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1。两宋政治思想，主要有理学与功利主义两派。今世多空谈理学而少言功利主义者，实因功利主义已成时代主潮，以至于道德沦丧，人心思变，所谓“反者道之动”也。
572。理学之兴，为佛教刺激之结果。佛教自东汉入华以来，虽历经波折，毕竟已适应中土之环境。尤其有唐一代，更赢得大好发展机遇。至宋初，佛学早已成为中国思想之有机组成部分。唐人已有融混儒释道之试验，宋人则由此结一硕果，且名之为理学也。要言之，理学为宋儒引佛老以救儒之结果。若无佛陀西来，儒学必不能复振。而复振后之儒学，已与此前大不相同。
573。引佛入儒之理学为理学之正统，引道教象数之学入儒之理学为理学之偏门。前者以二程朱陆为代表，后者以周敦颐、邵雍为代表。
574。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虽有关联，但毕竟不同。从政治哲学论，理学之创见实不及功利主义。理学之生发主要是中国思想内在逻辑演化之必然，功利主义之兴起则主要与两宋积弱而思复兴相关。考诸实际，功力主义派之重要性当在理学派之上也。
575。儒学本以经世致用为旨归，孔子也不排斥功利，不过主张以义制利而已。但后世儒家，偏离孔子之中道，高倡仁义而不言功利，甚至一概指斥谈论功利即是法家，不足与论。至清末腐儒，面对西学挑战，仍不思改弦易辙。然从古至今，道德理想主义既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御外敌。宋代功利主义之兴，既有现实政治之考量，也是抗议理学派强国（北宋）、复国（南宋）束手无策之必然结果。
576。功利主义派以北宋欧阳修、王安石，南宋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为代表。客观而论，上述诸子虽非通常意义上之醇儒，但绝非法家，实乃敢于任事之真儒。他们虽不把仁义挂在嘴上，但并非认为仁义不重要，更不是要抛弃仁义，不过是以功利为手段落实仁义之宏旨也。故，上述诸子实为通过行动拯救儒家之功臣。
577。宋儒奢谈道统，但无论是理学派还是功利主义派，皆为儒家之革命派，只不过前者主要贡献为人生哲学，后者有功于政治哲学更多。我平生最厌听各种道统论，原因有三：一，任何自树藩篱之举皆是自取灭亡之举；二，大倡道统之人多自命不凡，殊少宽容风度；三，当权者若自命道统担当者，统则统矣，道则亡矣。道本高于人，但道统论至少将道与人地位并列，可谓狂妄僭越。
578。功利主义派之命运取决于当权者之态度。此派在北宋曾因王安石变法而势力大振，但变法不过昙花一现，入南宋后，朝廷苟安成习，不思恢复，以至覆亡，此派遂趋式微而入于民间。南宋之亡，理学派之空谈性理是否当承担一定责任？
579。儒家长于守成，而短于创新。功利主义派以创新为要义，当整个社会笼罩在儒家思想中时，任何创新势必遭致守成、守旧派之广泛攻击而至于失败。中国历代变法难以成功，不难预知也。
580。王安石若生清末，必行康有为之事。二人相较，王有实权及从政经验而康无之；王做事谋划周全、循序渐进而康急躁操切；王遇实君而康遇傀儡也。从才、德、能三方面衡评，康不及王远甚，而晚清危亡之势又远过于北宋，此不能不引发后来论史者浩然长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