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批判》第十六讲：捅破天又如何
这一讲我们讲王充。
王充，字仲任，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生。幼时聪慧，喜读书，不与同龄人嬉戏。后游京师，受业大学，师事班彪。曾任刺史治中，后辞官家居，潜心著述，帝诏不就，卒于和帝永元中。
王充一生清贫，性情狂狷，自称“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居独处，考论实虚。”王充的代表作是《论衡》，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
汉儒多倡天人感应、符箓谶纬之说，举世迷信，而能疾呼抗议者，西汉有扬雄，东汉有王充。扬雄试图融混儒道二家，而未形成逻辑自洽之理论体系，固属浅薄，不必称述。王充则全盘反传统、反潮流，真可谓谔谔一士。两相对比，王充在思想史中之地位，实高于扬雄。
王充自述其著《论衡》之宗旨曰：“《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王充实为汉儒之批判者，《论衡》实为大批判之书。在王充看来，所谓天人感应、符箓谶纬，皆属荒诞不经，所谓“虚妄”者也。
汉儒认为上天生人，王充却说：“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将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也就是说，万物生长，皆出于自然，“自然无为”，“而物自为”，非上天有意为之。
既然如此，所谓天人感应、五行生克、灾异示象之说，皆属荒谬。“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夫国之有灾异也，犹家人之有变怪也。有灾异，谓天谴人君；有变怪，天复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将可以喻。身中病，犹天有灾异也；血脉不调，人生疾病；风气不和，岁生灾异。灾异谓天谴告国政，疾病天复谴告人乎？”“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灾变时至，气自为之。”
王充不仅认为灾变不是上天惩罚人间的手段，而且认为人之行为亦不能动天。“夫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人生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为逆顺横从，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人为什么不能动天？因为天根本不可能听取人的意见。“使天体乎？耳高不能闻人言。使天气乎？气若云烟，安能使人辞。”
王充谈“天”说“气”，儒家也谈天说气，但王充眼里的天、气与儒家截然不同。要言之，儒家的天，主要是主宰之天，而王充的天，主要是自然之天；儒家的气，以孟子为代表，主要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而王充的气，则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这都表明，王充的思想属于道家一流。事实上，他也承认这一点，他说：“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
王充破汉儒之妄，雄辩滔滔，以常识理性评判，大抵也能服人。以今人科学眼光视之，王充之驳论，亦属平常，故此处不再引述。但王充所论，又不止此。
凡欲将天人两分者，易生积极的人生观与政治观，荀子就是如此，所以荀子重礼法、隆君权。但王充反其道而行之，最终却走向了宿命论。他认为，宇宙万物，一切皆偶然发生；此偶然发生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命中注定；人不能抗命，也不能改命。“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逮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贵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岁贫贱之，犹逢福善矣。”
与“命”相对应，王充又提出了“性”的概念。“故夫临事知愚，操行清浊，性与才也；仕宦贵贱，治产贫富，命与时也。”也就是说，“性”决定了人的善恶操行，“命”决定了人的贵贱祸福，人的命运与人之善恶无关。“夫性与命异，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恶而命吉。”“命当夭折，虽禀异行，终不得长。禄当贫贱，虽有善行，终不得遂。”“回也屡空，糟糠不厌，卒夭死。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独遵何哉？”所以，“形可变化，命不可减加。”“天无上升之路，海无不死之药。”
既然人的命运与人之善恶无关，王朝的命运当然就与君主的贤德昏暴无关。“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未如之何。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既然治乱决于时数，与执政者的主观能动性无关，那么一切政教制度，甚至君主，有何必要？王充虽然没有明说这一切都没必要，但还是高标了老子式“以不治治之”的政治理想。
总之，王充思想以“疾虚妄”始，以“陷绝望”终。就“疾虚妄”而言，他有功；就“陷绝望”而言，他甚至有罪。他是一个糟糕的医生，本想治愈病人，但最后却把病人治死了。他的手术刀事实上变成了杀人刀。如果人间真如他所论述的那样，那么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和乐趣呢？人还何必修身进德呢？
王充思想之所以走向反面，根本上在于他的心灵不能体会主宰之天或曰造物主对人类的重要性。他批评汉儒的天人感应说，但所持的批评标准仅仅是效验及实证。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问题在于，效验、实证仅仅适用于经验事实问题，根本无法作用于价值与规律问题。汉儒混杂主宰之天与自然之天固然昏聩，但王充虽然能通过效验、实证证明自然之天与人事、政治无关，却不能证明超验的主宰之天不存在。也就是说，实然、应然、必然是三类问题，论证实然问题可以借助于效验、实证手段，但这种手段无力论证应然、必然问题。论证必然问题只能借助于逻辑，而应然问题根本上涉及信仰，它是无法，也不必论证的。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而凡涉及信仰领域，最后都必然要求有一绝对的、永恒的、产生万物而本生自生的、超验的主宰之天存在。是非、善恶，一切价值，最终都根源这个主宰之天。董仲舒等汉儒的问题不在于构造了一个主宰之天，而在于这个主宰之天既是粗陋的，同时他们又混淆了主宰之天与自然之天完全是两回事。王充心灵粗陋，故《论衡》虽洋洋数十万言，却无一言及此。以此衡之，岂可谓见道？王充推崇老子，但老子尤重“虚”义，所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也。以此衡之，王充又岂可谓真懂老子？
因其如此，王充思想内部，充满了无可化解的矛盾。他无法回答“气”、“性”、“命”从何而来的问题。他虽然大讲天人感应、五行生克、灾异示象皆为“虚妄”，但他又认为国家之命运决于天时，而表现为灾祥，所谓“天命当兴，圣王当出，前后气验，照察明著。”“若高祖、光武者，曷尝无天人神怪光显之验乎？”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主张的天是自然之天，但观下语可知，他根本无法完全排除主宰之天：“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澹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老聃得以寿矣。老聃禀之于天，使天无此气，老聃安所禀受此性？”老子的寿命得之于气，气又来自于天，若天、气只是物质性存在，何以能决定人的寿命？如果物质性的天、气可以使老子长寿，何以不能使老子同时代的人都长寿？难道是天、气选择了老子？若如是，此天、气还是物质性的存在吗？
王充捅破了天，人于是变得无所归依。这种结果，比汉儒之迷信更加可怕。思想家论宇宙万物、人间万事而反对主宰之天的存在，终不免皮相之谈。这，就是王充带给我们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