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燃烧：朗尼根论历史
Anne M. Carpenter 著
Matteo Tang 译
共融团队 校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明尼阿波利斯仍在燃烧。起初是字面上的，然后是在人心中。实际上，美国在燃烧。当伯尔纳德·朗尼根（Bernard Lonergan）写作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在燃烧。1936年，夏季奥运会在柏林举办；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侵占了埃塞俄比亚，建立了属意的东非；斯大林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就在世界燃烧之际，朗尼根费尽心力研究一种历史理论。他描摹草图并重新勾勒：短句子、大部分为重点、汇集在模糊的提纲中，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数篇文本中反复出现。世界分崩离析，他问自己历史是什么。
这项工作几乎令人可笑地不切实际：这位年轻的耶稣会士在做什么，他以为自己在做什么呢？把历史理论化吗？理论怎么能回应我们当下的战火？这些问题激起了关于伯尔纳德·朗尼根更大的问题：他在论述每一个论点的时候究竟在想什么？他的作品本身以及就当下而言，意义究竟何在？
纯粹追问中的超拔
我们从超拔（ecstasy）开始，从超越自我、超越一切人类的根本超拔开始。这是朗尼根的出发点，对他来说，超拔的原始形式是无限制、无止境的求知欲。“内在于我们所有人深处”，他说：“当其他欲望停止喧嚣后，一种求知的冲动缓缓升起，它想融会贯通、想溯本求源、想一探究竟、想阐释万有。”这种求知的冲动迫使我们举心向上、举目向外：它要求我们围绕着这些问题整体地规定自我，将我们投入行动的深度中。
然而，我们在这里面对把朗尼根“过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e）的诱惑。就是说，把人类视为自动化机器人，像计算机一样，不断计算某个未知数的解。我们也可能被诱惑，把探求真理视同寻找黄金：真理如黄金一样在“石头”里，坐等我们寻找、发现。由此，将求知等同于有害的自动化比喻，就好比只需点亮电路板，发现一个坐等被发现的现成答案。
这并非求知的本质。相反，朗尼根把求知描绘为人之意识的整体转变，一种持续的、微妙而宏大的行动，改变了处于认知状态中的求知者。求知就是变得不同，求知就是要对已知的事物负责。问题不仅要求言语，更要求行动。真理不是 “就在那里”，而是在进行判断与行动的活生生的心灵中。
对我而言，很难不去考虑朗尼根笔下人类形象非同寻常的微妙、内在的复杂及脆弱：人的每一次理解都是自动化（automatic）的对立面，理解是一项不容侵犯、无法被任何人代劳的活动。它也是一种经常出错、必须不断重来的劳作。人类心灵被赋予了以下任务：提出、回答每一个具有意义的问题，在经验的闪耀深渊中搜寻，并近乎完整地将它们转变到（transfiguring）一个以求知欲为中心的内在世界中。
在朗尼根眼中，我们最伟大的劳作正是理解（Understanding），因为理解远非自动化的机械运动。理解也是对我们的召叫，由我们的欲望所赠。我们必须通过努力的恩宠赢得理解；而“追问”乃是理解的必要杠杆。理解使我们举心向上、举目向外，进入自我，进入世界。
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存在的结构，如同钻石的每一个切面，既是资源又是责任，既是能量又是要求。变得专注、理智（intelligent）、理性（reasonable）、负责——这就是我们的伟大志业。这种志业引领我们超拔自我，接近他人与天主。如果它的失败等同于我们没有成为自己之所是，那么成功就是被一个人的自有本性引向超性的边缘。
朗尼根看到的世界是每一个人都在拼命成为一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做自己是一个进程。我们自己的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行动，受制于责任与失责，而频繁的失责不仅令人失望，也有害处，有害于我们存在的深层构造，有害于我们的周遭世界——这个世界正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
