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Vishal Mangalwadi / David Marshall (Editors) 译 ｜Aaron 校 ｜ 凯
过去一千年以来，地方堂会一直向大学输送学生。现在，送学生去各地方堂会读大学的时候到了。
想象一下，学生经注册进入被官方认证的大学和学校，但上课却在各地方教会中实现。教授们在线上课，保证了赤贫学生也能在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处受教。负责学业的牧长们(Academic Pastors 简称AP)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指导学生。如此一来，学生能节省高达75%的学费，并有充分时间为家庭的经济情况做出贡献。原本不能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学生，还可与接受过培训的教导长老及执事同住，以教导其必要的生活技能。
AP的兴起，复兴了一个失落的理念：即老师是由神施恩赐下的、建立人们圣洁品格的一群人。他/她可能是一位在家教育的家长，受训成为堂会-大学的家长。换句话说，AP是升级版青少年辅导员。他负责监督青少年的学业、安排现场和网络专题研讨会，让学生与专家进行互动。他还教导学生爱他们的邻居，鼓励他们每周花至少六个小时服侍当地社区有需要的人。学生可以去各大学、科学实验室和机构学习网课之外的东西。
这一国度教育的革命将汇集起一个由学者和专业人士组成的全球性网络，创建一个以真理为基础的教育生态系统。在不违背真理和道德的情况下，各种意识形态都可以学习并加以检视。教育将不再是一味的灌输，而是成为开启学生心智，教导他们分辨何为真、善、美和智慧的有力门径。
学科领域的专家(SME’s)将创建、选编修订、调适改写并翻译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在线课程。熟谙在线学习、测试方式、讲课内容、视频制作及世界观的专业人士也将协助学科专家们也可以创建在线课程。
到社会中实习，将有助于学生们发展职业和领导力方面的技能。小额教育贷款将扩展许多资源匮乏的堂会成为一个个教育中心。AP创造条件，为学生提供小额贷款的机会，使学生从“形象教育”(参汤姆·鲁德米克所写书的第六章)中受益，使他们成为面向未来的毕业生。奖学金和助学金则将作为教育基金的补充。
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已然来临。世俗化剥夺了教会曾赋予教师的尊重。教书育人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呼召。老师沦为教育这所购物中心(大学)里头的小商贩，在那里售卖其专业领域的商品。离开启示，大学不再知道何为逻辑及语言、何谓对与错、搞不清楚男或女、婚姻与家庭、国家与正义、自我和神之间的分别——这需要一次思想性革命来重建教育之魂。对真理和美德的追求，必须成为学习的目的从而赢得公众的尊重。如果学生上大学主要是为了寻求快乐、权力、声望或获得一份工作许可证，那么大学就不要期望得到比俱乐部或办公室更多的重视。
学生们应该去堂会-大学里获得最好的知识。必须帮助他们培养学术研究技艺、批判性思维和有效沟通方面的专长。他们应该学习语言并掌握经典。他们应该学会重视身体健康、体育精神和个人自律。学生应该组成各种团队，把所处社会的需求转化为服侍的机会。应该帮助他们跨越各大洲，以便在不同的文化中学习和服侍。这种教育还将通过提供探究经典、伟大思想和传记的各种课程培养高瞻远瞩的领导者，这些课程曾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现在，反道德教化的大学已成为滋生腐败政客、公务员、商人、记者和法官的一片沼泽。他们能教学生如何制造一台性能强大的机器人，却教不会他们如如何成为一个好的配偶、好父母、好邻舍或合格公民。这场革命要使教育成为培养出一大批仆人式领袖，而不仅仅是让学生为就业做好准备。这将引导他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因为他们会发现各自的呼召和准备完成他们自身的使命。
如此，教育必将再次成为塑造文明的进程。这将造就人们“心灵的习性”，以更好地去爱神、服侍邻舍及作管家的方式，去行使创造治理的使命。
欧洲历史上第二次教育革命，始于五百年前的1520年。当时马丁·路德发表了《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关于基督教国家改革的一封公开信》。
三年前，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登堡大学教堂的门上钉上了《九十五条论纲》，吹响了宗教改革号角。他很快意识到，如果不改革大学，欧洲就无法摆脱体制性腐败。智慧需要人以谦卑的理性，从神的启示中学习并活在其光中。
路德并不孤单。经过两个世纪的精英主义文艺复兴，许多与他同时代博学且敬虔的人也形成了相似的信念。这些人包括德西里厄斯·伊拉斯谟以及乌尔里希·慈运理、威廉·丁道尔、菲利普·梅兰西顿、约翰·加尔文、西奥多·贝扎、约翰·诺克斯和安德鲁·梅尔维尔等改教家。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努力，促使了天特议会的召开(1545 – 1563)，将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转换为一股推动教育的全球性力量。
