比普通民众更有良心，而不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还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瞭望塔。知识分子靠什么瞭望？靠理性吗？理性能瞭望未来吗？
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就必须先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理性何来？
既然人人生而具有理性，那么追溯到底，理性就只能来自一切创造的源头——神。三大一神教认为，神用泥土造人，然后给人的鼻孔吹了一口气，人从此成了有灵的活人，具备了神的“形象和样式”（即属性）。因为神具备公义、良善、圣洁、怜悯、慈爱、理性、情感、意志等属性，因此人也具有如上属性。神的属性包括很多方面，这些属性各不相同，但完美地统一在了一起，不会使其中一个属性（如理性）高于其他属性，因此神的道是中道、正道，是真理本身。耶稣就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也因此，理性本身并不是真理，理性只是真理的一部分，而且理性要成为真理的一部分，以它不僭越自己的地位，能与真理的其它部分配合、融合为前提。神不仅不会反对人发展、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会鼓励人充分运用那由祂赐予的理性，但人不能只发展理性而抛弃真理的整全性，抛弃真理的整全性就是悖逆神。
遗憾的是，人类始祖亚当夏娃选择的正是滥用神赐给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神命令他们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否则“必定死”，他们经不起古蛇的引诱，偏偏就吃了。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果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与神分庭抗礼。正如蛇引诱夏娃时说的：“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世记》3：5）确实，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眼睛就亮了”，人自认为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拥有了分别善恶的能力，但从此注定每个人必定会“死”。
这个故事的含义无比深刻。事实上，人依靠自己的理性实现自我启蒙不是始于启蒙运动，而是始于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您看，经过这一“启蒙”，亚当夏娃的“眼睛就亮了”。这一启蒙是谁诱发的呢？恰恰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古蛇。蛇是夏娃的启蒙者，已经犯罪的夏娃又成了丈夫亚当的启蒙者。所以，夏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被启蒙者，也是第一个启蒙者。这一启蒙的结果真的是人的眼睛从此就亮了吗？恰恰相反，人类从此看不见智慧，堕入了原罪带来的黑暗深渊，不经历神的亲自救赎，只能朝着永死狂奔。
因此，启蒙从初始就注定了必死的终局，这个终局是神亲自宣判的。换言之，神造的那对初始的人本来是完美的、成熟的，但因为人高举自己，就跌入了罪恶的深渊。“原罪”之“罪”，意为“偏离、不中”，即人偏离了神的真道。所以，人类的第一宗大罪正是骄傲，其表现就是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神。
1. 康德为什么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呢？因为那禁果正是人类始祖自己决定吃下去的。
2. 人类如何才能走向成熟状态呢？显然不再是通过少数人的引导，让人们充分运用自己的理性，而是人承认自己的罪，归向神——整全真理的怀抱。如果依靠少数人，谁能保证那自命先知的少数人不是魔鬼呢？
3. 人类能借由理性通向自由吗？如上所述，人运用理性和自由意志通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被罪捆绑的悲惨遭遇，理性不仅没有资格成为药方，它恰恰正是病因——罪因。康德和启蒙思想家开出的这个药方就好比不负责任的医生给腹泻病人开泻药一样荒唐可笑。
人类最大的悲剧还不是人类始祖的犯罪，而是人不能认识到自己的罪，因此不能悔罪，反而在犯罪道路上一路狂奔。狂奔不能解决的问题，却希望通过飞奔来解决，最后只能毙命于飞奔的路上，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发展轨迹。
启蒙运动所启之“蒙”是什么“蒙”？是中世纪天主教会对人性的压抑、蒙蔽和对社会的禁锢。如何走出中世纪的蒙昧？西方爆发了两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两场运动共同催生了现代社会。
