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尽管前后不过两个多月时间。
人民公社化运动——伟大的共产主义实践
但80多年后，中国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这种包括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以“一大二公”为鲜明特点的运动一直持续了25个春秋，直至1982年，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当然，即便国家宣布重新设立乡级政府，仍还有南街村等个别地方一直在坚持实行人民公社。
尽管党的文件将人民公社定位为“一大二公”，但它最为人熟知的还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公社大食堂，和随之而来的震惊世界的三年大饥荒，以及由此引起的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猛烈批判。从此开始，中国政治开始急剧转向。
生产队社员——没有离开土地的第一代农民工
我记事时，人民公社早已实行多年。我那时尚不知道人民公社实行的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我只记得，除了春节、中秋节等几个屈指可数的节日，或者下雨、下雪及之后的不适于干农活的极端天气，一年到头，社员都要像城里工人一样，按时上下班。
工人有8小时工作制，有节假日。而在农村，生产队长虽然没有“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的能耐，听鸡叫看时间的本事却一点也不差。即便严冬酷暑，天不亮也会自觉早起，打铃，催促社员起床，然后分配社员当天的活计，上工，下地干活。吃过早饭、午饭，继续上工干活。遇到抢收、抢种的农忙时节，社员晚上还要加班干活。一年到头，周而复始。
工人有周日可以休息，而可怜的农民却象上紧发条的闹钟，如果没有老天爷的恩赐——下雨、下雪，不要想清闲一天。如果家里孩子小，想早点回家照看孩子，或者回家做饭，就要向生产队长请假，请假自然要扣工分。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开始高歌猛进，大批农民涌入沿海城市，寻找就业机会，我们习惯称呼他们为“第一代农民工”。其实，从更早的50十年代实行人民公社开始，党和政府已经把农民视作工人管理，他们应该算是“第一代农民工”。只是这一代农民工劳作20多年，没人领到过工资，他们也没有离开赖以为生的土地，绝大多数人从事的仍是传统的农业生产，尽管也有极少的农民从事工业、农副业生产。生产队的社员是没有离开土地的农民工，他们付出的是劳动挥洒的汗水，收获的只是每天记在帐本上的工分。
社员有外出自由么？
社员白天的时间基本上属于生产队，如果想要外出，就要向队长请假。
问题是，如果有时间外出，社员有自由吗？
按照英国学者以赛亚·伯林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可以分为“消极自由”（negative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liberty）。消极自由，即没有受到别人干涉或没有受到人为的束缚。而积极自由的重点则在于“能够做自己的主人”，不是别人的一件工具，不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不被外在的大自然或其他人所决定和驱使。自由不仅是不受束缚，更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而在文革时期，整个国家基本上也是按照人民公社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原则管理，社员所有的时间和财产都属于生产队。那时，外出吃饭要凭粮票，住宿要凭介绍信，否则无人接待。而买一个馒头，吃一碗面条，需要2两粮票；喝一碗汤也需要1两粮票。而生产队社员只有工分，没有粮票。如果没有单位委派的公事，即便社员请假获准，大队也不会给社员开具介绍信。没有粮票，没有介绍信，又几无财产可言，即便社员可以外出，又能走到哪里呢？结论是，无处可去。于是，社员们只能放弃外出，待在家里。如果说呆在家里不外出就是宅男的话，文革时期绝对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农村“宅男”。
因此，在时间和财产都不能自己支配的生产队，社员根本没有外出的自由，更没有选择的权利。简言之，社员既没有消极自由，更缺乏积极自由。自由，只是一个幻想。
更何况，自1958年开始，中国实行的严格户籍管理制度，将城市和农村、农业人口和非农人口严格分割开来，农民被天然圈定在农村这片偏僻落后的地域，民国时期那样的迁徙自由和出行自由，早已变成了一种奢望。农村户籍、农民身份，成了农民和后代无法挣脱的“紧箍咒”。
可以说，人民公社将农民紧紧地捆绑在了土地上，甚至剥夺了他们在旧社会所拥有的自由权利，农民成了被拴在土地上的蚂蚱。只是主宰他们命运的不是烈日暴雨，而是严酷的政治。
生产队长常和社员打架
我小时候，不止一次看到过生产队长和社员打架。说来无非是社员向队长请假，队长不批准，或者队长嫌社员不服从队长管理导致的冲突，当然不排除有个别队长依仗家族人多势众，或者依仗队长权力欺压社员。文革高压的政治空气，也使队长高看了自己的权力。那时，队长就是社员的直接领导，不仅分配社员每天的工作，决定社员每天的工作量、劳动强度，而且决定社员的工分多少、劳动时间。可以说，社员的是否有自由时间，是由队长决定的。
当然，生产队里的队长、社员基本上都是本乡本土世代居住的族人，有些还是不出五属的本家，甚至是叔叔、大爷、婶子、大娘，情感上不会太过疏离，管理当然不会完全不讲人情，但世代积聚的矛盾常常也会隐藏很多家族仇恨。当社员与队长发生矛盾时，有时队长一样会六亲不认，大打出手，对外族更是如此。因此，生产队时期，大家对兄弟反目、叔侄打架的事情也习以为常。
儿童时期的痛苦
对于农村孩子而言，每天早上天不亮，大人们就要起床，上工干活，撇下尚在睡梦中的孩子。大人上工后，孩子就只能一个人躺在床上。在我儿时，有好多次，当我早上醒来时，发现身边空无一人，而屋门紧锁，我急得只能哇哇大哭。好在那时几乎都是大家庭，还有兄弟姐妹可以相互照顾。
但在严酷寒冷的冬天，在没有暖气、热炕的北方农村，当大点的孩子或者上学，或者干活挣工分出去后，没人照顾的孩子的生活常常痛苦难耐。手脚经常被冻烂，以至于很多孩子一冬天根本不洗手，手背几乎漆黑一片，也几乎没有人身上不长虱子。有段时间，看到别人能自豪地从身上摸出虱子，我还以自己身上没有虱子而感觉底气不足。
人民公社制度没有满足实验设计者的伟大理想，收到应有的效果，反而剥夺了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自由迁徙的天然权利。乌托邦的狂想使中国陷入了一个巨大而疯狂的社会实验，那个时代的农民不幸沦为了试验品，而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悲剧。
几十年后，成千上万的农民涌入他们曾经梦想的城市，但严苛的户籍管理制度和地域歧视，又使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家乡和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在故乡撇下6100万多个留守儿童。
如果说文革时期的农民是拴在土地上的蚂蚱，那么现在奔波在城市的农民则更像飘浮在城市上空的风筝。只是这风筝尽管五颜六色，却参差不齐，而且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会飘向何方，落在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