如果说伪狄奥尼修斯看到的世界如同一口泉涌，以天主为本源，下淌到最小造物，那么朗尼根能够描述的是借由思想与行动的“向上溯源”的上升运动。唯独人类拥有这种建基于我们的意识、建基于我们的求知者身份的奇特“超拔回归”。我们孕育了整个意义世界，这个世界又反作用于我们，使我们成为我们之所是。它好比某种螺旋：我们是意义的作者，也是意义的接受者。我们的整个存在是意义的媒介，专注、理智、理性、负责构成了其中的含义。然而我们频繁失败。
我们步入的废墟
人类历史是什么？这是朗尼根在1930年代向自己提出的问题。答案看似自明：历史就是发生了的。历史是一个事件。但这并不是朗尼根的答案。相反，他认为历史是人类行动：历史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创造了（make）历史，一起创造它。朗尼根说：“历史的核心原因是人类意志，确切地说，是时空框架中的人类团结一致的意志。”
当我说我们创造历史时，我的意思是历史作为我们在一切时代的一切行动的总和。当我说我们一起创造历史时，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切作为皆是历史。因着过往的选择，我们处于当下，尽管这些行为中的大部分并非属于我们，因为我们从它们那里接受，它们就成了我们的。我们也因当下的选择，进入别无他样的未来。历史发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接受了它；历史也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因为它由我们亲手决定。
朗尼根不把人类理解成彼此分离的。与其说历史是伟大天才的杰作，不如说是整个自然或族群的作为。因此，他对历史的理解更为积极（active），字面而言，更偏向行动（action），因为历史在严格意义上包含了每一个人类行动。当朗尼根论述历史时，他论述的是人类的进步。它是对我们意识的一种省思：易碎的、发展的、分享的、无常的。但它也是对启蒙主义式进步的驳斥，这一进步依靠着个体性与必然性的骨架。这一批评之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成立，是因为在朗尼根看来，所有进步皆同时被退步所损坏。
人性意义在根本上是主体间性的。我们不仅共享着某个意义世界，而且共享着一切世界的一切意义。人类的基本合一在这里又出现了；我们先在行动中看到它，这里我们在一切世界的意义性中看到了它。在我们构建的世界崩溃时，首先是这份合一的崩溃。尽管进步是集体共有的，退步却是碎片式的。退步是意义的破碎，是麻木、愚昧、盲目、失责的结果。
退步与罪一样，皆为悖谬。退步与罪都不可承受“理解”（intelligibility）的重任。然而，退步、罪、悖谬构成了我们实际处境的部分。我们不断构建整个世界，却万事皆空。个人层面，我们为我们的罪进行合理化的辩护；集体层面，我们用制度与法律合法化我们的合理化。然而，我们仍希望这世界可被理解，我们无法阻止自身深切无边的渴望，因此我们聚焦于那些仍具意义的碎片，进而把我们撕碎到越来越小的意义之境中。朗尼根解释说：“罪的统治，即是人性的原子化进程。”
晚期朗尼根尤其认为，退步的一个主要导因是我们的偏见。它有许多面貌，并存活于我们所有人的生命中。事实上，一个偏见并非是一种倾向，而是我们的所作所为。科普兰（M. Shawn Copeland）如是说：“偏见……或多或少是有意而为的选择。当我们发觉某事物构成了我们福祉的潜在威胁，我们会选择在理解、判断、分辨、行动时，排除更多可供考虑的资讯与信息。”
我们最大的软弱是关于常识的一种普遍偏见。常识是一系列实用、具体的共通理解与判断，大部分时候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帮助。我们的偏见在于，认定常识是我们的世界唯一必要的智慧。为此，我们排除了其他“不切实际的”解决方案，或不再进一步发问，或拒绝向更多的内容开放。
