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杨志军而言，《洪门子废墟里的疯女人》是“对生命和人世间的悲悯”，是对“童年忧伤、爱情残瓣、理想碎屑和伤感别离的记录”，是“对伤痛和困境中煎熬挣扎不屈的孤独灵魂的抚慰”，是生命的绝唱。录制完这首歌，他独自离开了这个世界。
杨志军在这首歌里唱了些什么？杨志军是谁？杨志军之死意味着什么？这是个问题。
歌中的历史
杨志军在歌中唱道“龙尾山，山上是伏龙坪，龙尾伸到了城关的西稍门”。兰州市两山夹一河，黄河穿城而过。黄河南岸的皋兰山象一条横卧的巨龙，向西北延伸至老的西稍门，半山是伏龙坪，向下接雷坛河，洪门子老街位于西稍门和雷坛河之间。西稍门向东北是著名的兰州黄河铁桥，1949年8月解放军攻占兰州，西稍门改名为解放门。
从解放门向南上到伏龙坪，再向西南是华林山。解放军进攻兰州，华林山的战斗极其惨烈，后来新政府在华林山设了火葬场，并兴建了烈士陵园。极其惨烈的战斗并不仅只有这一次。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循化地区（清代属甘肃，现属青海）伊斯兰教新教哲.赫忍.耶派马.明.心的学生苏四十三等人，与当地花寺门宦派发生教派之争，导致械斗，清地方官员偏袒花寺，压制哲派，排斥新教教徒。苏四十三聚众起事，攻入兰州，毁房屋无数，清政府出兵镇压。苏四十三等被困华林山数十日，弹尽粮绝悉数殉教。这段历史是现存的洪门子老街的历史背景。
杨志军创作这首歌时提到过苏四十三之死，他对哲合.忍耶表现出了很强的悲悯式样的同情，这一方面来自于张承志在《心灵史》中高超的文学技巧所做的渲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杨志军祖籍西吉（原属甘肃后划归宁夏），是哲合.忍耶被驱之后最重要的聚集地。关于西吉杨志军早在博客时代就有些文字见诸网络，他甚至在2004年前后专程前往他母亲的老家探访。他原本想在歌里写更多的关于故乡的内容，受歌曲这种表达形式的限制，不得已忍痛割爱。
杨志军实际上是中国当代叙事摇滚的先驱，在他的另一首歌《甘肃人上新疆》里，他所吟唱的关于母亲的故事，是对那个时代记录。《洪门子废墟里的疯女人》也隐含着长时段的历史叙事，“静静地看着世间的风云变幻”，也着重于对当代重要件的记录。从四零年代最后的一个夏天，转至八零年代的最后一个夏天。他在歌中唱到“年轻的我们陆续来到了西边的果园”，西边的果园指的是兰州市七里河区的西果园乡，是驰名中外的兰州百合出产地，也是兰州市看守所所在地。杨志军和许多朋友曾被羁.押在西果园，昵称果园同学，其中包括“写诗的志华”、去了大沙坪的“老白”。王志华是杨志军的好友，一个清瘦的酷爱诗歌的青年，大约是青海人，获得自由后不知所踪；老白后转至大沙坪兰州监.狱。关于这段历史，在整个歌中也是着墨较重，虽然隐去了事件，但清晰地说明了时间、地点和人物。这是对那个逝去的年代一种隐秘的叙述。
在杨志军的歌里，洪门子老街不仅是一个地名，也是一个承载着历史叙事的空间。洪门子原名“洪恩街”，是前文提到的苏四十三被剿时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战事延烧，很多民房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官兵与反抗者均以同样的方式接受死亡，苦难因之弥漫。兰州复归平静后，百姓回到洪门子重建家园，当地政府为彰显乾隆帝的“洪恩.浩荡”，将曾经的战场命名为“洪恩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洪门子成为了接纳兰州外来人口的重要场所之一，聚集于此的许多底层市民形成不同的亚群体。出于各种原因，其中一些社会不见容的群体也在此聚集，包括受过迫害的拾荒者、精神异常者、离家出走的逃婚者、被遗弃的孩子等。尽管洪门子老街离甘肃省政府不到4公里，但由于居民构成复杂，一直是当地政府关注的盲点。这个空间里既保留了数百年前的老建筑，也充斥了各种简陋的棚屋。为了有一个栖身之所，人们常常用捡来的木头砖块甚至塑料布搭建自己的“家”。疯女人阿梅的故事在这里展开。
关于疯女人阿梅，杨志军说，他之所以关注到这个疯癫女子，原因是在某个四月黄昏的泥泞街道里，他抱着还是婴儿的女儿与阿梅错身而过，有过一次对视。他看到，这个蓬头垢面又身材高挑的女子，有着一种坚毅而犀利的眼神。这个眼神强化了他对底层亚群体的关注。实际上，底层亚群体一直杨志军关注的对象，他关注的方式是展开他的想象。他说，那次对视让他想（象）了许久。他认为，这个疯女人虽然蓬头垢面却并不邋遢，皮肤白皙且舞姿优美，似乎受过专业的训练，流落到洪门子老街，一定有些故事。那次短暂的对视不仅对杨志军产生了触动，同样也刺激了疯女人阿梅的神经。自那以后，疯女人更疯了，逢人便说杨志军是她的弟弟。甚至有邻居孩子来问他，疯女人是不是他的姐姐。他也很迷茫，似乎冥冥之中与这个疯女人有着某种缥缈虚无的关系。后来，疯女人阿梅“失踪”了。
杨志军再次见到疯女人是几年后的一个四月，在兰州火车站广场上。九零年代的兰州火车站，有武侠打斗的录像厅，有头戴白帽子留着胡须的回族老汉摆摊，卖着白兰瓜和各种蔬果；还有修自行车的、补鞋的、票贩子、 贼娃子、乞丐，更多的是背着包袱行囊讨生活的“盲流”，其中不乏失意的流浪者。杨志军说，他路过火车站，老远看到一个貌似熟悉的身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舞蹈，旁边饭馆外置喇叭里播放着迪斯科《我一见你就笑》，“我一见你就笑……”，那是疯女人阿梅。
