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一个月前，网上流传一位中国女留学生在美国被害的新闻。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备受关注的章莹颖案。我记得当时舆论一片同情和哀悼，也有不少人表达对凶手的义愤和谴责。
我想这一次也该如此吧。但随着死者更多的信息被披露，特别是她生前的 Instagram 账号被扒，舆论风向骤然转变。许多“吃瓜群众”在了解死者的私生活、看到她与白人男友一起拍的露骨照片之后，竟然纷纷为她的被害叫好。如此，这件本该让人无比惋惜和伤痛的事件，却激起了互联网看客们一场残酷的狂欢。
我想，舆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转向，大概是因为死者并不是像章莹颖那样的“完美受害者”。结果，在一种阴暗心理的驱使下，对死者的恶毒讥讽和幸灾乐祸反倒成为正当的了。很多人认为，这个女孩是咎由自取，根本不值得同情。
但是，为什么只有“完美受害者”才值得同情？为什么只有毫无道德瑕疵的受害者才配称为无辜？在这个事件中，不管死者的私生活多么放纵，她都不应该被残忍杀害，她也更不应该在死后受到网民“坟头蹦迪”式的嘲讽。
这场闹剧恰恰是”受害者有罪论“（Victim Blaming）的一个典型案例。“受害者有罪论”是一种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的心态，常见于人们对于职场性侵、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等事件的评判中。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女性博主勇敢发声，犀利地指出“受害者有罪论”其实是一种认知偏差，这种心态至少隐含了两点错误的假设：
1. 公正世界假设
人们倾向于相信世界是公平的，每个人所得到的都是他所配得的：不幸之人所遇到的不幸都是他们咎由自取，而幸运之人则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们应得的奖励。因此，当有人遭遇不幸时，旁观者可能认为受害者自身有问题，以维持对世界公平的信念。
2. 控制错觉
人们希望通过责备受害者来获得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认为只要自己不做类似行为，就能避免同样的遭遇。也就是说，我们让受害者为自身的不幸负责，也是为了避免承认类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心态让人对生活有更多的掌控感。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雪莉·汉比（Sherry Hamby）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受害者的责备实则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安心。”
这两个预设让我想起了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中一位居住在日军占领区的村民，她秉持的生存原则就是：“因为我行得端、走得正，所以日本子八年了都不敢动我一根汗毛！”她的逻辑与上述假设何其相似。但可悲的是，这位堂堂正正的“良民”，最终却落得全家被杀的结局。
“受害者有罪论”是一种极为古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任何有道德和宗教的地方，都会找到它的踪迹。
在新约时代，门徒就带着同样的假设询问他们的夫子：“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在古老的《约伯记》中，与约伯对话的那三位朋友持有类似的观念。他们的逻辑是：“约伯啊，你遭遇灾祸表明你犯罪了，至高者在惩罚你，赶紧认罪悔改吧！”
到这里，我们就触及了弟兄姐妹对于《约伯记》的常见误解。许多人认为约伯那三个朋友的根本问题是对待受苦之人态度冷酷，缺乏怜悯。人们由此主张：真正的朋友应该是“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对于受害者，不应该论断说教，而是默默陪伴。
但这种看法明显是小瞧了约伯的朋友们。要知道，这仨人可是当时有名的智者，品行也是没得说。经上记着，当他们听说那些灾祸临到约伯身上，就一同前来看望约伯，“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地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更让人称道的是：“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这三位朋友对于受苦之人的态度堪称完美，就是当代最专业的心理医生也难以企及；他们真正做到了对受害者的同情、体恤和陪伴。我敢说，遇到同样的情况，大部分指责他们的人都做不到他们这么好。
其实，约伯那三位朋友的根本问题不在他们待人的态度，而在他们对神的认识。因为，至高者最终揭晓了答案，祂责备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说的是。”话句话说，是他们的神学错了。正是在这种错误神学的驱使之下，他们才对约伯恶言相向。
细想一下他们的表现，岂不是很让人惊奇吗？当他们与约伯的谈论触及自己关于宇宙人生的核心信念时，这三位“温良恭俭让”的智者仿佛变了一个人，竟然对约伯说出那么刻薄和冰冷的话！
我想，约伯的那三位朋友在逼迫他认罪时，一定是带着某种“捍卫公道、匡扶宇宙”的热心。“如果世界是颠倒善恶的，那么天理人伦何在？更可怕的是，这不是证明了至高者不公义吗？不，我们要为至高者辩护，我们要为天理人心辩护！”
其实，在人类堕落的光景下，很难避免这种“善恶报应”的逻辑。智慧如约伯的那三位朋友，也不能免俗。因为这种信念恰恰是今世之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人人心里都有杆秤：如果好人没好报，人生不就成了一场荒诞的游戏了吗？忽略了罪和死的可怕现实，人只能强行解释，以维持自己的生存意义不垮塌。
然而，如果恶人在世上飞黄腾达、大享安逸，义人却“终日遭灾害，每早晨受惩治”，这至少暗示我们：天理公道的实现，一定在这个世界以外。这也是亚萨在《诗篇》73篇所要表达的：“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如果没有复活，如果没有审判，“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其次，“受害者有罪论”所预设的“公正世界假说”（Just-world hypothesis）也暗含一种靠行为称义的逻辑。按照这种律法主义的观念，我们得到的都是我们理应得到的：“为什么我凡事顺利、不像你那样遭灾受祸？因为我行得端、走得正，至高者奖赏我……”
如此想的人，势必对神狂傲，对人冷酷。因此，在这世上，旁观者责备受害者，文士排斥税吏，法利赛人谴责妓女，财主轻看乞丐。结果，当这世界之外的义（alien righteousness）临到世人时，他们往往认不出来。正如约伯那三位智慧的朋友只看到了他的悲惨，却看不到他是已被称义的人。
结果显明：人类的道德无法超越这个暂存的世界，人类的宗教无法摆脱律法主义的逻辑。
约伯的朋友们想为人生祸福找到可掌控的根据，让自己的遭遇有道德和宗教上的凭依。但是，我们真正的根基在天上，而不在地上；在永世，而非今生。人并无匡扶宇宙的能力，也无法凭行为建立自己的义。然而，好消息是：称义是至高者单方面的宣告和应许，恩典虽会让我们失去对自己人生的掌控，但同时也让我们获得了出人意外的平安和永不动摇的确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