第一场运动是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目的不是打倒天主教，而是通过批评天主教会的败坏使人们可以越过天主教会这一中介直接与上帝沟通，所以新教主张“因信称义”、“人人皆祭司”。改教家希望基督宗教回到使徒时代的正路，因此与其说这场运动是宗教改革，不如说是宗教归正——回归到正统、正确的信仰中来，人也可以由此走出蒙昧，获得信仰下的自由。换言之，改教家认为，使人蒙昧的不是上帝，而是打着上帝旗号倒行逆施的教会；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回到真信仰，反而能成全理性。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基督信仰背景，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化源头的理解存在重大偏差。以至于不少人认为启蒙运动是现代化的唯一源头，所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就应该膜拜启蒙，完成启蒙。一次启蒙不成，就得来第二次；二次不成，再来第三次；直到成功为止。这些人对基督教的认识还停留在“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启蒙运动后的错误论断上。
第二场运动就是启蒙运动。如果说宗教改革试图回归上帝以使人获得真正的理性，启蒙运动则是抛开上帝闹革命。通过什么闹革命呢？通过人的理性。启蒙思想家们不断高扬人的理性，最后直接把理性当成上帝了。
早期启蒙思想家并不反上帝，但因为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通过败坏的天主教会形成的，他们反对天主教会，导致了他们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他们心中的上帝，他们所信仰的上帝已经不是基督宗教所信仰的上帝。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已经显明他在挑战上帝的权威。“我”是否存在是上帝决定的，并不以“我”是否能思考为原因。植物人不能正常思考，难道他们就不存在吗？笛卡尔应该追问的是“我何以能思”的问题。
伏尔泰及后来的康德虽然承认《旧约》中的上帝，但否认耶稣是神，否认神可以化成肉身，他们信仰的上帝显然已经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因为基督教之所以称为基督教，是以承认基督是神为基本教义的。
我在后面还将谈到卢梭与其他早期启蒙思想家的不同，这里只需要问：卢梭是虔诚的基督徒吗？任何人只要对比奥古斯丁和卢梭分别撰写的《忏悔录》就会发现，前者是多么虔诚的基督徒，而后者对自己所犯的罪非但没有深刻的忏悔，而且还体现出一种恶俗的沾沾自喜。而不能深刻认识人的罪性，很难说是基督徒，因为如果人不是有罪的存在，就根本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也不需要忏悔。
黑格尔呢？虽然他不反对基督教，但他居然认为耶稣基督只是绝对理性的不清晰的表达，这不就是以理性为神吗？
纵观整个启蒙运动的发展轨迹，启蒙思想家们实现了思想上“三级跳”：先是以个人理性为标准来定义、判断神；再是滑向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后就让其自然运行，上帝并非无所不在地护理世界。因为上帝是高度理性的，所以世界是高度理性的，因此人可以通过理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最后就是堕入无神论、以人为神、人造神的不归路。
为什么启蒙运动必然以疑神始、以造神终？因为人活着必须有意义感和安全感，意义感和安全感又必须由一个终极存在来寄托、承载。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人毕竟不是神，人造神也不是真神，二者都无力寄托、承载人内心深处对意义感和安全感的渴求。
启蒙运动倡导的以理性为上帝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就信仰而言，由于人们抛弃了上帝信仰，于是人丧失了敬畏心，灵魂变得无处安放，成了艾略特所谓的“荒原”。无论科技怎么发达，人们的生活多么富足，理性如何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因其如此，就不难理解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为什么人类的自杀率总是节节攀升了。
就价值观而言，由于人们抛弃了绝对真理，价值多元主义就成了“政治正确”。于是金钱万能、物质主义、权钱交易都不再显得那么邪恶了，同性恋、堕胎、乱伦，甚至人与兽交都变得不再让人吃惊。前一段时间有一则新闻说，山东淄博一个公司老板与儿媳乱伦，儿子痛不欲生，敲锣打鼓广而告之，而当公公的老板居然说他的确与儿媳存在性关系，但那是儿媳同意的。他的标准是，只要儿媳同意，公公就可以与儿媳通奸。这就是绝对真理丧失的结果。我想请问，如果不存在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绝对真理，我们用什么理由批评这个老板？
