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18日晚，袁世凯的室外，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位来找袁世凯，就是希望借他的兵，诛杀荣禄，以及展开对当时清朝真正领导人——慈禧太后的一次“围剿”。
这位，就是我们最熟知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
当然，我们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即后来的维新派在回忆讲述想在颐和园zheng变原因，就是因为袁向在天津的荣禄“高密”进而导致了失败，随即百日维新也宣告终结，光绪皇帝被软禁，失去了自由。
历史学家马勇教授在《维新：马勇讲史（二）》（新星出版社，2017年）中说到：
他没有急于赶回自己的小站不料至傍晚，而是赴荣禄的总督汇报此次北京之行的惊与险……他们筹思良久，迄无对策，荣禄只好返回总督衙门，与其幕僚们继续筹思良策……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袁世凯在从zheng变的转折过程中可能起到过某种作用，只是并不如康、梁等在戊戌政变之后所指控的那样重要。（243-245页）
袁确实告密了，且对谭的说辞显然没有相信，所以他选择了告诉荣禄。但是，在他告诉荣禄后，荣禄还没有做出任何行动时，京城里的zheng变消息却在他行动之前就已经开始并很快就结束了。慈禧“教训”了一下光绪，并开始逮捕维新派主要领导人。
所以，袁不像后来维新派诉说的那样，在这一zheng变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还没有做出什么前往北京的行动，事情就已经结束了。
袁知道了谭等人想做什么，他不愿意这样做，选择了向荣禄说出了实情。他们还没有做什么，而京城内的zheng变就已经发生了。至少，zheng变的发生，并不直接与袁的“背叛”和告密相关联。
有时，在历史转口的时期，某些人的某些做法，在当时，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旧的事被新的时代所不容，从而对某些人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对生命也有着严重威胁。
读到有关于袁的这段历史，我不禁想起了一个与他没有任何对比性的人物。虽然他与袁遇到的历史背景不一样，遭遇不一样，但我觉得还是有那么一个共通的点：他们在自己的某段历史的转折点上，都因为一件事而遭后人所诟病。而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对他们在某件事上所谓的“则难”，其实很勉强。
1916年出生于云南大关的王建明先生，1935年，前往南京，就读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教育学系。1939年，他撰写了名叫《西南苗民社会形态》的毕业论文，顺利从大学毕业。之后的时间，他都奔赴在民族教育事业上，详情见《从石门坎走来的苗族先辈们》（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1948年，他“在青年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学生名册分别填上国民dang员、三青tuan员，集体加入dang团，向上邀功，请拨经费。”这使得这些学生后再在新社会里遭受了许多的zheng治影响。
撰写以上我所引的关于王建明的这段话的作者认为：“王建明先生做的这桩不能为历史所宽容的事他是难辞其咎的”。
在历史上，他真就难辞其咎？我们如今看来，在我们以为的“正确”认识下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毛病。
如作者所说，他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们填上了那些将来会给他们找来祸患的信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就是不对的，且是不应该的。但是，如果因为这些身份的缘故而导致了这些学生们受到了一二十年的不公正的待遇，我们想想那段历史，真的是王先生的错？是他难辞其咎的错吗？
康、梁等人在事后把政变归咎于袁世凯的告密，殊不知，袁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慈禧，就已经发生了。而王建明先生，在那件事上，可能前期不经过别人同意而做了一些事是不对的。历史造成的“旧人们”，因为旧身份而在新社会下受到了不公正，是否真的全责在于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