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大致可分为两方面，即心性之学和治平之学，暂理解为理论与实践，前者亦可称为“德性之学”，后者称为“史学”，二者交相为用，可分而不可分。皆因中国传统学术历来重视“会通”，而非“专家”，所以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之说。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是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都可以，但这些“家”却不同于西方的“专家”。
就儒家学术而言，正心诚意是“体”，即理论；修齐治平则是“用”，即实践。就理论而言，尽管中国人讲“正心诚意”，但又不同于西方之心理学，中国传统绝不会将动物实验结论用在人心上，所谓正心诚意，属于人生修养性情陶冶人格方面。
中国传统认为只有具备了某项人生修养，才可以投入到实践当中。道家重理论而轻实践，墨家重实践而轻理论，唯有儒家二者兼备，故能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之大统。随时代不同，比如汉唐偏重实践，宋明则重在理论。
中国传统之学术理论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包含一种宗教精神，从而具有宗教功能，这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一点，而此项宗教精神则从个人之心性修养中获得，一旦心正意诚，人便会自觉去求知。同理，如果空有一番心，而没有具体行动，那也就不能被称之为心正意诚。就这一点，中国又不同于西方，西方获得知识就是为了获得知识本身。
简单地说，中国传统学术认为先做人后做事，并且在做人中做事，从做事中能看到做人，二者有区分，但又没有区分。西方却不同，像叔本华、尼采做人做事可以分为二，我们重视其思想即可，其人不重要。
中国人讲三不朽，重在立德，就是表明中国学术非常重视做人的道理，西方则是灵魂不朽，人原本就是一个罪人。因此，按照中国文学界评估杜甫诗要高于李白，实际上是融合的立德之别，而非单纯的诗歌之别。
受此中国学术传统影响，在评价曹操和诸葛亮方面尤为明显，不注重二者的事业，亦不注重二者的诗词歌赋，而是二人的内心境界和德性的评判。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无功而返，但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备受后人崇拜，心正意诚至极也。相比曹操“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尽管他能横槊赋诗，无愧一代文豪，又是政治家军事家，却备受后世讥嘲。
宋儒云：“不识一字，亦可以堂堂正正做人”，讲学术而不识字，可谓天下之奇葩，但放在中国传统的“心”上，则不失为又一境界。正如孔子所言“不亦乐乎”，关键内心怎么样？
至于实践方面，则需对过去历史有所了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传统学术不外乎经学和史学的理由，而历史上有名的史学家几乎可以说是“大儒”。经学是做人大纲，史学则是做事原则，因此若要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二者一内一外，必须兼备方可。
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混为一体，那么中国史学更是如此，政治社会经济都在史学当中，归结起来就一个“鉴”字，即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其目标和经学一样，为的是完成一个“善”字。青史留名者未必建功立业，未必著书立学，但只此一善，就不枉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