就政治而言，由于人们不再敬畏上帝，只信奉理性计算，已经导致了极度功利主义。于是，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对人的生命的戕害越来越严重。请问，谁能说希特勒发动二战不是他理性计算的结果？于是，美国民主党可以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伪造选票，操纵选举，试图玩弄民意于股掌之间。请问，操纵大选是不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就经济而言，由于人们迷恋理性计算，直接导致了计划经济这一怪胎的出现。始作俑者或许真的认为这是人们通向自由之路，但正如哈耶克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那正是“通向奴役之路”。
人人都有理性，而每个人通过理性思考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因此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理性不是绝对真理。一言以蔽之，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种种灾难的根源在于，人抛弃了上帝这一终极存在、绝对真理，而以理性为上帝。
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至今谈起法国大革命还赞不绝口，但法国大革命正是启蒙运动这袋富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喂养出来的大头娃娃。法国大革命导致了什么？导致了这个盛产英雄的国度陷入了长期的血雨腥风，国体在共和国和帝国之间不断摆荡，至今已是“第五共和国”。革命不仅消灭了它的敌人，而且吞噬了它的儿女。更大的灾难是，法国革命为后续的世界革命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人类因此死亡数千万人。
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的际遇相当吊诡。她是革命信徒,却死在革命者手里；她为人民追求自由，临死前却发出悲鸣：“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是由自由引起的吗？不是，是错解自由，将自我、自主作为自由的前提的结果。
让我们来看1792年的法国发生了什么。革命领袖们下令关闭教堂，废除基督教历法，在巴黎圣母院中供奉“理性女神”，并在全国许多城市建立起“理性神殿”，还宣布神殿开张之日为大肆庆祝的节日。这些举动其实已经宣告了启蒙运动的死亡。
此后，西方任何意义上的新启蒙本质上都是面向死亡的思想舞蹈，因为任何新启蒙都以继续高扬理性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修修补补，因为方向已经大错，这种修补就如同在死人脸上敷粉，并希望借此起死回生。
哈贝马斯就是这样的堂•吉诃德，他主张用交往理性（对话）取代工具理性，以达成人与人之间的共识，这正是多元文化论的哲学基础。但正如学者张羿所言：“由于缺少共同的价值观和终极的理性依据，对话往往无果而终，而冲突却愈演愈烈。当今世界，小到爱情和婚姻中的两性个体对话，社会组织内部的对话以及组织与组织的对话，大到国家与国家的对话，国家集群与国家集群的对话，都充满了艰难。其根本困境不是没有交往行为，而是缺乏交往理性的标准。这个理性必须有终极的来源和终极的依据，而不是哈贝马斯所理解的‘非先验’理性。若理性没有终极的来源和依据，那么理性就绝不能成其为理性，而只能是非理性。”换言之，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虽然缺乏交往、对话，但根本的问题却在于每个人的自我认同焦虑，人连自己都无法认同，如何能够通过对话认同别人呢？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而不是智慧本身。对人而言，最大的智慧正如古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镌刻的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所谓“认识你自己”，就是那个众所周知的经典三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的核心是宇宙论问题，宇宙论问题也是人生观、价值观问题的源头和原因。也就是说，人不能知道宇宙万物（包括人自己）从何而来，就不可能知道人为什么应该活着。
宇宙万物如何生成的问题是造物主的奥秘，哲学家不是造物者，怎么可能回答清楚呢？但这个问题又无法回避，于是哲学家进行了各种猜测，制造了各种假说。有人说宇宙的本源是水，有人说是火，有人说是数。越具象，越难得到众人的认可，所以只能虚构出一个抽象的概念“逻各斯”，然后自欺欺人地用所谓理性进行各种推演。这个“逻各斯”近似于中国道家的“道”，它是人虚拟的终极存在、最高规律，它是客观的、没有感情、没有位格的存在，它不是“又真又活”的存在，只是人造的概念。怎么能指望人造的概念能够创造宇宙万物呢？哲学家既然不能解决宇宙论问题，又如何能解决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又如何能帮助人认识自己呢？
