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Praying to a French God: Phenomenology as Catholic Philosophy
郑彦博 译 同塵 校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神学是否在现象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争论一直困扰着法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我在下面列出的书籍就是那里正在进行的那种热烈辩论的证明。对法国人来说，关于天主的争论似乎并没有灭绝，甚至对那些身为无神论者的思想家来说也没有灭绝。被压抑的东西又卷土重来了。
多米尼克·雅尼科（Dominique Janicaud）强调现象学（实际上，也是任何一种哲学）的无神论方法论，至少自海德格尔和萨特以来是如此，因为它允许一种纯净的、没有污染的、与神学分离的哲学方法。一个来自天主教文化国家的人怎么会想走宗教改革的路线，把恩宠和自然本性分开，这很引人注意。当他在他的结论报告中对神学转向给予部分点头时，我相信雅尼科是真诚的，或者至少试图让人看起来真诚。
“我们除了引出这几个特征和回顾一个不可逾越的区别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设想：现象学和神学是两个东西。当然在这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为了看得更清楚，也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最后提请大家注意两个同样值得沉思的思想，它们的分歧非常大。在神学方面，路德认为‘信仰包括把自己交给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的把持’。在现象学方面，歌德认为‘现象背后没有什么可寻找的，它们本身就是教义’。”
他似乎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再现了路德/加尔文主义对本性和恩宠“两个王国”式（按：即分离主义Separatism）的解读，这与基督宗教传统的大部分内容并不相符。我已经写了几篇文章，关于Dariusz Karlowicz的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按：本文作者Artur Sebastian Rosman已将Dariusz Karlowicz的著作译成英文，英文名Socrates and Other Saints: Early Christian Understandings of Reason and Philosophy），这种观念同样也为教父们所持有。在唯名论者和宗教改革之前，哲学从未脱离神学。
更重要的是，法国现象学派的某些根源要归功于让–吕克·马里翁与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的交往。马里翁对冯·巴尔塔萨作品的运用，在他的早期作品《偶像与距离》中最为正面，他经常直接引用冯·巴尔塔萨的观点。在冯·巴尔塔萨的要求下，马里翁与雷米·布拉格（Remi Brague）（他的作品是《宇宙》上经常讨论的话题）和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是《Communio》法文版的共同创始人。
亨利·德·吕巴克对这场辩论意义重大，因为在《本性与恩宠导论》（A Primer on Nature and Grace）和《超自然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Supernatural）等书中，他致力于恢复这种早期的前现代观点，即用神学染污哲学，反之亦然。正如约翰·米尔班克《悬空的中间》（The Suspended Middle: Henri de Lubac and the Renewed Split in Modern Catholic Theology）一书所证明的那样，德·吕巴克也影响了激进正统派（Radical Orthodoxy）的工作。
尽管近来天主教知识分子衰落的叙事非常时髦（有艾黎版本、波雅戈达版本和吉奥亚的最新版本），但天主教在现象学上没有任何松懈的迹象。
如果我们将首要之事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那么天主教徒在哲学上设定好步伐，就处于一个相当不错的位置。如果你读过我对埃利和博雅戈达文章的评论，那么你就知道我根本不相信危机论。总有一天我会处理吉奥亚在《首要之事》上的文章。与此同时，你可以在各处看看当代基督宗教写作中的富有的尴尬。
在我离题太远之前，（先再次回到文章的主题）以下是法国人将现象学延伸到神学的实践，从天主教徒和非信徒那里产生的，他们被拉进了两者的融合之中。
《言语的方舟》（The Ark of Speech）（按：作者为Jean-Louis Chrétien）研究了在天主与世人、人类与世界的对话中，言语与沉默的相互作用。本书从旧约圣经及其对天主创世的话语的描述，到新约圣经及其对作为天主圣言的耶稣的生活和话语的关注，都表明了信徒在静默和祭献中聆听天主和他人的声音是多么重要。