我在本书其他章节，会去解释为何“出于顺服的信心”(罗马书1:5、16:26)使学者们变成了宗教改革的推动者。他们冒着事业和生命危险捍卫真理，而这些真理最终成为现代世界的信仰根基。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人人平等的“真理”。在路德的公开信中，这一真理成为神启示的全民教育的基础。“人人生而平等”从来都没有在哪一种文化中成为“不证自明”的信念。
欧洲社会曾分为贵族、神职人员和农奴三个等级，任何社会学家对欧洲社会的研究都不会得出人人平等的信念。马丁·路德从圣经的教义中明白了这一真理：信徒皆祭司、信徒皆是君王。他的公开信明确表达了这一全新的观点：即所有的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所有人生来都是罪人。神的羔羊被献为祭，是因为神爱世人。福音就是，任何罪人都可以通过悔改和信心成为神的儿女。神的每个儿女都当像祭司一样服侍天父，并治理全地，以确保神的旨意在祂所创造的世界中成就。
这种人人平等的神学种子，萌发并开花结果，变成了一种原则而非实用主义的普世教育政策。在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中的伟大奋兴家乔治·怀特菲尔德(1714-1770)着重教导人人平等的真理。他的圣经教导使这一独特、神启示的真理在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看来显然是“不证自明的”。
自欧洲第一次教育革命开始，罗马天主教的男女修道院、教会学校和大学等都在培养神职人员。然而，他们并没有教育每个人。路德的主张是，因为神的每个儿女都应作为圣洁的祭司侍奉父神，所以每个孩童都应受教育。圣经中信徒皆君王的真理，经一段时间之后逐渐改变了欧洲的封建制度。除非每个人都认识神、明白并遵行祂的旨意，否则神的公平、公义和慈悲怜悯的旨意就无法成就在地上。
为什么路德要寻求贵族的帮助来推行他的普世教育的新提议？1520年时，他仍是一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他知道自己的大多数神父同伴不愿与所有人分享其权力。他们与今天世俗教育中的“大祭司们“没什么不同。毕竟，谁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生计来源呢？教育产业的所有者可能会找出无数理由来抵制我们所提出的“第三次教育革命”，因为每一次革命都会打破现状。
人人平等的观念出于神的话语，是属天真理的“种子”。路德的公开信将之植入了欧洲文明的灵魂。主曾亲自教导说，“天国”就像一粒撒下的种子。神的国度是通过言语传达的思想(太13:1-32)。这一话语的种子就是圣灵的宝剑。(弗:17、启19:13-15)
路德关于教育的公开信，要求基督徒贵族顺服神的话语，支持神的每一个儿女都当受教育的权利。改教家们对神话语的顺服，最终使人人平等的“真理”成为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支柱和基础(提前3:15)。五个世纪以来，这一圣灵的宝剑一直在胜过那些建立在等级观念和习俗之上的压制性文化。若神是我们的天父(太6:9)，那么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路德是“新教徒”的先驱典范。他阐明的“信徒皆祭司”的教义反对的是他自己的教会和奴隶制文化。然而，反对并不能使人得自由，但真理能。
对人人平等这一真理的顺服，激励了路德通过翻译圣经，将德意志的各种方言转变为一种书面语言。圣经从拉丁文到德文的转变，使人们以各自的母语受教育成为了可能。
若要让每个孩子都明白真理，那么其母语就应该是初级教育的语言。而许多古典语言，如拉丁文、梵文、汉语文言文和阿拉伯语则成了广泛开发心智的障碍。它们是歧视的主要手段，使广大民众远离权力中心。
使民众语言成为学习的语言，是孕育现代民主的母体。不可能有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出现，除非它以民众的语言运作。1863年11月19日，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使这句话流行起来，而其基本理念也被中国的孙中山所借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威克里夫1384年将圣经翻译成中世纪英语时的序言。
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启示的、不证自明的福音真理会成为人人平等和政治自由等现代思想的来源。1520年，马丁·路德出版了三本书。第一本《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关于基督教国家改革的一封公开信》，将人人平等的真理应用于教育。第二本《论教会被掳于巴比伦》，探讨了宗教如何成为欧洲奴隶制的来源。他的第三本书是《论基督徒的自由》。这本献给教皇的书比马基雅维利的神学政治专著《君主论》的出版早了12年。