人只有认识神，才可能认识自己。对于上述经典三问，神在《创世记》里已经回答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就是：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物；因此人从神那里来，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信神的人最终会回到神那里得享永生。请问，从古自今，有哪个哲学家像《创世记》一样如此简洁、明确、逻辑严密、让人信服地说清了宇宙万物何来的问题和人生意义问题？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哲学自诩“爱智慧”，但事实上它从来就与真正的智慧无关。其实《箴言书》说得相当明白：“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也就是说，如果不认识神，就连智慧的边都没沾到。因为，造物主正是智慧本身。
哲学本是神学的仆从，但哲学家不愿意当仆人，因此从哲学诞生的那一天，它就开始走向了死路。
当然，普遍认为，直到维特根斯坦才为哲学开出了死亡通知书。因为，维特根斯坦说：“对于说不明白的事情应该保持沉默。”哲学家一切逻辑推演的前提正是那个“说不明白的”“逻各斯”，维特根斯坦要让哲学家对此保持沉默，不正要了哲学家的命根子吗？
但因为哲学与启蒙、理性几乎成了同义词，所以我说，启蒙的死亡其实提前宣告了哲学的寿终正寝，而不用等到维特根斯坦来发通知。
启蒙运动与它的反对派是一对双胞胎，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反启蒙思想家反对的正是绝对理性，而他们提供的替代品是什么呢？大体而言，其实不过是人的情感和自由意志。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它们也是上帝给人的恩赐。而且我也提到过，神给人的任何一项恩赐都不是整全的真理本身，理性不是，情感与自由意志也不是。这就注定了反启蒙、反理性的结果不仅不能使人类走出荒原，而且会是人类走向癫狂和毁灭。
卢梭虽然被认为是启蒙运动的中坚人物，但也是启蒙思想家中的异类。伏尔泰等人高扬人的理性，卢梭偏偏主张情感，要在自然中寻找所谓浪漫的因子。只要我们读读卢梭的《忏悔录》，就知道他的确足够浪漫，以至于到了病态的地步。可以肯定，读者从他的《忏悔录》中找不到灵魂的安息之所。当然，他的私生活混乱不堪还是小事，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是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教父，是法国大革命思想上的纵火犯。
再说说尼采。尼采显然是反对绝对理性的，但他提出的替代品是什么呢？是“强力意志”和“超人哲学”。他将人的自由意志放大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他的“超人哲学”更使他临终时幻想自己就是拯救人类的耶稣基督，多么赤裸裸的自以为神的宣告！说“超人”尼采是“狂人”希特勒的精神导师，我想并不为过吧。
福柯呢？他反理性，认为理性是自由的敌人，但他提出的替代品又是什么呢？我不认为他有什么替代品，但我们知道的是，他沉迷于各种癫狂行为，他死于同性恋导致的艾滋病。显然，福柯是误将放纵当自由了，于是他被种种罪恶捆绑，最后走向了死路。
理性的问题不出在理性本身，而在人以此作为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神的借口。为什么理性会带来灾难，反理性会带来毁灭性灾难？因为反理性的思想家与启蒙思想家虽然对人的理性的态度截然不同，但在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自以为神这一点上，双方又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反理性对理性的批判其实是无力的，反理性也只能对理性起到某种程度的解构作用，而不能完成任何建构。
中国人常常说“与其当伪君子，不如做真小人”，但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是真小人，这个社会还能有效运转吗？难道我们就只能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做选择而没有第三条路吗？
在此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理性、反理性与超理性——超验的终极存在的关系。由上面的分析可知，如果没有超理性作为一切价值的源头和锚链，理性就必然走向反理性，反理性的结果就必然是以一人之理性代替众人之理性，以一人之非理性代替众人之自由。因为任何共同体如果没有恒定的、绝对的价值标准，就不可能实现任何意义上的渐进改良，只能陷入方向各异的、动物式的盲动，而不能形成任何共识与合力。出于对安全感的需求，没有人愿意社会陷入长期崩溃，最后就只能由强权出面来收缴众人的理性。于是，造神运动就必然出现。换言之，人不愿意向神下跪，就必然向人下跪。
