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特稿] 安徒生奖得主凯瑟琳：生于中国的最著名童书作家

By 第七落点

2023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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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出品【儿童节特稿】

文|木羽

播音|虹雨

导读：没人知道这位获得过国际安徒生奖、林格伦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纽伯瑞金奖、作品入选“20世纪百本影响世界童书”的美国作家凯瑟琳，竟有一个中文名字：王家宝，“宝，就是珍贵的意思”。我问自己为何要回中国？我已离开63年，我想不会有人记得我的家人了。

2023年6月1日，是无数中国孩子盼望的儿童节。这一天，已经91岁高龄的国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凯瑟琳·佩特森（Katherine Paterson）悠然坐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家中。虽然美国并没有把哪一天专门设为儿童节，但凯瑟琳却清楚记得2000年6月的儿童节前后，她作为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应邀到北京推出自己作品的中译本。书的封面上印着她的英文名，却没有人知道，她还有一个中文名字：王家宝，“宝，就是珍贵的意思”。

凯瑟琳激动地对中国编辑说：“你或许不知道，我出生于江苏。……虽然我五岁就离开了淮安，但淮安一直是我的家。因此知道我出生的地方的孩子们将会读到我的书，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等你来中国，我们会带你回家。”编辑爽快地答道。

为孩子们写了30多本书，获得过一次国际安徒生奖、一次林格伦儿童文学奖、两次美国国家图书奖、两次纽伯瑞金奖的凯瑟琳，当之无愧是生于中国的最著名的童书作家。最让她开心的事是，她的几部获奖作品都已经有了中译本。

凯瑟琳的父母雷蒙德和玛丽

淮安原是我的家

一位九十多的美国老人怎么会出生在中国江苏淮安呢？这自然要从凯瑟琳的父母说起。凯瑟琳的母亲玛丽16岁时得知当时的中国急需医生和教师，于是便积极预备自己。凯瑟琳的父亲雷蒙德1917年大学一毕业就加入了一战，在战场上失去了一条腿。两人相遇后，于1923年结婚。凯瑟琳回忆：“我的父母彼此相爱，并共同致力将好消息分享给那些从未听过的人。”

新婚之后两个月，他们决定回应呼召加入使命团前往中国，抵达旧金山预备未来七年在中国所需的物资。“我父亲喜欢吃花生，买了很多带在身边。到中国后却懊恼地发现那里根本不缺花生。”

第一站是上海，然后这对年轻夫妇去往南京学习汉语。经过一年的学习，他们被派往江苏淮安，一个当时称为清江的地方。雷蒙德在一所男校担任校长和老师，母亲玛丽在一所女校教书，就这样他们开始了在中国的生活。

1931年，黄河决堤引发洪水，大运河附近被淹。周围的稻田被高达4.5米的水覆盖，这意味着这片广大地区的大多数人都要挨饿。任何一块干燥的土地上都盖满了棚屋，里面住着生病和挨饿的人，连埋葬死者的地方都没有。

雷蒙德和他的同工也是最亲密的朋友、学者出身的李长江在接下来漫长的一年里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对抗灾后的饥荒。“父亲和李先生组成了五六个人的小组，坐着小船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把票券分发给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引导他们用票券去领取中美饥荒救济委员会提供的大米、小麦、面粉、衣服，以及来年农耕需要的种子。”

一年后，饥荒结束了，雷蒙德等人到乡下探访。在一个村庄里，一群在树下喝茶的老者命令他们离开，因为他们不欢迎外国人。就在这时，一个人走过来对带头的老者说，他的病就是在城里这些人开的外国医院治好的。老人们心软下来，请他们坐下喝茶，听他们分享为什么他们会大老远跑来中国做这些事。

就在灾荒结束后的1932年，凯瑟琳出生了。“我记得我的童年充满田园般的美好。在我两岁生日前的八月，父亲这样评价我，‘凯瑟琳比中国孩子说中文还多’。”

凯瑟琳两岁在淮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家人去了江西庐山牯岭避难。不久后，使命团决定，男子和单身妇女可以返回他们的驻地，但带着孩子的妇女必须留在牯岭，直到局势平稳下来。“那是一段可怕的时期。我们每天都在等待父亲的消息，不知道他是否安全。”

后来，父亲和他们讲述了他在淮安那年秋天的经历。当时，日军正迅速逼近，听说日军在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后，父亲尽可能多地把淮安当地的妇女和儿童聚集到他们居住的大院子里，希望能提供保护。