马丁▪海德格尔的哲学是否代表着一种世俗人类学的出现，它要求宗教思想重新定义人类生存中的宗教维度？在这本批判性的回应《经验与绝对》（Experience and the Absolute）中，拉科斯特（Jean-Yves Lacoste）面对人类本性的终极定义，即人的人性。他通过对作为现象学基准的绝对性的分析来探讨这一定义。在海德格尔的深刻挑战下，拉科斯特建立了一种人性的概念，为宗教经验和宗教认同提供了可能性。他发展了礼仪现象学，并对经验、场所和人的存在等范畴进行了仔细的考察。他为宗教经验的情感性提出了强有力的理由，在将宗教与情感而非逻辑联系起来的问题上，他站在施莱尔马赫一边，反对黑格尔。他声称，这种情感性可以比黑格尔逻辑框架下的理性更合理。
《我是真理：朝向基督宗教哲学》（I Am the Truth: Toward a Philosophy of Christianity）（按：作者为著名现象学家Michel Henry）是一本具有挑战性的书，它包含了最高层次的智力戏剧。这本书的辉煌和巨大的陌生感，从基督宗教批判代表性的失落世界的角度，对西方文明的现代史进行了全面的抨击，将震撼英语读者。
《有限性的变形》（The Metamorphosis of Finitude）（按：作者为Emmanuel Falque）从一个哲学前提出发：除非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否则没有人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它从神学信仰的角度审视了这个前提，即出生可以或应该作为理解复活对我们今日的意义的模式。毕竟，现代的基督徒需要找到某种理解复活的方式，除非我们能从哲学上将其与我们自己的经验世界联系起来，否则肉身复活的信理是空洞的。
斯坦尼斯拉斯·布雷顿（Stanislas Breton）展示了十字架的虚无，它的虚弱和矛盾的力量。他将诗意与哲理、信仰与审问、奥秘与实践、古老与新奇融合在一起，试图将十字架从丰盛的本体论和妥协的历史中解脱出来。《话语与十架》（The Word and the Cross）提炼了一位正值壮年的思想家对基督徒和基督宗教的可能性的沉思，在其中找到了一个批判的原则和更新的源泉。布雷顿首先从圣经中汲取灵感，考察十字架一直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的方式，从圣保禄对它作为逻各斯、愚蠢（moria）和力量（dunamis）的宣讲开始。布雷顿以惊人的原创性解释，首先审视了十字架作为矛盾标志在希腊和犹太人世界中的出现，然后追溯了它在政治、神学和基督宗教关于愚人的尖锐戏剧中的命运。
《宗教行为》（Acts of Religion）是吉尔·阿尼贾尔（Gil Anidjar）与雅克·德里达密切合作编撰的，首次汇集了德里达关于宗教和信仰问题及其与哲学和政治文化关系的一些著作。这些文章讨论了犹太人、基督宗教和穆斯林传统中的宗教文本，以及康德、列维纳斯和格舒姆·索罗姆（Gershom Scholem）等宗教思想家，包括了跨越德里达学术生涯的作品。这本书收录了德里达的两篇新文章，这两篇文章是第一次出版，还有吉尔·阿尼贾尔（Gil Anidjar）的导言，探讨了德里达对自己“宗教”起源的回归，以及他试图将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中隐藏的宗教维度展现出来的努力。
《敬拜》（Adoration）是继《解密》（Dis-Enclosure）之后的《基督宗教解构》（The De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ity）的第二卷。第一卷试图说明为什么要开放理性，不是宗教层面的理性，而是我们已经习惯于理解的超越理性的理性；“敬拜”一词试图命名这种被解除封闭的理性的姿态。在这本书中，让–吕克·南希超越了他早期的历史和哲学思想，试图思考——或者至少是破解一种思考——一种可能适合于基督宗教自我解构所导致的天主的退却的立场或姿态。敬拜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方式、一种精神风格，这个时代的“灵性”似乎已经变得如此缺席、如此干瘪、如此驳杂。
《现象学与“神学转向”》（Phenomenology and the “Theological Turn”）汇集了雅尼科对以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保罗·利科、让–吕克·马里翁、让–弗朗索瓦·库尔蒂纳（Jean-François Courtine）、让–类思·克里蒂安（Jean-Louis Chrétien）、米歇尔·昂利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神学转向”的批判之争。
当人文主义者对爱的话题思考到痴迷的地步时，哲学家们却坚定不移地忽略了它。哲学一词的意思是“对智慧的爱”，但哲学话语中爱的缺失却奇异地引人注目。在《情爱现象学》（The Erotic Phenomenon）中，让–吕克·马里翁以对爱的概念本身的探究来关注这一缺失。马里翁首先批判了笛卡尔将自我的怀疑能力与一个人存在的确定性等同起来。他说，当我们第一次以爱人的身份向前迈进时，我们就遇到了爱。我爱，所以我存在（按：可与本笃十六世的名言“天主爱，所以我存在”合观），我的爱是我关心我是否存在的原因。这种哲学基础让马里翁探究了爱的几种表现形式及其变化，包括肉体的刺激、自怨自艾、说谎和变态、忠贞、子女的诞生和天主的爱。在整个过程中，马里翁强调，所有的情爱现象都不是源于大众理解的自我，而是源于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