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基”运动的深远影响下，对于基督教和那些传教士们一般会打上3个标签：
政治化（西方列强的工具）、西方化（上帝的西方的神）、妖魔化（杀害儿童挖心挖肝吃）。
基督教会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
那些传教士，会被不怀好意地称为“蓝眼睛的洋鬼子”；
他们所传的福音，则会被视为文化侵略的“工具”。
对于他们曾在中国洒下的血与泪，甚至所献上的生命，不是闭口不谈，就是一笔带过，不能正视那段历史。
其实，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第一，正是由这群“洋鬼子”开创的。
涵盖教育、医疗、艺术、公共文化事业、法律、出版印刷、社会福利、体育等等领域。
今天从众多的“第一”中，筛选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看看他们这些人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01
第一套汉语拼音方案
1583-1588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合编了《葡汉辞典》。
《葡汉辞典》中的“罗马字汉字注音”，是汉语最早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也是后世一切汉语拼音方案的鼻祖。
利玛窦的注音方案
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这套拼音方案用了5个元音字母、20个辅音字母，再加上5个声调符号。
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原来汉字的注音，可以用这么有限的一些字母和简单的拼法，就可以全部拼写出来。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对利玛窦的拼音方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在杭州出版了拉丁字母注音专书《西儒耳目资》。
金尼阁的拼音方案，只用25个字母和5个声调符号，就可以拼读当时“官话”的全部音节。
正是因为拼音方案的诞生，才让之后普及汉语、消除文盲等工作的铺开成为可能，并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02
第一部英汉字典
马礼逊是近现代中国大陆，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
1807年他独自一人来华，1834年病逝于广州，在澳门他的墓碑上，写着他在中国这边土地所完成的3大壮举：译圣经、编字典、办学校。
马礼逊墓碑
而中国第一部《英汉字典》，正是出自他手。
当马礼逊来到中国后，发现学习汉语是一件危险又困难的苦差。
清政府禁止洋人学习汉语，同时也禁止传教，当地人只能偷偷地给他授课或是充当助手。
又由于当时经济上的窘迫处境，他只能租住在一个废弃的法国人的仓库里。
即使如此，他每天学习汉语，从事翻译、编写工作超过14个小时，健康状况一度恶化，甚至连拿笔的力气都没有。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我现在致力于翻译及编纂中文字典，这是一件艰苦的工作。我的勇气与毅力几乎支持不住了。我的手已极疲倦，执笔不易。假使我可以锄犁换掉笔杆，则我的健康必然较佳。”
他从1808年开始，以《康熙字典》为据，历经15年编成了三部分六卷本的《华英字典》。
马礼逊编写的《华英字典》
这部字典包含一部汉英字典和一部英汉字典，几乎是马礼逊一人独立完成。
从此以后，来华的美、英新教传教士，几乎都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作为学习汉语汉字的经典教科书，进而推动了福音在中国的广传。
《华英字典》的发行，不仅便利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贸易的开展，同时为我国的近代语音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03
第一所女子学校
阿德希，作为中国第一位来华女宣教士。
1844年，她独自一人辗转雅加达、香港、澳门各地，等待进入内地的机会，后历经重重艰难，才最终踏上宁波的港口，实现了多年以来入华宣教的心愿。
初到宁波后，她便在城外江边租到一个木屋，着手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
在当时那个重男轻女且封闭、保守的社会，三从四德是女子的第一要务，识不识字的无关紧要，“女子学校”更是一个闻所未闻的稀罕物。
在她反复登门动员，向家长保证孩子上学，不仅不会增加家庭负担，还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这才渐渐有人，愿意把家中有病或是愚钝的女儿送过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塾在当地才慢慢有了一些知名度，人数也渐渐增长到40多人左右……
在女塾里，有设置拼音、国文、地理、英文、算术、唱歌、刺绣、裁缝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的开展，使这些女孩们有机会去接触那些闻所未闻的知识。
同时阿德希还在学校里每天主持早祷和晚祷，每周举行周间聚会和礼拜。
为了这一事工，阿德希终身未婚，就像她曾在信中说的那样：“她已将自己许配给了中国……”
后宁波女塾经历了合并重组，成了之后的“崇德女校”、“甬江女中”、“宁波六中”等学校，进一步推动了女性的解放，和社会思潮的变革。
04
第一所现代医院
100多年前，中国第一家现代医院——“广州博济医院”，在广州诞生。
而它现在成了沿江路上，广州人耳熟能详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arker）在得到广东商人的捐助后，在广州新豆栏街丰泰行3号（今天的十三行）买下一块地皮，创办了一所西医医院。
伯驾为其取名为“普爱医院”， 一般资料称之为“广州眼科医院”，之后扩建易名为“广州博济医院”
这所医院，不仅是中国第一家眼科医院，也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在中国现代医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林则徐、孙中山都与之有着很深的渊源。