杨志军唱道，“她双臂妩媚地摇摆，身姿曼妙地旋转，婆娑摆动的衣衫，热烈含羞的脸庞”、“我在人群中静静地围观，凝视这凄美的妖娆”、“变迁的时代，喧嚣的世界，她像蒲公英随风绽放，在巍峨的兰山下飘摇”。至此，他的叙述完成了从上帝视角到人的感知之转换，从历史的叙述转向对个体命运的共情。福柯的问题在他这里从来就不存在，或许他希望自己和疯女人阿梅就是一类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在经历了改革暂停之后的狂飙突进，是习惯了理想主义话语的中国人不能承受之重。鲁迅以来的革命批判和社会主义金光大道让位于以猫论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经济的快速腾飞拉开了现代性魔咒般舞蹈的序幕。“失位”是几乎每个社会角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失去原有结构中的位置，同时也意味着不再承担原有社会中的功能、责任和义务。个体被抛出原有的场域，投射到混沌的洪流之中，包括西果园的同学和流浪的阿梅。杨志军身在其中深感无措。他最后唱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伴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光芒”。他想以此为他无法驾驭和解读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然而他毕竟是柔软的，他苍劲刚毅的外表无法掩盖内心的惶恐。尽管如此，他还是基本完成了他的历史叙事，哲赫忍耶的历史在张承志的文字中由屠戮转化为苦难，西稍门改为解放门，洪门子在废墟之上的吟唱成了疯女人阿梅的歌。其实，他也想问的是，八十年代最后的夏天呢？
在整个音乐中，这些solo之后的吟唱似乎有些多余，然而如果考察他的生命轨迹，这种“多余”的判断多少显得有些仓促。
杨志军之死
当代乐坛，没有一个歌手会象杨志军一样真正用生命歌唱，没有。他用阿尔托一样的凄厉回应了他所有的际遇，正如他对本文作者所说，“这是属于我的歌，也是属于你的，属于每一个敏感孤独的心灵”，“绝望的生命，在烈焰中消逝……”，“这一切关于这个城市关于个体的生命的伤痛意象的堆砌……最终推展出隐忍中的嘶吼、不屈生命的激越，传递出的不仅是忧伤，还有温暖和力量”。
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能承接杨志军所传递的温暖和力量。那些孤独而敏感的灵魂，在比北方还要寒冷的冬季，在无助的尽头，在孤灯之下，可以独自聆听他的歌，感知他对尘世间苦难的悲悯。正如王一欣所言，“杨志军是爱人的，但他爱的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人，有时候，他甚至他还会伤害那些离他最近的人，但他爱的是整个人类”。
丁毛和老白都用“一个理想主义者”对杨志军进行褒奖，但作为现代虚无主义滥觞的理想主义，是对杨志军的误读。可以说杨志军曾经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他对理想主义之殇有着痛苦的记忆和深切的体会。八零年代的青年有几个不是理想主义者呢？
然而，他却深刻感受到了理想主义背后的虚无之存在，以及虚无带给他一代人精神上的苍白与乏力。他时而乖张的行为是对虚无的逃避，他将自己隐藏起来，不肯直面际遇，不肯露出内心的无助，也是虚无带给他的隐痛。他甚至曾受惑于英雄主义带来的荣誉与崇高。可是，无论他怎样迷惘，他总是试图将自己认为的最美好的东西展现在人们面前，歌声、鼓励和寒冷中的一片的问候。他总是以最优美的姿势行走时间，确如振宇所说的神一样的人。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不能掩盖理想主义被连根拔起之后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无意义，他能怎么样呢？即便如此，他依然歌唱，他的虚弱包含了强大。
最终，杨志军以个体的死亡来诠释和对抗虚无。在离世半年之前，他去探望果园同窗——一个无法成承受虚无之痛也无力反抗的、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杨志军试图以一种尼采式强大的生命意志去呼唤陷入生命泥淖的朋友，重燃生命之火。然而他用于呼唤生命的是他自己也不能持续持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在现代祛魅激进的延展中逐渐消褪，或许他累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如杨桐所言，他平和了。可对他而言，平和就意味着死亡。
其实，他对虚无的感知也并非十分清晰，他残存了一些莫名的希望之光，他在《南门北门》中唱道“我知道曾经有一条河流”，尽管“如今早已变成干枯的河床”，但他还是要问，“爱是不是最后的救赎”？然而他只看到“每一片城市的天空，飘飞着理想的碎屑，每一个街巷的转弯，散落着爱情的残瓣”，理想和爱情碎落一地，他被“困在这个城市的南门”，“找不见这个城市的北门”。他注定走不出现代人虚无的宿命与无奈。
美是神赋予人最后的自由
杨志军用生命歌唱，是用死亡对抗虚无，是将隐蔽的心痛置于身后，在最虚弱的时候选择最刚强的方式和姿势，无论是死还是生，他无疑是美的。象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中献祭的少女，丹心赤子，不停止地歌唱，直至死亡。这死亡的美跨越了人对神的僭越，直接坦然接受了神的馈赠和恩典。
我们因此感恩，美是神赋予人最后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