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会死亡，为什么已经死亡，为什么不能死而复生？如上所述，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只要是启蒙运动就必然会死亡。我们需要讨论的不是中国启蒙运动为什么会死亡的问题，而是与西方相比，中国启蒙运动的死亡速度为什么更快的问题。
广义而论，中国的启蒙运动发轫于晚清的西学东渐，异峰突起于五四运动，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不过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回光返照罢了。
“西学东渐”这个词组已经说清了中国启蒙运动的重大缺失。也就是说，近代以来，西方观念体系进入中国的是源自古希腊的、已经通过西方启蒙运动筛选过的“西学”，而与“西教”（严格讲基督教不仅仅是“西教”，此处从俗）无关。换言之，知识分子虽然几乎人人能说西方文明的源头是“两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信仰，但他们既无兴趣，也无能力深究希伯来信仰，只把精力投注在希腊哲学上。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比如有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也有中国自古就相当强的实用理性在起作用。
但问题在于，宗教信仰是文明的最深层根基，不了解“西教”，如何能够认识西方？何况，西方启蒙运动针对的对象就是西方中世纪的宗教黑暗，不了解“西教”，又如何能学习、实践启蒙运动呢？更何况，中国本无基督教意义上的宗教，中国启蒙运动的靶子是什么呢？最要命的是，启蒙运动进入中国的时候，在它的本土——西方，其实已经死掉了，那我们还学它什么呢？
如上种种，都是时空错位惹的祸，都是病急乱投医惹的祸，都是封闭的文明在开放初期必然不可能产生深思熟虑、高瞻远瞩、高屋建瓴、高视阔步的思想家惹的祸。
中国缺乏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终末论齐全的宗教，这就注定了中国文化无法回答“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也即是无法引导人们真正认识到“何以为人”的问题。但启蒙运动又需要一个批判的靶子，中国启蒙思想家很自然地就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当成了靶子。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孔家店”既已打倒，又没有新的宗教信仰填补人心的荒芜。于是，人心无所维系就是必然。这期间，启蒙运动后西方的各种学说纷纷到中国跑马，人心经常被一种或几种学说占领。但当这些基于实用的学说被实践打脸以后，人心就更加幻灭。在这样的背景下，真正意义上的渐进改良必将成为镜花水月。
到了八十年代，国门打开，一波波西学再度潮涌中国，大量西方现代哲学进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随便逮着一个西方著名思想家就磕头拜师，既无兴趣深究这些思想家的学说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也无能力深究这些。于是，言辞越耸人听闻的思想家越能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青睐，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人在中国的火爆当作如是看。中国知识分子不知道的是，这些人其实非但不是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主流思想家，而且是反启蒙的代表人物。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正如张羿所说：“福柯、德里达等西方消极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陆续译介到中国，中国思想界就更加混乱了。作为启蒙破产后西方思想的代表，消极后现代思想家解构一切的精神，使原本就缺少完整价值观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失去了标准，人的概念也就彻底支离破碎了，启蒙运动遂在某种多元主义之下无果而终了”。
荒诞的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一些中国启蒙精英试图将所谓国学与西方后现代思想进行某种嫁接，且美其名曰“创造性转换”，这就无异于缘木求鱼了。请问，给一个六神无主的人吃摇头丸，就能让他清醒吗？一株空心待死的老树，修剪掉枝叶就能让它再度逢春吗？
当然，无论是五四启蒙还是八十年代启蒙，都有更为直接可见的外部死因，但正因为其显而易见，其实就不是真正的根源。换言之，即便中国社会能长期处于和风细雨式的启蒙运动熏染之中，中国式启蒙也必然死掉。更何况，任何意义上的启蒙运动都有它有待克服的处境化困难，怎么能期待一个每天都是艳阳天的启蒙环境呢？
