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7。任公之论自由，虽袭西方政治学说，创获不多，但因其能贯通中西历史，并着眼中国现实，故其议论常能发人深省。如其论中国人之自由为“奴隶之自由”；“我中国谓其无自由乎，则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会言论之自由官吏不禁也。凡各国宪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几皆有之。虽然，吾不敢谓之为自由者，有自由之俗，而无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夺，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国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权非操诸官吏而常操诸国民。中国则不然。今所以幸得此习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则其自由可以忽消灭而无复踪影……官吏无日不可以禁，自由无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谓之奴隶之自由。”以今日之言翻译，所谓“自由之德”即“自由之权”也。
758。为说明自由政制何以能成，任公发明了“对抗力”一说论证，其言足以警醒后人。任公曰：“百年以前各国之政治未有不出于专制者也。而千回百折，卒乃或归于君主立宪焉，或归于民主立宪焉，皆发动力与对抗力相持之结果也。”“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自然之势也。滥用焉而其锋有所撄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分适削减以去，而轨乎正矣。”“苟一国而无强健实在之对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间，则虽有宪法而不为用。”此对抗力从何而来？“曰：必国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从一已之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诱也。既以此自励，而复以号召其朋。朋聚众则力弸于中而申于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则起而与之抗，则所谓政治上之对抗力，厥形具矣。今代立宪各国之健全政党，其所以成立发达者恃此也。夫既知对抗力之可贵，则于他人之对抗力亦必尊重之。故当其在野也，常对抗在朝者而不为屈，即其在朝也，亦不肯滥施职权以屈彼与我对抗之人……如此然后政治得践于常轨。国有失政，不必流血革命而可以得救济之道。立宪国之所以常久治安，胥是道也。”任公又言：“凡国民无政治上之对抗力，或不能明对抗力之作用者，其国必多革命。”“国非专制，则断不至酿成革命，人民特有政治上之对抗为，则政象断不至流于专制。”
759。对抗力不仅有益于承平时期，“及其革命后所演生之政象，则又视乎对抗力之发达如何。使能于革命前革命中酝酿成一种强健正当之对抗为而保持之，则缘革命之结果，专制可以永绝，而第二次革命可以永不发生。而不然者，以畴昔厌苦专制之人，一旦为革命之成功者，则还袭其专制之迹以自恣。”“若此者，无论革命后仍为君主国体或变为民主国体，而于政象之革新，国运之进化，丝毫无与焉。其仍为君主国体者，则易姓之君主专制也。其变为民主国体者，则或少数之枭雄专制，或多数之暴民专制也。其易姓之君主专制，则中国二千余年之史迹是也。其少数人枭雄专制，则克伦威尔之在英、迪亚斯之在墨，与夫中美、南美之武人迭僭，皆是也。其多数之暴民专制，则法兰西大革命后十年间是也。其形式不同而其专制则同，其酝酿第二次革命则同。其经两次革命之后而渐能养成强健正当之对抗力者，则及其养成焉，而革命随而绝迹。如英法是也。”
760。然专制国家养成对抗力也至难矣，何以故？任公认为：“由于弱者之不能自振者什之二三，由于强者之横事摧锄者什而八九。”强者为何摧锄？任公直言：“夫真政治家未有畏人之对抗者也……惟自审遵常轨不足与人对抗者始惮人之对抗我。由惮生嫉，乃不得不设法减削人之对抗力以图自固。”
761。与对抗力类似，任公又倡“中坚阶级”以为民主政治之稳定力量。任公曰：“吾所谓中坚阶级者，非必门第族姓之谓。要之，国中必须有少数优秀名贵之辈，成为无形之一团体。其在社会上公认为有一种特别资格，而其人又真与国家同休戚者也。以之董率多数国民，夫然后信从者众，而一举手一投足皆足以为轻重。夫治道无古今中外，一而已。以智治愚，以贤治不肖，则其世治。反是则其世乱。无论何时何国皆贤智者少而愚不肖者多，此事实之无可逃避者也。是故理想上最圆满之多数政治，其实际必归宿于少数主政。然缘是而指其所谓多数者为虚伪，得乎？曰：不得也，主持者少数而信从者多数，谓之多数，名实副也。”任公之所谓“中坚阶级”即今日所谓真正的精英也。此种精英何以重要？因若无精英，则小党嚣然，莫衷一是，绝对多数意见不能形成，则国家似有而实无也。任公此论发于民国二年，盖有鉴、深厌于国会内斗不休也。