到了1938年1月底，局势动荡，他们一家人不得不搭船前往杭州，在那里登上一列专门指定的火车，一路南下抵达香港，然后返回美国。

六十三年后的重逢

1939年春天，一家人在弗吉尼亚待了一年之后，决定回到中国。由于激烈的战况，妇女和儿童不被允许回淮安。父亲只身回淮安老家，母亲带着孩子留在上海的美国学校。雷蒙德无法获准回到他和李先生建立的乡村群体中，除非他同意向日本总部报告该地区中国士兵的数量和位置。雷蒙德拒绝了。

与此同时，十英里外美国长老会建立的青江浦仁慈医院的药品也快用完了。负责的医生钟爱华（Nelson Bell，后来成为葛培理的岳父）急需人手前往上海获取国际医药救援物资。然而如何在日军的拦截下，安全将物资运回却是一个难题。雷蒙德毫不犹豫地接下了任务，成功到达目的地后，他收集了大量物资，足以满足医院的需求。然后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雷蒙德经水路穿过了日军凶险的防线，上岸后，利用牛车和独轮车彻夜将物资送到医院。

二战结束后，1946年的夏天，当时回国避难的雷蒙德一家再次决定重返中国。“我的父母在中国服事了将近十八年，特别是父亲，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那里是他的家。我们渴望回家。那时，我的哥哥雷正在海军服役，妹妹伊丽莎白准备上大学。我和两个妹妹计划和父母一起回家。……这时，使命团传来消息，我们的动身时间被推迟。”随后变故接连发生，最终凯瑟琳与故乡淮安的离别，转眼就是六十三年。

2000年，凯瑟琳被邀请参加的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结束后，凯瑟琳带着女儿，还有国际青年图书理事会的执行理事琳娜，在中国编辑的陪同下乘早班机飞往南京。“我们在机场被一名导游、一名司机和一辆面包车接走。当我们不得不绕道进入几乎只有一条车道的乡村路时，我几乎回到了我童年的中国，在这条路上欣赏着小麦收割的美景。2000年之前，我曾多次问自己为何要回去？毕竟我离开淮安已经六十三年了，我想不会有人记得我的家人了。”

到达目的地后，凯瑟琳通过翻译表示，希望这里还会有人记得她的父母。当地一位知情人说：“这里有个老牧者还记得你的父亲。”凯瑟琳非常吃惊。她回忆说：“在老西门的一个老院子里，一位老人坐在一张柳条椅上。我小时候有时会去那里。他看起来几乎失明，一开始，我不确定他是否记得什么。但终于他开始说话了。他说，‘你父亲只有一条腿。’我一下子意识到他说的确实是我父亲。他说，‘我以前叫他王大哥（父亲雷蒙德的中国姓氏是王）。当你父亲不得不离开时，是我为他找到了一条船。这么多年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老人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走了进来。她一眼就认出了凯瑟琳，并惊喜地说：“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我父亲和你父亲是最好的朋友。他们做什么事都在一起！”简直难以置信，老人竟然是李长江的女儿，也是凯瑟琳小时候的玩伴。因为凯瑟琳长得和母亲很像，老人便说：“我看见你在这儿，我还以为我看见的是你妈妈。”老人感慨时光飞逝，和她一起玩的凯瑟琳现在已成了祖母。

李长江后来在战争中消失了。凯瑟琳的父亲一直牵挂着他的中国同工。“我们一起为父亲的痛苦而哭泣，然后又高兴地笑了起来，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终于见面了。我们一起哭着笑着，我真的又回到了家。”

被你以为你讨厌的人爱着

当年回到美国的凯瑟琳，一边读书，一边预备着回中国。195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后原本希望返回中国，时局让她无法成行，只好于1957年转道去往日本。她回忆说：“在日本的四年里，内心和思想变化最大的是我自己。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对日本人又恨又怕。日本轰炸并侵略中国，他们是敌人。日军犯下了数不清的暴行。他们两次占领我的家园，迫使我们离开所珍视的土地。”

凯瑟琳在神户的语言学校，认识了高桥英子（Eiko Takahashi）。战争剥夺了英子接受高中教育的机会，她经历了一场灾难性的婚姻，失去了一个孩子。有一天，她出乎意料地对凯瑟琳说：“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能帮助我理解人生意义的信仰，但我一直没有找到。你介意我什么时候和你一起去聚会吗？”几个月后，英子接受洗礼，并继续攻读社工学位。“毕业后，她去了日本一个小岛上的麻风病人聚居地，用她的余生帮助那些被家庭和社会鄙视的人。她是我生命中的信心英雄之一。”