意大利外交官马基雅维利，将政治视为追逐权力。路德，一个研究神启示的人，则认为政治是为了追求自由。他写作的时候，大多数德国基督徒身份都还只是农奴。路德对于自由的圣经研究开启了西方社会对自由的漫长追求，因为圣经是在神把希伯来人在埃及为奴中拯救释放出来时写成的。路德对于自由的圣经研究在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中达到顶峰。它承认了一个神学真理，即造物主（而不是国家，也不是进化）赋予了每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
作为一名教授，路德教授的第一门课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然后，他被要求去教导圣经。他提交了一份申请豁免的书面请求，因为他说自己没有资格教圣经。他的意见遭到否决，被要求研究圣经以便教导圣经。他所教的圣经第一卷书是诗篇。随后，他教的是保罗书信的罗马书。这开启了欧洲的宗教改革。到1520年，路德教的是保罗书信的加拉太书。保罗写道：“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5:1)从此开启了欧洲对政治自由的追求。
使徒约翰在启示录5:9-10回答了这一问题。福音，也就是好消息，即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被献为祭、钉在十字架上。祂流血赎回了撒但的奴隶，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前，人作为奴隶，侍奉辖制他们的主人撒但；但神的儿女却治理天父的国。改教家们越发深入理解“信徒皆君王”的真理(启1:5-6；2:26-27；3:20-21)，在教会治理体制上就越发更新了苏格兰教会。此后，这些圣经中关于自由的原则也被应用于政治治理。自由的共和主义思想在日内瓦和法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这些理念首先在苏格兰的国家层面得以实施。然后，这些思想在1648年传播到其它国家，如荷兰和瑞士；1688年之后在英格兰大幅传播。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对这些自由进行了尝试，并最终于1787年，这些圣经中的自由理念塑造了美国宪法。
苏格兰教会的长老会制度以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结构取代了罗马天主教的等级制度。教会开始通过自己选举长老来进行自我管理，因为人起初被造就是要去治理(创世记1:26 -30)。人的罪使统治者变成了撒但的奴隶(约翰福音8:34)，而救主来是要重建所有神儿女的君王职分。
约翰·诺克斯和安德鲁·梅尔维尔等改教家努力将这些神学性/人人平等的真理应用于各自的教会和政府的构建方式。他们称这些改革是在地上建立“新耶路撒冷”和“天国”。乔治·布坎南，是比他们更年长的同时代人，将这种合乎圣经的社会重组称为”主权在民”。
改教家们的努力并没有创造乌托邦，但却改变了历史。一个世纪后，他们创新的不完美之处显而易见。虽然，欣赏他们的成功很容易，但很难称之为“新耶路撒冷”。因此，苏格兰启蒙运动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用一个希腊文用语来描述这些圣经驱动的尝试；称这一政府治理体系为“民主”。
没有一位苏格兰学者认为他们主张的人人平等的政府治理体系源自希腊。每个人都知道，改教家们是根据他们对圣经的理解而建立这些的。他们接受了“民主”这个词，部分原因是这样更容易把他们治理的缺陷归咎于人，而不是神。
欧洲人知道，希腊唯一输出过的政治制度就是野蛮的帝国主义。西方民主来自希腊城邦的现代神话，是由背弃了罗马天主教的威尔·杜兰特在20世纪初的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发明推广的。
16世纪的新教徒们改革了国家，因为他们知道，让“民众的声音”(vox populi)跟随“神的声音”(vox Dei)的唯一方法是教育公民。每个学生的思想都要受到启示真理的更新。一开始，这些真理是反直觉性的。例如，圣经中颠覆性的宣告：“谦卑人必承受地土。”(诗37:11；太5:5)这对于认为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即“追求权力”）的后现代信念，提出了伦理上的挑战。
若没有将神的话语刻入人心的教育，经过洗脑的暴民就会跟随魔鬼的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柏拉图的经典著作《理想国》(公元前375年)中，将希腊民主列为所有政治制度中最糟糕的。他憎恶雅典的民主制度，因其杀死了他的导师苏格拉底。柏拉图主张，如果不是为了建立乌托邦的话，“哲人王”的威权统治是治理城邦的最佳方式。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教导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成为一个冷酷无情的哲学家暴君。《理想国》写成一千年后，在欧洲第一次教育革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英国哲学家阿尔昆也认为，不能信任无知的、被操纵的大众，民众何德何能治理国家？与古典思想相反，新教国家之所以成为自由国家，是因为他们用神的智慧教育每个孩子。这使得美国宪法以“我们、民众”开头成为可能。若得胜的是西方的异教徒则会说：“我们，打败大英帝国的胜利之师….”
