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5 11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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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九):沈从文

沈从文认为自己是一个新人,一个尊重理性反对迷信的人。他说:“平时厌恶和尚,轻视庙宇,把这两件东西外加上一群到庙宇对偶像许愿的角色,总拢来以为简直是一处恶劣不堪的戏文。”但他看了宗教仪式后,他说:“我才明白神之存在依然如故,不过他的庄严和美丽是需要某种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的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
沈从文只是肯定神话想象力的重要性,他说:“屈原写出那么一些美丽神奇的歌,原来他不过是一个来到这地方的风景记录人罢了。”沈从文创作的目的和叶芝相似,在唯物文化的笼罩下,人们依然需要跟神和自然保持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但他肯定不是一个宗教作家。沈从文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我们保全做人的原始血性和骄傲,不流于贪婪和奸诈。
沈从文虽然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无聊和堕落感到深恶痛绝,但他也不接受乌托邦。因为乌托邦一出现,神祗就要从人类社会隐没了。他对古旧中国之信仰态度之虔诚,在同期作家中找不到第二人。但他并不是一个一切唯原始是尚的人,更不是一个感情用事,好迷恋过去,盲目拒绝新潮流的作家。他坚持认为除非我们保持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的信念,否则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变得野蛮起来。
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义上讲是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为了表达自己和其他作家的不同,沈从文非常喜欢强调自己的农村背景。他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是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她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1924年,左派在文坛上的势力渐占上风,胡适和他的朋友只有招架之力。在胡适的阵营里面,论学问渊博唯有胡适,论新诗才华唯有徐志摩,论小说除了凌叔华也很难再找到其他人。他们对沈从文的兴趣不是因为沈的文笔流畅,主要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胡适认为沈从文的这种务实保守主义和他们所倡导的批判自由主义一样,都会对当时的激进主义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果然他们对沈从文的信心没有白费。
胡适后来的精力主要在历史研究,徐志摩飞机出事身亡,而凌叔华和她的丈夫陈源都退隐文坛,只剩下沈从文一人在战斗,而且沈从文还是一个非常勤于写作,并不断求进步的小说家。1934年,沈从文被认为是右派反动的核心人物,被左派批为“走狗”,滑稽的是沈从文当时和国民政府的关系也非常不好。
沈从文的创作在最初的阶段缓慢得近乎痛苦,全凭自己摸索,他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以说是全无认识。早期为生活所迫,他大量地写作,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都滥用了。苏雪林对他这一时期的小说的评价非常中肯,“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数百言还不能表达出中心思想,又似老妪谈家常,叨叨絮絮说了半天,听者尚茫然不知其命意之所在;又好似软绵绵的拳头去打胖子,打不到他的痛处。因此,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的心灵,他的故事即写的如何悲惨可怕,也不能在读者的脑筋里留下永久不能磨灭的印象。”
沈从文认为人类若要追求更高的美德,非得保留如动物一样的原始纯良的天性不可。他觉得一个即使没有高度的智慧和感受能力,照样可以求得天生的快乐和不自觉得来的智慧,这属于道家和罗曼蒂克的看法。
沈从文对人类纯真的情感与完整人格的肯定,无疑是对自满自大、轻率浮躁的中国社会的一种极有价值的批评。这种冷静的看法不仅适宜于农村社会,用于懒散、懦弱、追求着虚假价值的,与土地人情断绝关系的现代人也很适宜。
沈从文对文学的贡献是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这都是基于他那种特殊爱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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