1961年，凯瑟琳返回美国的差会述职，遇见了同路人约翰·佩特森。“蜜月时，我们决定要四个孩子——两个按传统方式生，另外两个收养。”他们收养的第一个孩子来自香港，名字叫杨宝琳。“我热爱中国的父母喜出望外，家里竟然多了一个中国孙女。”

凯瑟琳的写作生涯始于1964年，当时她是一名老师，主要负责为五、六年级的小学生编写教材。随着三个孩子的陆续出生，凯瑟琳意识到她无法带着三个小家伙回去教书。她说：“我意识到我热爱写作，所以我开始认真写作。当我的牧者丈夫去看望病人、安慰临终者时，当我的孩子们都安然入睡时，我就开始利用我所能找到的时间来写作。孩子们吃饭的桌子就是我写作的桌子。……没有丈夫的支持，没有理解我的孩子，没有支持我的朋友，没有上天的恩典，我不可能写出好作品。”

在中国和日本的经历，以及养育儿女的过程，都成了凯瑟琳创作的土壤。她出版的头两本小说都是以日本为背景的。“日本的影响在我的作品中是显而易见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经历：被你以为你讨厌的人爱着。”

凯瑟琳的全家福

进入孩子的内心

1976年，《木偶师傅》（The Master Puppeteer）的出版为凯瑟琳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她的名声开始享誉国际。她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之一是《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秘密的小树林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想象中的王国。小说入选美国“20世纪100本影响世界的童书”之一，灵感同样源于自己作为妈妈抚养孩子的经历。

“当小儿子大卫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和一个叫丽莎的小女孩是最好的朋友，那年夏天，丽莎被闪电击中身亡。对我们全家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与此同时，我因为癌症做了手术，大卫以为我快要死了。我试着去解释一场看似毫无意义的悲剧。”该小说在1977年获得了纽伯瑞奖，两次被改编为电影，其中最知名的版本是2007年被制作《纳尼亚传奇》的电影公司拍摄而成的《仙境之桥》。

在谈及这部作品时，凯瑟琳说：“作为孩子、青少年，甚至是成年人，我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害怕恐惧的时刻。如果我们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我们会被嘲讽。写作过程中，我深入到自己最深处、最恐惧的地方，把它献给我的读者。而我的读者，多年来把自己灵魂最深处的部分也分享出来，我们一起创造了一种深刻的人类联系，跨越了年龄、种族、宗教和国籍的障碍，甚至跨越了语言障碍。在一个被分裂撕裂的世界里，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奇迹。”

1979年，《了不起的吉莉》（Great Gilly Hopkins ）获得纽伯瑞奖和国家图书奖。同年，根据父母在中国的经历，她写成了《天使与其他陌生人》（Angels and Other Strangers）。之后出版的《孪生姐妹》（Jacob Have I Loved），灵感直接来自以扫与雅各兄弟相争的故事，凯瑟琳透过自身和朋友在童年时被同龄人排斥的经历，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幽暗关系。这部凯瑟琳本人最引以为傲的作品，再次赢得了纽伯瑞奖。

1998年，深耕童书领域二十五年的凯瑟琳获得国际安徒生奖；2006年，她又获得了被称为世界第二大文学奖、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林格伦儿童文学奖。“为什么是我？我本不配得，但我心怀感激。”凯瑟琳以祈祷的心面对自己获得的每一次荣誉。

在凯瑟琳的故事中，不仅有年轻的主人公面临危险的考验，这些孩子更是在冒险中学会了如何通过舍己牺牲而获得胜利。与其他儿童小说作者不同的是，凯瑟琳并不回避死亡等似乎是成人世界的话题，当年《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因为涉及死亡话题，就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议。凯瑟琳认为，这是一种面对现实生活里的死亡之前的练习。

“有些人说，我孩子的朋友去世了，所以我送给他一本《通往特雷比西亚的桥》。但我内心的反应是，这有些晚了。我认为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提早预备死亡。我们面对死亡确实有困难，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在我们自己死之前，我们将不得不多次面对它。”

2013年，凯瑟琳的丈夫约翰离世。约翰离世前，临终关怀顾问对凯瑟琳说：“死亡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好准备，但是约翰虽然几乎失去了对自己生活各个方面的自理能力，但他靠着他的信仰胜过了死亡。”面对衰老和死亡，如今91高龄的凯瑟琳说：“约翰的临终中向我表明，死亡并不可怕。”毕生为孩子创作的凯瑟琳，或许一直在体会：如何变回小孩子的样式，到那日与深爱中国的父母和亲人在永恒里相聚。

（本文参考了《Stories of My Life》一书，以及Our White House、Christianity Today、Read The Spirit等网络资源，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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