1840年4月，林则徐在该医院的病历，是中国现存最早西医病历，
孙中山先生更是曾于1886年，入此医院附设的“博济医学堂”学医。
在伯驾担任院长的20年间，医院一共诊治了5.3万多人。
并且在介绍西医、西药，培养西医和护理人才，推动医院管理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嘉约翰医生与学生合影
中国第一例外科手术、第一例截肢手术、第一例眼科手术、第一例膀胱取石术、第一例剖腹手术、第一例剖腹产手术、第一张X光片、第一例乙醚麻醉术……
中国太多太多现代医学的壮举，都诞生于此。
05
第一所孤儿院
土山湾孤儿院，或许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词。
1850年，上海天主教土山湾孤儿院成立，该院占地84.584亩，建有平房、楼房共34间。
土山湾孤儿院
这也是中国最早最大的孤儿院，往后的近一百年，一群异国的传教士，前赴后继地扎根于此。
在中国最黑暗的那段历史时代，他们“衣之食之，教以工艺美术”，守护着孤儿院一波又一波孩子的成长，并教他们安身立命于乱世的各种本领。
孤儿院为孤儿们安排了系统的学习内容：
上午7至9点，上国语、代数、物理、化学、地理、外语等课程；下午1点半至3点，上修身、打样等课程。
每日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在工艺训练所实习雕刻、木工、铁工、机械等工艺。
该院前后共收容过孤儿2500余人，孤儿年满12岁就可以开始学艺，6年毕业后，可选择留院工作或外出谋生。
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活下去已是奢望，这些孤儿不仅受到了孤儿院的庇护，还被“授之以渔”，学得一技之长得以安身立命，得以改写一生的轨迹。
他们之中，有的人成了知名的西洋画大师，有的人成了大学的教授，有的人成了“海派”黄杨木雕的创始人……
可以说，土山湾孤儿院对中国近现代艺术、职业教育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06
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1899年，作为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图书馆学教育家的韦棣华，从纽约来到了武昌文华书院任教。
有过图书馆工作经历的韦棣华，很快发现文华校园内图书资料匮乏，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在整个武汉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
这使韦棣华认识到：
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理念引进中国，并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已非常必要。
为了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和资金筹措，她又专程返回美国就读于纽约普莱特学院、波士顿西蒙斯学院，学习图书馆学。
韦棣华
学习之余，她奔走各大学游说动员，1903年，她带着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建设款项，回到了武昌文华书院。
历经6年的前期准备和建设，图书馆主体建筑完工，新的图书馆被命名为“文华公书林”——即公共图书馆。
1910年5月16日，文华公书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开放典礼，标志着中国近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诞生了。
蔡元培称文华公书林“弥孚众望”，段祺瑞则为其题匾“导扬文化”。
韦棣华的余生与文华图书馆同呼吸、共命运，甚至为了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终生未嫁。
07
第一本国际法
丁韪良，是把国际法正式带进中国的第一人。
他身为美国教士，国际法学者，曾任美驻华公使列卫廉和华约翰的中文译员，京师同文馆英语教习，国际法教习和总教习等职位。
他将美国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翻译为《万国公法》，其后还译有《公法便览》，《公法会通》等书。
《万国公法》
而《万国公法》便是他翻译的、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
1850年，他来到宁波传教，在1858年与1860年“英法联军之虞“，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谈判的翻译官，跟着美国公使在天津与北京谈判
在谈判过程当中，他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法。
譬如说，领事裁判权，这是丧权辱国的大条款，可是在谈判中，中国人没怎么考虑就接受了……
在丁韪良的心里，清朝政权和中国是两个概念。
他对清朝政权的腐败是失望的，但对中国却充满了祝福。
丁韪良意识到有让中国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需要，因此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
当然他的另一个动机是“帮助中国认识神和神永恒的公义”。
丁韪良
1862年，他开始着手翻译工作，为了翻译此书，他认真研习了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等书籍，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也进行了特别的推究。
《万国公法》翻译出版后，它让中国人首次接触到“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
本书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及社会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
08
第一家近代印刷所