宪法一开始就肯定“主权在民”，因为这是建立在“信徒皆君王”的神学真理基础上的政治远象。不是胜利的军队或哲人王，所有神的儿女都蒙召治理神所创造的万有，这是滋养并维系美国社会实践的根基。
我的祖国印度的宪法遵循了美国宪法。它也以“我们、民众”开头，因为现代印度的创始人是基督教教育的产物。他们没有在印度教神庙或穆斯林学校学习。到19世纪末，当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大学时，“启蒙运动”已经开始使“基督教”教育变得暗淡。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印度的制宪会议知道，我们这个建立在种姓制度和性别歧视基础上的等级社会，需要建立在男女生而平等的启示性真理的基础上。教育必须将印度从印度教神话中解放出来：即梵天神创造了天生不平等的种姓；婆罗门出于其口，首陀罗出于其脚下。只有让每个孩子都有平等的机会发展自己的潜力，成为仆人式的领导者，“我们、民众”才能当家作主。一旦后现代主义使教育成为对权力、声望、财富和地位的追求，那么它就成为一个已经被划分为宗教等级之社会的问题。如果神学只是神话，那么印度就没有理由选择人人平等的基督教“神话”。
后现代主义” 这一当代术语，意味着现代知识基础已成为废墟。托马斯·潘恩的《理性时代》(分三部分出版于1794年、1795年和1807年)，以西方精英大学所倡导的“无稽时代”而告终。由于人的理性与神的启示分离，“启蒙”成为智力和道德的“困境”。西方哲学家现在知道，如果人的头脑只是由猴脑进化而来，那么就不可能知道真理。对于一个普通的美国学生来说，所有的人都是被造的，这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更不用说“生而平等”了。我们很难让人们相信一个神话，即无数的意外使人人进化而平等。
不平等是不证自明、显而易见的事实。奥巴马总统在2017年的纪录片《最后一年》中坦承，人人平等只不过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谎言）。在他的世界观里，这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有用神话，应该被相信。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基督教神话，一个黑人不可能成为美国的总统。
问题是，加入一个不敬拜神的女权主义者有自由选择相信女性比男性更胜一筹的神话，或者，纳粹和婆罗门更喜欢相信雅利安人才是最高等种族的“虚构故事”呢？那么，为什么人们不应该认为唯一的“真实故事”就是白人至上呢？教育到底是应当讲授各种故事，还是应该追求真理（veritas）呢？ 奥巴马总统没有把美国“不证自明”的人人平等的基本真理变成一个“有用的神话”。这一壮举将由支持实用主义哲学的神秘炼金术士皮尔斯完成。
真理实用主义论的先驱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和科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1839-1914)。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威廉·詹姆斯(1842-1910)，这俩人普及了“人本主义”理论。约翰·杜威(1859-1952)使实用主义成为世俗化的、公立教育的哲学基础。杜威学识渊博，他的著作所涉及的话题比大多数人能想到的都要多。然而，他忽略了探讨真理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属灵层面的问题。动物或生物机器无法知道何为真、何为善。
我能“知道”你昨晚做了什么梦吗？我的感官和逻辑都无法了解你的梦。冥想、神秘体验、心灵学、占星术、心灵感应、催眠和通灵术都无能为力。我能知道你的梦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或者神用语言告诉我。
你可以揭示自己的隐私真相，因为语言是启示性的。使徒保罗将欧洲异教的、以神话为基础的奴隶文化，转变为以真理为基础的自由文化，因为他明白自己作为教师及传递启示者的角色的“属灵”本质。
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林前2:10-14）
真理(拉丁文veritas)是西方大学的灵魂。世俗化迫使大学放弃寻找真理的盼望，因为它排除了实存之超自然、属灵的维度。语言和逻辑、想象和直觉都是属于心灵层面的事。
自从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对理性的批判以来，哲学家们就已知道：没有启示，人的心灵就无法知道真正的真理。剑桥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在大学期间一直致力于研究语言。他得出了和印度圣人佛陀一样悲观的结论：一旦我们排除了使徒保罗关于心灵的世界观，人的语言就无法认识并传递真理。你的语言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表达你的感受，或真或假。
若你声称自己知道并教授真理，实用主义哲学家们可能会把你赶出他们的大学。为什么他们如此不宽容？因为他们知道，“启蒙运动”对人类理性的自信已然失败。现在你能做的就是“希望”自己严谨的科学方法能让你自信地“断言”某一命题。但你不能称自己的信念为“真”。
实用主义已把大学变成了不可知论的奴隶。你需要确认自己的信念只是相对为真；你的道德标准是可调整的；没有人应该相信你；你的媒体每天24小时、连续7天不停地编造故事来操纵你的受众。这种知识文化使美国的政治-官僚精英成为了一个操纵性的“沼泽”。