回想一下朗尼根笔下微妙的人类肖像。我们被不受约束的求知欲驱动。实践智慧尽管是我们变得理智的一种方式，却不是我们变得理智的唯一方式。实践智慧并不是我们营造周遭世界的唯一方式，因为我们所处世界是我们自己的反映。因此，否定我们自己智性方面的更多奋进，会破坏甚至施暴于我们存有之基本超拔。然而更糟糕的是，它也否定我们本就拥有理解自身境遇的更多工具。理解更少意味着我们知道更少，而知道得更少，我们对已知部分所负的责任感就越弱。这种脆弱的机制，一击即溃。
我们也找不到出路。事实就是如此。退步的倾向在自身的重压下不断外延扩展。朗尼根认为：“诉诸不负责任之人的责任感，诉诸非理性之人的理性，诉诸愚钝之人的理智，诉诸痴迷自身苦怨之人的专注，都毫无用处。”这种状况是一个客观的无理数。它不可理喻，毫无意义。然而，我们却是为了意义而受造。
世界与不可理解者
在朗尼根写于1930年代的作品中，他非常关心如何批判与阐述时兴的极权政体、描述它们对人类的破坏、解释为何聪慧的受造物会逐渐依赖于少数掌权者那可悲的权力。然而，在朗尼根晚期的作品中，对当代神学家而言，他关于退步的理论远超出了对某一境况的描述。
诸如科普兰等学者已经借用朗尼根的方式来批判和阐述种族问题。对于科普兰而言，种族既是一个视域也是一个偏见。种族是一个视域，因为我们总是从种族的视角出发、跟进；种族是一个选择性的偏见，因为我们为了保护自己的福祉，不愿领会更具体的内容、问题或责任。
因为我们自己的历史，种族进入我们的世界。因为历史是人类行动，又由于人类在意义世界中运作，种族是诸多行动的结果、也是一连串之意义，源于行动、且塑造行动。科普兰提醒我们，种族不是生物意义上的现实。种族是人类的创造，但这不妨碍种族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在我们行动的时候，种族好像真的一样，甚至成了我们存在的法则。
然而种族的基础在于，用白肤色与重价定义某些人，用黑肤色和廉价定义另一些人。这亵渎了人类的基本合一。它不是真的。尽管如此，我们根据肤色与价值的界定行动，把它编织成我们世界的部分。我们准许了一个无理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很熟悉了：社会碎片化，拒绝提出一切相关的问题，在退步的烈火中进步解体。
然而，我们有必要停下来考虑种族制造的各种境况。种族根本上否认了一切真实的进步：少数获得了作为人的地位、获得了特权、获得了保护；其他人被排除在外，而且也与他们自身的人性分离。因为他们不再被允许遵循自我发展的微妙路线。他们根本上被否认拥有自我。他们奋力争取，向上向外获得了切实进步，不是因为种族真实存在，而是因为他们的人性真实存在：纵使他们的人性被蓄意否定了，人也无法停止为人。
因为历史本质上是暂时的，历史影响也是时间性的。今天的我们与过去诸多世纪的鬼魂共同生活。我们与这些鬼魂共同生活，甚至不知不觉地重复着他们的性情。历史中的不公正之事交织在一起，反复出现，在时间中错综复杂。我们的沮丧、哀伤与挣扎，这一切都是活在我们身上的世世代代的繁复回响。纵使我们不愿去理解，但看一个人的脸庞就是目睹一部历史。
记住，请记住人类易碎的肖像。看看伤害的可能性多么巨大，每一次清醒的暴力多么深重，每一次盲目的背叛多么阴险，这些都是我们带入生命、一直存活在我们身上的。朗尼根说：“人在不断涌现的众多个体的接连相续中，成为他自己。”
历史是人类行动。我们用行动创造种族，围绕它建立了整个世界。法律与制度支撑着、准许着、渗透着这一行动。因而我们必须构想；当我们构想这个问题时，与其说是诸多个体，不如说是诸多意义与行动的世界总和。然而当退步至无可追索的境地时，我们又该做什么呢？
历史的圣言
我们发现自己身处邪恶境况之中。这一境况是我们的，也独立于我们，因为无论我们有何期望，我们总要背负历史。这一境况属于我们，因为现在是我们在行动。我们被呼召担负起责任。即便如此，以进步回应邪恶并不能解决一向在场的邪恶。无理数仍是无理数。对朗尼根来说，人类力量事实上并不能解决恶的问题。
但天主可以。根据朗尼根的看法，天主能从邪恶境况中带来美善与正义，我们不能。这正是天主圣言在十字架上的作为，也是基督徒在基督内的作为。换言之，在天主对人类分裂的回应中，存在着基督奥体内的精诚合一。