晚清以降，“西学东渐”成为时代的一大潮流。
在通商五口中地处最北的上海，一批身为西学东渐先锋的西方传教士，云集于此。
1843年底，由英国伦敦教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墨海书馆”，这不仅是上海最早的编译出版机构，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
墨海书馆的机器设备，源自英国，为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也是第一次将西方近代出版印刷技术传入中国。
麦都思
相对以前的雕版印刷，活动铅印出来的书籍质量大为改进：字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
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就提到：
《谈天》初译成，在上海墨海书局发印，册大将径尺，图表朗明，纸刻今绝。
墨海书馆翻译出版的诸多书籍都可堪称经典，且在中国都是首次出现，如：
《几何原本》
西方近代天文学译著《谈天》、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近代植物学著作《植物学》……
这些医学、数学、天文学、植物学等方面的译著，为中国学科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同时填补了许多门学科在中国的空白。
而墨海书馆在编译、印刷、出版等方面的活动，不仅成为了中西交流的重要窗口。
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出版人才，对上海乃至全中国近代文明的发展都有着不凡的意义。
09
第一个城市青年会
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于1895年12月在天津成立，全称为“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我们所熟知的篮球运动也是在这一时期，由美国的传教士、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总干事David（中文名来会理）介绍传入中国的。
抗战时期青年会收留的孤儿
排球、足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田径、游泳、跳水、体操等诸多近代体育项目，也是经由基督教青年会引进和推广的。
“基督教青年会”最早由英国的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创办于伦敦。它不是教会，但却是以实践耶稣基督“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教导为宗旨的社会服务团体。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提倡发展德、智、体、群四育，培养健全人格，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并在当时开展各项社会服务工作：
在社会中办学、赈济灾民；组织合唱团、口琴队；举办各类夏令营、学生聚会、团契；筹办各类的体育活动；创办电台、联青社；协助郭德隆大夫创办天津胸科医院……
一百多年前，一位天津的老者问道：
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派一位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我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能够举办奥运会？
这位老人就是被誉为“南开先生”的张伯苓，而他也曾是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之一。
他不仅因接触青年会而信仰基督，而且他后来也作为会长将青年会的理念付诸实践。
张伯苓
他奋斗终生，为要唤醒国民、教育国民，关注社会、关注人民，推动了社会思潮解放的进程。
而当时天津的“五四运动游行”，便是由东马路青年会开始，绕城一周后再次回到青年会……
10
第一所现代大学
1864 年，狄考文夫妇来到山东登州，从收留六名贫苦流浪少年开始创办“蒙养学堂”，简称“蒙塾”。
这六名学生，除一人读过一年私塾，其余的都是”不知读书为何事”者。
狄考文不仅免去了学生的学费，还提供衣履、靴袜、饮食、笔墨、纸张、医药、灯火及归家路费。
1872年，狄考文又在此基础上，扩大了校舍，增加了课程，为了培养更高层次的人才，狄考文决定进一步提高办学层次，办一所大学。
登州文会馆教材
经过数年艰难地游说、筹款，筹备，在海滨一隅的小城里，蒙养学堂终于扩建成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取“以文会友之意”。
“登州文会馆”代表了当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也是19世纪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
它所具备的先进的办学制度；欧洲化的班级授课制；专业化的育才模式……
对整个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都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
齐鲁大学
在历史的进程中，“登州文会馆”合并重组为著名的“齐鲁大学”。
时有“南齐北燕”之称，与当时的燕京大学齐名，而后逐渐演变为今天的山东大学。
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后人可以随意评说。”
若是如此，历史便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谎言与漠视带来的可怕之处就在于：
我们满足于谎言，漠视于漠视之后，便再也不能分辨出真相的模样……
或许因着时间上的阻隔，我们对于这些传教士很陌生，我们对于这份厚爱也很陌生，但是不要遗忘，更不要试图刻意抹黑。
我们需要的或许仅仅是正视他们，以及正视他们给中国带来的真实的意义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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