西方现代社会没有急速崩溃，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着历次启蒙运动兴起的是各种信仰复兴运动。张羿曾对此做如下梳理：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等人就已经看到了人本主义的末路，因此，最终转回了信仰。而随后的十七、十八世纪，在法国，既有以笛卡尔、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也有帕斯卡尔这样的詹森派和反启蒙运动。与笛卡尔同时代的帕斯卡尔，就毫不含糊地反对笛卡尔以人类理性为中心的怀疑主义，坚信基督的救赎是唯一真实的道路。在英国，约翰·卫斯理的福音觉醒运动，与培根、洛克、休谟等启蒙思想家相对抗。在德国，伊曼努尔·康德将启蒙运动推向顶峰，而以菲利普·雅各布·施本尔，奥古斯都·赫尔曼·弗兰克为代表的虔敬派与之针锋相对。在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是托马斯·潘恩，与之对抗的则是以乔纳森·爱德华兹等人为代表的大觉醒运动。到了20世纪，更有弗兰西斯·薛华等基督教思想家，公开向启蒙理性宣战。信仰复兴运动对启蒙的狂飙突进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制衡作用，而中国既无真正的宗教，有何力量制衡人间狂飙呢？
至此，我想我已经阐明了我的观点。基于上述分析，最后，我简要回应一下您的论点：
您曾在多个场合、多篇文章中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一个造物主，我们就无法为您所主张的人权、自由、普适价值找到神圣源头，因此它们就不再具有神圣性，人们就不会不计得失地追求它们的实现。而计得失正是您所主张的理性的题中应有之意，要靠理性实现您所主张的那些价值我认为基本不可能。那些价值并不是什么新概念，大多数人都知道，但大多数人为什么不愿为此付出努力呢？正是出于理性计算觉得得不偿失啊。正如您所说，“西方民主建立在天赋人权基础上……没有这个前提，谈何民主？”但遗憾的是，这段引文中省略号部分是如下句子“这个理论对不对，可以暂且不讨论，”我认为这个理论的对错问题，才是真正需要讨论的。
我发现，您虽然是无神论者，但并不否定终极存在的必要性。在《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里您写道：“我们今天又的确不可能到我们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之外去寻找我们开始起步的基点，我们暂时还只有以道家的自然主义去充当西方宗教和超验精神的代用品。”我不明白您这个看法的原因是什么。按您的逻辑，您自然会人为建构一套理论，呼吁人们认可，所以您提出了改造道家哲学的方案：“这便是对自由意志的体认，它不是放弃自身的意志而‘听其自然’‘无为无欲’和‘坐忘’其身，而是执着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并开始着手自己个体精神世界的筹建；它不是在想象中沉入自然母亲的温暖怀抱而自得其乐，而是正视人与自然相撕裂的痛苦，经历这痛苦而将自身潜伏着的可能的自然（本性）实现出来。由此可推出一条原则︰凡是自然的，都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才是真正自然的。”“因为自由意志一旦超越于自然（包括人的情欲等等）之上成为绝对的能动性，它便只可能受自己的制约，即成为‘自律’，因为自由意志只有在受到自己制约时，它才仍然能保持自己为自由的，因为它虽然是被制约者，但同时又还是绝对的制约者。这种能动性将不再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和遁世，而是只有在作用于现实、改变和创造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真正体现出来；因而它也不是康德式的‘善良意志’，而是对自然的居高临下的把握和统治。这种统治不一定意味着世界客观上一下子成为自己的掌中之物，而意味着努力在一切客观事物上打下自己自由意志的印记，由自身赋予其特有的含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的统一性尺度对客观世界进行取舍和改造︰它充分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本质上的支配作用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前景。”“新道家的原则吸取了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合理内核，即自由意志的主体能动性原则，但排除了对上帝的宗教前设，而返回到感性自然的现实基地。”
排除上帝前设，通过人造的理念来约束人——“自律”是不现实的。这样的观点，本质上还是人造神，只不过造的是一个“半神”而已。这样的“半神”不是创造主，因此无法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它也不是审判主，因此就不能引发人的敬畏心，实现您所期待的“自律”。在实践中，“对自然的居高临下的把握和统治”带来的灾难可谓罄竹难书，我想请问，您的这套观念如何能避免生态环境灾难？这套观念与战天斗地的斗争哲学有何根本区别？
