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1。王船山，儒之时者也。船山云：“六经责我开生面”，乃真会往圣真意者也。儒家崇古，以为三代乃中国史上之黄金时代，三代以后，每况愈下，越往后，越不堪。故儒家常做重回三代之梦。船山却认为，三代之时，“人之异于禽兽者无几也”，郡县取代封建，实乃历史发展之必然。至于制度，必当随时代以进，岂可厚古薄今、刻舟求剑？船山于此义论之甚详，其中一句反诘实已道尽此理：“谓古人淳朴，渐至浇伪，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梨洲、亭林皆有“寓封建于郡县”之论，船山以谨严之史学家眼光衡之，独不取此义，其所见也理性。今有人或问，今人若可穿越至历史上任何一朝代，君将何择？我亦不择，惟愿生今世以待来日也。
682。船山虽反对一味复古守旧，但也反对人为做作、人定胜天。盖其史观极似英美之经验主义，故船山论史重势，船山曰，“凡言势者皆顺而不逆之谓也”，“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理而当然则成乎势”。
683。本与时俱进之旨，船山又主张一代之制度内部有其逻辑自洽性，未可随意取舍也。“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礼乐刑政，均四海，齐万民，通百为者也。以一成纯，而互相制裁。举其百，废其一，而百者皆病。废其百，举其一，而一可行乎？”之所以不可行，在于这样做犹如“庸医杂表里，兼温凉以饮人，强者笃，弱者死，不亦伤乎？”
684。船山于《读通鉴论》中论历代政治演进之理也精辟，论及此处，我尚有一疑问请教船山：因势立制固所应当，然势从何来？船山当认可历史发展自有规律，然则历史演进的内在动力为何？
685。船山受蒙元灭宋、满清入主中国之强烈刺激，力主民族主义，其言论发前人所未发，盖中国之民族主义思想，至船山才自成一大体系。然以今日之眼光视之，船山之民族主义思想颇有过激之处，其论证也未必全合逻辑也。
686。船山之民族主义思想之立论基础是：世间万物，皆有保其类而卫其群之本能，此为自然法所决定，固不可疑也。但船山又认为，保群之职责，必由本族之君执掌，而不容异族染指，其论证似有逻辑不周延者。“民之初生，自纪其群。远其沴害，摈其夷狄，建统惟君。故仁以自爱其类，义以自制其伦。强干自辅，所以凝其黄中之絪缊也。”“智小一身，力举天下，保其类者为之长，卫其群者为之君。故圣人虽号万姓而示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以上当然为理想状态，但尤可追问：为何只有本族之君方可保本族之民，而异族之君必不能保本族之民？考诸国史，献疑者三：一，儒家所称许的圣王舜、周文王其实都是夷人，前者东夷，后者西夷，若以船山理论，则当何解？二，统治非屠杀禁人民之同义词，若不能保民，任何君主皆无从统治。中国曾数度被异族统治，异族君主虽不能说皆尽到了保民之责任，至少也不比本族之君主尽到的责任更少（蒙元除外）。异族政权，终日担心被汉人推翻，反有勤政为民之君，此又当何解？三，“中国”一概念经历史演变已不断拓展，而国家早已成多民族一统之国家，若遵本族人统治本族人之规训，则被统治之少数民族心存何想？
687。先秦儒家以文化优劣区分夷夏，其民族主义思想较为宽容，故夷狄若用中国文化则可以当成中国人看待。船山则从种族角度立论，认为文化之优劣出于种族之不同，种族之不同则由于所居地理环境之不同所致。“夷狄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由此之故，船山不仅认为夷狄入侵中国不能长久统治，而且认为异族推行中国政教乃自取灭亡之道。对于前者，其论证为：“夫夷狄所特以胜中国者，朔漠荒远之乡，耐饥寒，勤牧畜，习射猎，以与禽兽争生死。故粗犷悍厉，足以夺中国膏粱豢养之气。而既入中国，沉迷于膏粱豢养以弃其故，则乘其虚以居其地者又且粗犷悍厉以夺之。”对于后者，船山则直接抛弃了古儒旧论，以为：“夷狄而效先王之法，未有不亡者也。以德仁兴者以德仁继其业，以威力兴者以威力延其命。沐猴而冠，为时大妖。先王之道不可窃，亦严矣哉！以威力起者始终乎威力，犹一致也。绌其威力，则威力既替矣。窃其德仁，固未足以为德仁也。父驴母马，其生为骡，骡则生绝矣。相杂而类不延，天之道、物之理也。”此论之弊，至少有二：一，在孔孟看来，儒家本为人类普世价值，固对异族学习、推行中国文化持欢迎态度，而船山表面上大张中国文化，实则将中国文化自小为只适合中国之文化也。二，不同文化以相互交流、甚至相互冲撞而取长补短，于是彼此均趋于强盛。封闭之文化，坐井观天，必然没落衰竭。考诸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盖文化之竞合，实乃天演之道。船山以驴马交合而生骡为喻，既不伦，且不智矣。
688。进而言之，船山之主张，实乃种族、文化沙文主义。他既认为中国文化远超夷狄，故汉人有权为四夷之主人。汉武帝征匈奴，为历代儒家所非议，以为其穷兵黩武、劳民伤财，船山竟为其辩护曰：“遐荒之地有可收为冠带之伦，则以广天地之德而立人极也。非道之可废，且抑以抒边民之寇攘而使之安。虽然，此天也，非人之所可强也。天欲开之，圣人成之。圣人不作，则假手于时君及智力之士以启其渐。以一时之利害言之，则病天下。通古今而计之，则利大而圣道宏。”船山甚至认为，“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非以施之夷狄”，故直接不把夷狄当人看而等之于禽兽矣。且不论前述船山有不许夷狄效先王之道与主张汉武开边之举逻辑相悖（既已开边成功，不用先王之道统治夷狄而何？），单说船山这种赤裸裸的不把异族当人看的主张就是以行仁为宗旨的儒家所不能容忍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汉人不希望异族奴役，异族就希望被汉族奴役乎？
689。清初，反清排满运动此起彼伏，其中著名人物有吕留良、曾静等。诸人之民族主义思想，皆不超过王船山之范围，故不必费词论列。至雍正朝，反清运动终被扑灭。雍正遂刊行《大义觉迷录》等书驳斥汉人之民族思想。雍正七年九月，清帝又颁上谕，力驳吕、曾等民族主义思想。其中种种论点、论据，目的虽在巩固爱新觉罗家之统治，但也非全无道理。
690。明末清初之民族主义，实乃形势所激之产物。今人对之首先应抱持同情之理解态度。但今人读史，论列前贤，也不能止于同情之理解，因为读史是为了前瞻，而非满足于做一故事大王。今人读史，心中自有今人之问题意识。以今日之世界形势而论，我不得不说，虽然中国在历史上屡次遭受异族侵略，近代以来，民族所受之压迫堪称罄竹难书，但中国要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真正的复兴，中国人就必须有超迈前人之胸襟气度，以平等心态看待世界上一切民族。因此，无论是传统的夷夏之防，还是王夫之的极端民族主义，均应成为历史陈迹而扫荡已尽。此乃形势使然。否则，谁敢与我们交朋友？当然，当今是一个民族自大主义与民族自卑感交混的时代，我们既要反对前者，同时也应该反对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