奥巴马总统认为人人平等不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而是一个有用的神话，这一故事来自杜威的同时代人卡尔•荣格(1875-1961)和约瑟夫•坎贝尔(1904-1987)。一旦这些精明的思想家意识到“启蒙运动”的理性无法认识真理，他们就转向神话来寻找意义。因为关于人类的科学性真理是可怕的。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1904 – 1990) 就曾如此断言。他的世界观暗示美国的《独立宣言》是骗人的；自由和尊严是神学上的幻想。
斯金纳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行为学家、作家、发明家和社会哲学家。1958年至1974年，他在哈佛大学教授心理学。他1971年出版的《超越自由与尊严》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连续18周名列前茅。对他来说，不证自明的科学真理(“断言”)就是心灵、神、灵魂或自我都不存在。尼采、弗洛伊德和威廉·詹姆斯是对的：“神死了”这一表述意味着人(自己)也死了。真理死了。
“我”不存在。“自有永有”从来就不存在——无论是人、恶魔还是神。因此，自由的观念是由圣经的世界观所传播的一种错觉。斯金纳坚持说：“我没有主宰自己的生命。这不是我设计的。我从不做决定。总会有事情发生，给我制造麻烦。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斯金纳的结论是后现代对“自我”的解构，在我写的《改变一切的书：圣经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惊人影响》一书中有所讨论。
斯金纳的“决定论”并不是抄袭加尔文主义。这是一种逻辑科学主义。他反对圣经将“人类尊严”的神话嵌入美国文化的事实。《独立宣言》将自由奉为美国的基本信念的，正是加尔文主义者乔纳森·爱德华兹(1703-1758)。他是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奋兴家。他在1754年出版的《意志的自由》一书中教导了这一启示性的“真理”。
创建美国的“自由”和“尊严”的神学理念并不符合斯金纳反心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作为一名世俗化的科学家及无神论者，他不得不将美国人的自由理念斥为一种“神话”。他提倡无神论的理由是实用主义的。相信“基督教神话”中不可剥夺的自由权，使科学家难以改变和控制人类的行为，也难以为更幸福的生活组织整个社会。
美国的反心灵教育体系正确地看到：“真理”和“自由”属于“属灵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化学层面的问题。因此，由世俗化政府控制的教育必然会破坏自由的世界观基础。被公立教育洗脑和灌输的毕业生去摧毁建立在真相之上的自由，只是时间问题。哲学家君王们已经控制了美国的大学和大众媒体。他们的门生（protégés）渴望控制民众。被洗脑的民众没有抵抗独裁统治者的哲学基础。在威胁之下，许多人会放弃自己的自由。
神话之所以使人成为奴隶，是因为“这些故事”不能被质疑。真理使人得自由，是因为它可以接受检验和辩论。真理需要证据和理性。这就是为什么以真理为基础的教育能开启人的思维。在《创造世界的书：圣经如何创造西方文明的灵魂》一书中，我解释了圣经如何使西方成为一个独特的理性文明。
第三次教育革命的最大危险将来自那些可能把教会大学当成给学生洗脑的牧师长老们。然而，一个明智的牧师会通过谦卑自己并允许学生质疑他的前设来成长。他将学习并重新思考神学院教给他的东西。基要主义往往是灌输性的。神学，意味着人要用理性来理解启示。在教会大学中建立一种提问和探询的文化，将会使基督教信仰成为美国民众最强大的世界观。
失去真理，除了接受独特的自由例外论，西方世界别无选择。因此，请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把神的启示与人的理性分开必然会破坏美国的繁荣。
1776年7月4日制定的《独立宣言》指出，设立政府是为了保护造物主(而不是国家)赋予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包括人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作为总统，乔治·华盛顿一再提醒国民：追求幸福的权利意味着私有财产的权利。在其正式的总统演讲、文章和祷告中，华盛顿至少48次提到，每个公民都有权“坐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没有人让他感到不安和害怕。”
这一生动表述肯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是基于列王纪上4:25、列王纪下18:31、弥迦书4:4和撒迦利亚书3:10。可以说，神话语的种子造就了美国经济的成功。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他或她创造或继承的财富，这一信仰来自于神自己的命令：“不可偷窃。”(出20:15 )
神要求富有的人真诚而有奉献精神地爱他们贫穷的邻舍，并吩咐富人和穷人都“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出20:17)。当穷人不贪恋别人的财富而是为自己创造财富时，国家就必繁荣。教育必须在民众中重建造物主失去的形象。神从不会掠夺。祂一直“作工”，使这个美丽的全地遍满了富足。
