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快要离开了，我才喜欢上这个地方。
可能因为刚来的时候惦记着之后要回去这件事，所以总是刻意与之保持距离，又或许是我长久以来抱着李文秀式的固执与偏见不肯放手。总之，在过去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温哥华在我心里不过就是个寄居的地方。
反过来说，用人家的语言说话说不利落、听话又听不明白、走到哪里还都是冷眼旁观的我，对温哥华而言，也不过就是个过客。就像二十年前Sosisi在作文里写她戴眼镜的体验——摘下眼镜就像是雾里看花，什么都带着一种“朦胧美”。
这种“朦胧美”，一开始，就在这座城市无时无刻不包裹着我、让我无所遁形，因为我身旁并没有一副眼镜可以戴上。
课堂上，操着浓烈苏格兰口音的旧约教授用他特有的冷幽默讲笑话时，我就坐在开怀大笑的同学们当中，默默地微笑。一方面是被大家欢乐的气氛感染，另一方面，则是不自觉地掩饰自己听不懂的尴尬。直到一两年后，中国同学慢慢多起来，我才重又体验到放声大笑的畅快。
下了课，与相识的白人同学在楼道里狭路相逢，正要按着惯性跟人家打招呼，四目相交后，却发现对方不动声色地把目光移向了别处。以至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应该打招呼、什么时候应该装作没看见。
或者，什么时候表示很高兴见到对方，什么时候又该达成“咱俩不认识”的共识。即便你俩在某个场合有过一次很深入的交流，过了一段时间不接触，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就无需再出于礼貌过去寒喧了——端视对方的眼神而定。
午饭时间，大家三五一桌地坐在大厅里。赶上我又想挑战自己极限时，就四下寻觅有熟人的一桌凑过去，按着从他们那里学来的方式请求加入，然后再对准尚未正式自我介绍过，但其实已经在这巴掌大的学校里见过无数次的“陌生人”伸出手去，生硬地说：“嗨！我好像还不认识你，我叫某某某⋯⋯”。
伸出去的时候，那只胳膊好像不是我的。曾经那种一宿聊成知己的情形，在这里从未发生过，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循序渐进的、永远保持着一定距离和界线的交往。等到真正聊起天来，澳洲口音、南非口音、印度口音、肯尼亚口音⋯⋯噼里啪啦满天飞（只有美国人是没有口音的，因为他们说的是标准英语）。简直是世界从我面前经过，我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在小饭桌上建立交情的机会，我眼睁睁地看着，却有缘无份。结局就是，以后我和一些人的对话仅限于——“你好吗？”、“我很忙，你呢？”、“我也很忙。”
那时，并没有其他中国同学可以一起坐下讲母语。
终于到了放学回家。
每次过没有红绿灯的小马路，看到旁边开过来的车，我都咯噔一下来个急停，暴露出我在北京养成的下意识。只见那辆车停得比我更捉急，看我傻了吧唧地站那儿不知所措，司机挥挥手，示意我先过。
回到家里，房东的女儿是个极素主义者，吃不明所以的食物时，一定先仔细查看食品成分，带荤腥的誓死不沾（我学到的第一批新的英文单词，多是围绕着这个主题）。我总是趁她不在家的时候剁鸡块切肉什么的，但也做好随时把一堆东西收进冰箱的准备。
有一次我给教会的小朋友们做饭，扔厨余垃圾时，不小心将一块鸡骨头掉在了地上，恰巧被她看见并拾起，遭来她鄙夷的眼神。
我俩的第一场谈话，发生在我搬进她家的第二天——当时我还沉浸在对于住进这样一座布置着欧陆风格家具，带有阳光房和后院的梦幻般房子里的不可置信中。她从万恶的动物食品加工业讲到动物伦理，听得我目瞪口呆。我因为一时没做好不吃肉的准备，只得以“贵国对动物的关心很高尚，但是在敝国人权都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这样的理由来结束这场谈话。
有一天，我又被突然在我面前停住的汽车吓得一激灵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面对着我所置身的、朦胧的这一切，我像是一只被剪了胡须的猫，丧失了感知周遭世界的触角、和判断周遭世界的标尺，所以走起路来总是跌跌撞撞。
而余下三年的故事，就是这只猫被剪掉的胡须重新慢慢长出来。这胡须，就是语言。
初到的那段日子，我强烈地体会到，语言承载着世界，语言即世界。
举个最日常的例子，在外面点菜，由于不懂那些酱料的名称，东西虽然近在咫尺，但对我来说却是遥不可及。写论文就更不用说了，思维时常陷入短路。
我坐在那里，觉得自己的思绪从椅子底下地球的这端绕到地球的另一端，然后再绕回来。听课、看书的时候，意思已经模糊了一层；及至下笔，就更加不知所云。对于一个懂得什么是表达到位并且享受它的人来说，当只能用蹩脚的儿童语言有限地表词达意时，那种感受要多糟心有多糟心。
然而语言的限制还不仅于此。
有一次教授在给我的论文评语里写道，“你那些比喻的说法，有点莫名其妙，对论述没什么帮助。”
我明白也认同他所讲的，只是不甘心放弃我原有的表达方式。英文是一门逻辑的语言，而我不是一个逻辑思维很强的人。用英语写作论文，要求我克制自己的形象和发散思维，而专注于逻辑关联上，最后再落实到逻辑缜密的语言。这个过程有时逼得我逃到微博上去刷屏。
因此，令我始料不及的是，一副胡须长起来，另一副却必须短下去。
当我不得不放弃自己惯有的思维和言说，而换之以我所不擅长的一套，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不好了。那种想表达、却表达不出来的失语，造成了我严重的焦虑。
第一个冬天，无数个憋坐在图书馆里的雨夜，孤独是双重的。细雨打在玻璃天窗的上面，我抬头望着它，暗下决心：将来找对象，必须是会说中文的。
那段时间，眼前常常浮现出沈浩波等人曾经办的刊物《母语》，“母语”这两个字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得特别大声。温哥华华人这么多，可是在这儿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中文书店。我于是怀念北京的那些饭局，主要是怀念酒桌上的动听母语。
那些夜晚，当我回到家，躺下，会听到雨点打在窗户上的淅淅沥沥声。一天的焦虑，就在这无言中，被雨声慢慢纾解、治愈。
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深夜，姗姗从澳洲打来越洋电话。我清早醒来，看到未接来电，给她打过去。她说，没什么事，就是想你了。
温哥华漫长的冬季，这样的细雨天是常态。四年里，我记得只有一次打起了雷，让我猛地冲到窗前，以为推开窗子外面就是北京。
第二年的八月，我收到了旋和右麦寄来的签名版《白银饭店》。秋天，又收到了高星、老弛和阿坚寄来的他们以前出版的书。再过一年，我从北京带回来沈浩波的诗集《命令我沉默》和乌青的长篇小说《逃跑家》。这些构成了几乎我全部的母语家当。它们放在我的书架上，我感到踏实。
后来那三年，我住的地方都不再能听到雨声。但是当我翻开这些书的其中一页，好像就又能听见了。阿坚在他送我的书的封面上题了一首短诗:
“你在加国研学上帝的路子
也算替我辛苦和清淡
我在我国体验啤酒的精神
也算替你享受和漫延
据说苏美尔啤酒比《旧约》还早几千年
那也让我们干杯，或者阿门”
其实辛苦和清淡都还是次要，真正让我比较痛苦的，是在英语的浸泡中丧失了对母语的贴身的语感。（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