科普兰强调，天主的回应，乃至于我们的回应，都是具体可见的。天主在历史中回应，因为历史就是问题本身；历史也是人类行动，这意味着救恩通过人类行动发生了，首要是借着耶稣的神人同一的行动（the divine-human action）。基督的具体作为也有一个特定的形态：在祂的生命中，我们看到了天主的生命。天主尤其眷顾穷人与受压迫者。这意味着救恩不仅是经由普遍的人类行动而发生，也尤其借着提拔受压迫者而发生。例如，科普兰着重指出穷苦黑人女性的历史与经历。
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基督徒走向合一的召叫也有特定的形态，这合一是与受压迫者的合一，他们的人性增益着我们自身的、分享的人性。这意味着合一工程需要天主在我们内运行——唯独这位天主才能化恶为善。科普兰解释说：“压迫（在质料方面而非形式方面）通过在社会、文化群体、个人之间设立支配结构，破坏了我们与他人的关联性。压迫既是现存的事实，也是历史事实。合一要求我们，通过此时此地纪念十字架的基督与历史中的一切受害者，肩负起对昔日的责任。”
在纪念基督中，肩负对昔日的责任，是具体而持久的行动。因为它具体，所以个别，其要求也因人而异。对于我自己这样的白人天主教徒，它要求痛悔的真诚。它要求承认一种包含我在内的历史、这历史以个别、具体方式先于我。它也要求对当下的行动负责。
朗尼根或许会说，合一要远离虚伪，走向真诚。这是对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以不同方式提出的相同要求。朗尼根解释说：“当理智升至认知天主时，意志被召叫去爱天主，而恶不仅彰显为人的过错，更是违抗天主的罪，是对祂的善好与爱的滥用，是一种手段性的诬蔑，掩盖了那贯穿宇宙、在人人之间彼此传递的绝对美善与完美爱德。因此悔改（repentance）便是痛悔（sorrow）。”
朗尼根说的痛悔并不是绝望。天主的爱包含着绝对自愿的馈赠，与天主同步的普遍善良意愿。这里值得多花一些时间来谈朗尼根的看法：“善良意愿是喜乐的。其悔改与痛悔都与过去有关。它当下的牺牲指向未来。它在与天主彼此相爱中与宇宙合一，分有着宇宙富有活力的韧性与盼望……善良意愿意愿着宇宙的秩序，并因此意愿着这一秩序富有活力的喜乐与热忱。”
在朗尼根、科普兰和罗伯特·多兰（Robert Doran）等人笔下，基督徒与其解决历史，不如救赎历史，且通过活在其中参与救赎。这是一项极其苛刻的任务，因为它要求基督徒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诸多意义世界；它要求转化这些意义，这便是它的实践。它要求我们的行动与这些意义相和谐。它要求我们本有的一切——天主所造的整全而脆弱的器皿。多兰说：“因此，一个人有必要把他或她持有的自己交托在天主手中，学会如何在万事上行善，在任何情况下都运用这种知识；信赖天主，使自己的使命从属于天主在世界中的圣工。”
烈火中的圣言
我们把视野重新拉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全世界肆虐、国家间弥漫的战火。我们现在可以发现，我们除非在历史中生活，否则不能克服历史。然而，为了在历史中真切地生活，为了改善那些创造历史与创造我们的行动，我们需要理解。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经过这一切的时日，这项任务有多么艰巨、棘手、脆弱。我们不允许把任何相关问题抛掷一旁。没有任何意义可被我们忽视。我们不能放弃钻石的任何一个切面。正是我们的搁置、我们的忽视、我们的放弃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正如朗尼根可能会表述的，我们必须远离虚伪，进而变得更加本真。我们必须有喜乐悔改的力量，把痛悔锚定过去，把当下的牺牲锚定未来。我们朝向本真的诸多劳作，首要的便是理解。理解不仅微妙，它也是共同的、历史性的，以及我们自己行动的主体。
去理解：这是我们崇高而复杂的召叫，需要我们本有的一切。除非我们艰辛劳作，否则我们不能理解；除非我们直面一切问题，否则我们不能认知；除非拥有活生生的心灵，否则我们不能承担责任。最后，除非我们爱过，否则我们不能真正地认识。“这种对基督的爱便是爱这些最小者，爱祂的‘小孩子们’。这是对社会秩序的爱，前提是最小者能够活下去，学会认识祂，学会爱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