而教导民众“为生存而奋斗”和“适者生存”的信条，则是在鼓励掠夺。进化论从来没有吩咐任何人“你们不可贪恋或偷窃”，这种学说教导人要像神一样创造自己的未来。后现代大学已经摧毁了美国的建国信念，即造物主赋予每个人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他们给予社会主义者觊觎和掠夺他人财产的权利。
他们向学生们灌输，使之相信任何继承了财富的人都是不公平的“特权”，并认为创造财富的“资本家”必然会掠夺其他人，尤其是贫穷的工人。这种掠夺的经济伦理助长了一种不道德的态度，即穷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觊觎和掠夺属于资本家的财产。他们认为财富是属于穷人的。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就是2020年夏天，一些“开明”的社会主义者一直在建议美国的贫穷选民：“请不要费事抢劫商店，因为那对你来说很危险。有钱人‘资助警察’。因此，他们掌握执法系统。所以要投票支持社会主义。这样我们就有权能代表你去掠夺资本家了。我们称之为‘税’。税收就是政府任意选择拿走民众的东西。如果你给我们去掠夺的权力，我们就每月给你一张支票。这将使你自由坐在电视机前、享受毒品、玩游戏和赌博。辛勤工作的纳税人创造的财富将超过你所有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即使你是非法进入美国的。如果你投票支持社会主义，我们就有权力惩罚那些让美国变得富有的资本家。”大学里教授的这种意识形态保证让每个人平等，换句话说，就是同样贫穷。
通过弃绝神的启示，西方世界已成为一个徒有其表的城堡，其根基只剩下沉的沙子。滋养西方文明之参天大树的圣经之根已被蛀虫吃掉了。而这一大树的主干（教育）则染上了使人智力衰弱的病毒。为复兴现代世界的基本真理，需要进行第三次教育革命。
堂会整体上在智识方面已变得比大学更加衰弱，因为堂会抛弃了自己的大学。这决定了培养教会领袖的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在智识上不如大学。教会整体表现得过于软弱，以致于无法从那些欺骗的邪灵手中夺回教育。然而，所有有形和无形领域的权柄都被赋予了教会的元首（基督）。那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启1:5)吩咐祂的身体要牧养祂的小羊。与这一责任相伴而来的，是教导万民的权柄。这是一个命令，要把天下万民都置于祂的管教之下(太28:18-20)。
16世纪为西欧及其各殖民地(包括美国)提供教育的改教家们，是欧洲第一次教育革命的产物。这始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公元748-814年)，他在公元800年成为罗马皇帝。
查理曼大帝开始其统治时认为，让一个人皈信基督教意味着要给这个人施洗。因此，他命令强制异教徒受洗(“皈信”)、“否则处死”。强制皈信的政策后来被放弃了，因为英国哲学家阿尔昆(735 – 804)说服了查理曼大帝:
“信仰是意志的自由行动，而不是强迫来的。我们必须诉诸人的良心，而不是用暴力强迫。你可以强迫人接受洗礼，但你不能强迫他们相信。”
阿尔昆向查理曼大帝解释了德意志蛮族的使徒圣博尼法斯(675 – 754)在此前一个世纪所强调的东西。即使人皈信意味着教育。皈信是神真理的圣灵将祂的律法刻在悔改之罪人的心中和头脑里的属灵过程。这一过程使叛逆者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林后5:17)，由此他活在“信而顺服”(罗1:5)的真理里。
二十世纪的宣教没有成功使万民作主门徒，是因为许多“福音派”错误地认为，皈信就是意味着带领人做“罪人祷告”（决志祷告）。他们没有看到，使万民作主门徒的使命，意味着让神的知识充满整个全地，就像众水充满海洋一样(以赛亚书11:1-9)。
查理曼大帝思想的转变，导致了所谓的“加洛林文艺复兴”。这带来了学术、文学、艺术和建筑的繁荣。查理曼大帝学会了阅读。他成了一个书迷，以致于神父们不得不在他吃饭的时候读给他听。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希波的圣奥古斯丁(354-430)。这使得奥古斯丁的教育课程成为随后近一千年欧洲的标准。第二次教育革命的先驱们都曾学过。查理曼大帝的宫廷出版了教初级拉丁文的书籍，还资助了一个皇家图书馆，里面收藏了关于语言和基督教信仰的深入研究的各种著作。
当学者们用拉丁文写作时，查理曼大帝还支持将基督教信条和祈祷文翻译成各种方言，同时教授语法和音乐。他鼓励修道院建立缮写室。禁食、祷告和施行宗教仪式得以继续，但修道士们也致力于抄录复制每一份可用的手稿。除了解经书、圣经注释和神学书，他们还写了关于历史、诗歌、艺术、音乐、建筑、技术和法律的许多书籍。
阿尔昆是查理曼大帝的“牧师”。因此，他教这位皇帝修辞学、(逻辑)论证和天文学。恩哈德(775 – 840)教这位皇帝算术。他曾在福尔达修道院接受教育，圣博纳菲斯就葬在那里。
这一由皇帝-神父一同开始的教育革命，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建立(1088年)达到顶峰。那里的神父学习查士丁尼法律。其它大学紧随其后教授医学和哲学，以及圣经和神学。神的启示(神学)是所有科学之王。证明人里面有神的形象样式可以运用理性。同时，神学赋予每一门知识学科和生命本身意义。经文命令信徒“思想”圣经所说的，而不是盲目地相信(腓立比书4:8)。