不能认识神，就不能认识人和人性。人性包括多个方面，但通读您的讲稿，我发现您将人性几乎等同于理性。而您的《关于道家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又高扬人的自由意志，几乎将人性等同于自由意志。这显然不是事实。至于理性，我已经说过，理性本是上帝所赐，人人生而拥有，当然就不存在您所说的要把启蒙思想（本质是理性）“内化为中国人人性中的必要层次”的问题。
在我看来，人性自古就如此，尤其是当亚当夏娃堕落后，人性就充满罪性。人靠自己根本无法消除罪性，所以人性既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好，也不可变得更坏。能涂抹人罪的，只能是神。启蒙精英即便能像您所倡导的那样深入地通过理论溯源认识人性，也无助于启蒙。
人性体现的是人的共性，国民性不过是人在不同的国家的具体呈现，因此讨论国民性意义不大。
凡是知识精英，都难以避免“居高临下”的把自己当成民众“监护人”的心态，这其实正是您所推崇的康德的预设。他对启蒙的定义表明，他认为民众中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者就是他说的那些可以引导人脱离不成熟状态的“别人”。因为他们比别人更早成熟，所以无论他们主观上是否有“居高临下”的把自己当成民众“监护人”的心态，事实上却必然如此，正如父母必然成为未成年孩子的监护人一样。
其实，这也正是您自己潜意识里的心理预设。因为您在谈到第三次启蒙运动时说，民众对知识精英的期盼是“要求他们为新的生活方式建立规范，提供意识形态的根据”。您可能没有察觉的是，您认为民众希望知识精英为他们建立典则其实正是知识精英“居高临下”式的臆想。民众自古盼明君、盼清官，甚至盼侠客，何时期盼过书生呢？此外，您既主张“对自然的居高临下的把握和统治”，又如何避免对他人进行“居高临下的把握和统治”呢？
我理解您主张知识精英为什么应该抱持宽容、谦虚心态，但如果连拥有至高审判权柄的神都不敬畏，这种宽容、谦虚的心态从何而来，并如何得到保证呢？
您认为：“市场经济运作规范，（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以及伦理道德中的普世价值”。这个观点是否是某种变形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如果此论成立，那么市场经济又是如何产生的？当市场经济还不存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市场观念的产生？
您说：“启蒙在今天比90年以前更具有物质基础，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空想、悲鸣和呐喊，而是历史的必然”。历史走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些因素很重要但却是隐而未显的，因此人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历史的变迁，如今几乎任何严肃的历史学家都不会认为存在所谓“历史的必然”这回事，更不会认为“物质基础”决定了历史的必然走向。
此外我想请教您的是：您如何理解“人是观念的动物”这句话？
您说：“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精神包括两点：一是怀疑精神；一是逻辑精神。”“对技术不要太迷信，而科学没有什么迷信不迷信，科学本身就是怀疑精神……这样理解科学，那它就不再是人性的束缚，不再是自由的枷锁，而是自由本身。”
我认为，您对科学与科学精神的理解是不对的，科学史家的研究表明，科学家研究科学大都是出于对上帝所造宇宙万物的好奇心，他们以此亲近那永恒的创造主，并非是因为怀疑精神，恰恰是因为他们相信上帝的存在，才激发了他们无穷的动力。至于说科学是“自由本身”，我想就属于科学主义了。如果科学是自由本身，为什么有的科学家会发疯，甚至会自杀呢？他们是因为自由太多而发疯、自杀的吗？
启蒙已死，人如果不想死，或者死人要想重生，必须依靠神的启示。
换言之，人要“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是靠“别人的引导”，而是靠真光的照耀。“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别人”是靠不住的。
启蒙的残灯何以能照亮人性的幽暗？当太阳高升的时候，人获得温暖、安慰的唯一正确做法是拉开窗帘，让阳光直射进来。当阳光照透幽暗的时候，人性中的各种属性自然会各归其位，恢复到亚当夏娃犯罪前的完美状态中。
人只有被救赎，才能获得真自由。正如使徒保罗所言：“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
知识分子自以为内心自由，但无时不被内心的“自我”奴役，解放之道就是打掉自己的骄傲、向神顺服之道。有人或许会说，向人跪与向神跪不都意味着压迫吗？恰恰相反，因为神是无限的存在，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向祂下跪不仅不意味着压迫，而且意味着走向永恒、走向无限，因此也就是走向自由。
这封信写得实在太长了，就此打住。若有打扰，还请见谅！
对我来说，倾听的耳、受教的心、行路的脚都是可贵的，我愿意聆听您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