762。任公于制度之外，复申论道德之必要。“彼所忧者曰智识程度问题，吾所忧者则道德程度问题也……若乃道德之程度与立宪国所需者背道而驰，则朽木不可雕，粪墙不可圬，吾又安知其所终及也。”任公考察欧洲历史，以为助长西人道德者有三大方面：一，绅士（任公译为“士君子”）阶级引领社会风尚；二，人民有坚定的宗教信仰；三，市民社会培养人民之公德心。我国与其对比，则三者皆无，故民国虽立而善政不至，非但无开国气象，且常露乱世之衰相也。“凡一国之政象，则皆其国民思想品格之反映而已。”“无论以何人居政府，其人要之皆中国人民也。恶劣之政府惟恶劣之人民乃能产之，善良之政府亦惟善良之人民乃能产之。”何以改变？“吾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吾方欲稍辍其积年无用之政谈而大致意于社会事业。”任公已认识到，“在此等社会上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其亦曷由政治？有蹙蹙以底于亡已耳。”以此论衡诸今日之社会，则国民道德之进步，足可令人痛哭！网上遍布高论，人人貌似圣贤，然揆诸其行为，真配享有自由吗？
763。南海力倡以孔教为国教，任公虽尊重孔子，但认为不能独尊，故反对孔教国教运动。任公曰：“世运者进而愈上，人智者濬而愈莹。虽有大哲，亦不过说法以匡一时之弊，规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以后之人。”“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彰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艺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驰骤，日甚一日。虎皮羊质，霸者假之以为护符。社鼠城狐，贱儒缘之以谋口腹。变本加厉，而全国之思想界消沉极矣……吾不敢怨孔教，则亦不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民也。”易言之，孔子本人不能为中国之落后负责，但孔教因其独尊则应为中国之落后承担责任。根本原因在于，长此以往，个人将丧失独立人格。“彼古人之所以能为圣贤、为豪杰者，岂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尔者，则有先圣无后圣，有一杰无再杰矣。譬诸孔子诵法尧舜，我辈诵法孔子。曾一思孔子所以能为孔子，彼盖有立于尧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为尧舜之奴隶，则百世后必无孔子者存也。”
764。任公生前，已有“舞文贱儒以西学缘附中学”，此种行为最为任公所厌，盖任公认为这样做“名为开新，实则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摭古书片词单语以附会今义，最易发生两种流弊：一，倘所印证之义，其表里适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牵合附会，则最易导国民以不正确之观念，而缘郢书燕说以滋弊。例如畴昔谈立宪、谈共和者，偶见经典中某字句与立宪共和等字义略相近，辄摭拾以沾沾自喜，谓此制为我所固有。其实今世共和立宪制度之为物即泰西亦不过起于近百年，求诸彼古代之希腊罗马且不可得，遑论我国？而比附之言传播既广，则能使多数人之眼光之思想见局见缚于所比附之文句。以为所谓立宪共和者不过如是，而不复追求其真义之所存。二，劝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尝行也。劝人治此学，告之曰：吾先哲所尝治也。其势较易入，固也。然频以此相诏，则人于先哲未尝行之制辄疑其不可行，于未尝治之学辄疑其不当治，无形之中，恒足以增其故见自满之习而障其择善服从之明。”在我看来，当风气闭塞之时，启蒙者以西学此附中学，颇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不宜深加责备，而进至今日，仍有人热衷此道，就只能说是荒诞了。
765。末论任公之多变。盖任公少年成名，且处巨变时代，又一生为思想界之重镇，必须适时发言，故其多变也属正常。更何况，其思想万变也不离渐进改良之宗旨。三匝曰：“微斯人，吾谁与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