教皇授权建立大学，是因为圣经告诫基督徒要“思考”。这种对智性生活的深切尊重，使大学成为了属于教会、为教会服务、并由教会主导实施的教育机构。教会拥有的大学训练属神的神职人员，以服侍教会和国王。这就是为什么首相仍然是为国王服务的。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为基督、为教会” (Veritas Christo et Ecclesiae)。拉丁文翻译过来，意味着创建这所大学是为了帮助学生寻求“为基督和教会的真理”。
效法查理曼大帝的榜样，大多数国王聘请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作为他们的宫廷“大臣”(专职牧师和顾问)。这就是为什么给英国君主出谋献策的官员仍然被称为“首相”的原因。其他“大臣”辅佐支持他以神的公平、公义、智慧和怜悯来治理国家的神圣职责。
由修道士管理的博洛尼亚大学之所以教授法律，是因为教会整体已建立了欧洲最好、最受信任、最有力的司法体系。教会拥有的大学训练修道士、神父、校长和主教学习神的律法，这些律法已经被编入查士丁尼法典的民法和教会法中。法律教育训练有神之公义的神职人员，以法官、校长和律师的身份来服侍教会。
任何天才都能发明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破译的文字。但只有教会别人阅读书面语言，才能创造并丰富一种文化。已知的最早的文字系统是在伊拉克和埃及发展起来的，比亚伯拉罕早1000年，比基督降世早3000年。
亚伯拉罕在伊拉克长大，并在埃及短暂待过一段时间。后来，他的孙子雅各带着其大家族来到埃及。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四百年，先是作为尊贵的客人，然后成为奴隶。这些奴隶没有经过武装革命就获得了自由。他们回到了迦南，神赐他们的应许之地。神的应许是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
大多数为奴的以色列民都是文盲。而摩西作为他们的领袖，应该会读书写字。因为他被一个埃及公主收养，在王宫里长大。
今天的“专家们”会要求摩西给这些不识字的口语学习者（以色列人）讲些神话故事。但他的神在政治上不正确。祂赐给这些不识字的牧羊人一篇文字：就是《十诫》。神把它写在两块石版上。摩西把这一神话语的副本放在一个木箱(约柜)里，并以黄金包裹。神话语复制版也是属神的。神不允许以色列人拜偶像或发明有关他们的各种假神的神话。这不是一位想象中的神，营地中心、靠近至圣所的地方，存放着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神圣的、书写下来的圣约文本。
是什么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大国”？他们需要弃绝各种虚构的假神和与之相关的虚谎故事。他们需要认识真神及祂的话语，就是真理。神让事情变得更加困难：祂要求他们学习书写并抄录复制祂的律法。祂的话语必须被书写、雕刻或缝在各处，以便最终被刻在他们的心版上。这位作为救主的神要求奴隶成为思考者。他们需要昼夜思想写下来的神的话语。通过成为神话语的教导者，这些牧羊和造砖的人们将成为一个大国。神要求这些得了自由的奴隶，确保每个孩子都知道并敬畏神的话语(申命记6:7)。
当被拯救了的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游荡时，摩西教导他们：军事征服不能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奴隶们通过默想并遵行写下来的神的话语改变自己。将神的话语内化，将创造出将他们转变为伟大、智慧的国家所必需的社会文化资本：
我照着耶和华—我 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祂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申4:5-8）
至圣所有着比神的道德律更多的东西。写十诫(出埃及记第20章)之前，神让摩西写下亚玛力人攻击软弱流浪者（以色列民）的历史。因此，放在约的旁边、摩西写的神的话语的第一部分，就是这场特定战役的历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出17:14)。
摩西这位老人，已爬上一座山、祷告并观看这一战役，而他年轻的助手约书亚带领未经训练的军队取得了胜利。
如果让约书亚同时代的人来写这场战役的“故事”，记述者可能会描写得胜的约书亚的领导能力、作战策略、勇气和实力。但是，户珥和亚伦见证了这场战役，也见证了战争的结果是由摩西的祷告决定的。这两个见证人明白了真理。
一个奉承人的神话故事会伤害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这会使约书亚只相信他自己的剑。但是他的剑在耶利哥坚不可摧的城墙面前是毫无用处的。约书亚需要被提醒，是这位活神把希伯来人从被奴役中领出来的。只有对永生神的谦卑和单单的信靠，才能使他们胜过那些比以前一无所有的奴隶（以色列民）更强大的、占据应许之地的国家。
神在人类历史上是活跃的，现在也仍在动工。将神掌管的历史世俗化，会腐蚀真理。这本书中戈特弗里德·萨默和斯蒂芬·麦克道尔所写的章节提醒我们，欧洲和美国是如何建立文明和接受教育的真理。
异教徒的神庙里没有神赐下的文本。他们树立的是人造假神的偶像。为什么会有人拜石头、木头或金属制成的各种假神？异教徒崇拜各种不干涉历史的虚构的假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编造神话故事来告诉人们，为什么虚构的假神应该被崇拜。
神禁止犹太人和基督徒制造假神和各种神话。摩西被命令把历史真相放在至圣所中，而不是各种人编造的故事。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成为“圣书子民”。事实上，这是一个多卷书的文库。他们尊崇的是圣卷，而不是各种偶像。神的圣灵吩咐、默示并使圣经各卷书的作者们能写下祂的真理。摩西和其他先知所写的文字，就是神的话语。
真理必须被书写下来。足够多的人必须学会阅读并以口头形式向他人传递真理。因为真理、而非神话，必然是一个自由民族的思想基础。
现在，我们要问，犹太木匠或渔夫的儿子到哪里去学习读书写字呢？
我们透过历史知道，这些人的孩子可以去当地会堂，在此期间，可以由当地拉比担任他的教师。
如果当地神父回答不了学生尖锐的问题怎么办？这种情况下，一个12岁木匠的儿子可以把他的问题带到耶路撒冷圣殿。因为圣殿不仅仅是敬拜和举行各种仪式的地方，更是以色列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心。圣殿是一轮太阳，将圣神之光辐射到以色列全地。实际上，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的大学。犹太学者聚集在圣殿里。这其中包括了公共卫生专家和文士，他们研究、抄写并注释圣经，以阐明关乎以色列民重大利益的主题。拉比们来到圣殿，将智慧教训祭司和众百姓。祭司和利未人则将神的智慧带到国中最遥远的地方。律法专家将神的绝对真理和人的相对律法规条应用于新的、具体案例的复杂处境中。
拿撒勒人耶稣去圣殿，目的是可以向最好的专家学习。最后，祂成了一名自学成才的老师——一位拉比。这使得耶稣成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阿曼达·福布斯博士在本书稍后的章节中有所讨论。
祂学习、禁食并祷告。祂受了神智慧、知识、聪明的灵的洗。(赛11:2)。神的圣灵使祂所说的话就是“生命和灵”，是从天父而来的(约翰福音6:63)。祂的话语是种子，将天国带入人心灵的土地里。
主差遣祂的使徒，不是作为武装叛乱分子，而是作为神话语种子的播撒者。祂没有吩咐他们用刀剑征服那些不信的人。祂差他们去传扬神的道，就是圣灵的宝剑。他们的使命是将神的话语植入人心。神真理的话语是征服撒但欺骗王国的利剑：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来4:12）
保罗是基督的使徒，他把神的话语带到欧洲。他没有用金属制成的剑攻击罗马帝国。这位开启赢得异教欧洲的人是一个写了许多“书信”的人。他称自己是“作传道的、作外邦人真理的师傅”。(提前2:7、多1:1等)保罗对AP的异象，是由大卫·格莱斯恩博士描述的。乔·苏佐牧师在本书他所写的章节中，解释了保罗建立的地方教会曾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3:15)
保罗相信“真理”，因为他相信圣灵。他是犹太拉比，播下了欧洲第一次教育革命的种子。而爱尔兰的修道士们是为西方文明的文学种子浇水的群体之一。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则培育了修道士和修女们种下的树苗。
这一对古代以色列和神国度的看见，把中世纪的大教堂变成了一个个教育中心。其中的一些教堂学校发展成为大学，一直延续到今天。巴黎圣母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它著名的欧洲大学都是在修道院中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牛津和剑桥的每一个传统学院里，礼拜堂总是最重要的建筑。二者都曾是奥古斯丁修道院。我们这本书的封面抓住了中世纪和现代教育的神学和历史之源。
十六世纪的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必要的，因为异教的稗子已抑制了保罗所种下的并由忠心的修道士和修女们所培育的麦子。
“基督徒”教授和神职人员依靠异教的理性主义和神话，压制了神启示的真理。这迫使改教家们直面经院哲学。本书戈特弗里德·萨默博士所写的章节，解释了第二次教育革命是如何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置于神的启示的探照灯下、改革欧洲各个大学的。
这两位殉道者在十字架旁跪下祷告。年长的圣徒休·拉蒂默主教鼓励他的殉道者同伴说：“里德利君，振作起来、作大丈夫；我们今天将在神的恩典下在英格兰点燃一支永不熄灭的蜡烛。“（福克斯的《殉道者》，1583版。）
果不其然，牛津大学几年之后开始改，摈弃了经院哲学所陷入的智性黑暗，并采纳诗篇27:1，Dominus illuminatio mea (意为“主耶和华是我的亮光”)为其校训。
牛津大学能够将改教家们活活烧死，是因为在16世纪，基督教大学已成为欧洲黑暗的源头。他们容让经院哲学将神启示的真理与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混合在一起，后者是由阿维西纳和阿威罗伊等穆斯林所诠释的。把柏拉图哲学加到这杯知识的鸡尾酒里，已经令知识分子晕头转向。诗篇作者早就知道：“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诗篇119:130)。
如今，有些大学爱黑暗胜过爱光明。选择直面反对黑暗的革命者需要否定自我，并背起他们的十字架。他们应相信黑暗不会战胜光明的应许。(约翰福音1:5)
（本书作者：Vishal Mangalwadi ）
注：本文选自Vishal Mangalwadi 教授著作《The third education revolution》第一章，蒙作者允准一译介刊载，如需转载，请私信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