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穿越虚无的没有终点的旅行，只有历经无边的漂泊，才知道存在的有限意义。
——北岛《失败之书》
学生宿舍、城中村、群租房，这是大部分草根北漂者生活的必备元素。
2014年4月，我来到北京，曾先后住过人民大学和政法大学的博士宿舍。
硕士毕业时的我（2014年6月）
硕士毕业时的我（2014年6月）
在高校暑假临近的日子，我又搬进了一个叫“双泉堡（“普”音）”的城中村，在城中村寄居了六个月，从夏天到冬天。我熟悉城中村夏日里的燥热，闻过烧烤摊点的烟火和垃圾站点的恶臭，光着臂膀显露着纹身的男人和喜欢穿高跟鞋的ktv公主是双泉堡的重要标识，似乎如果没有他们，双泉堡似乎就不再是双泉堡，就像双泉堡不能缺少停在村口的黑车一样。
我当时就住在一个“学生公寓”，一个六人间里的床位，一个月只需要210元的床位费，而且是一个月一付。因为承担着很多责任，所以极力降低自己的生活成本。
刚入住时，房间里算上我只有四个人，一个在国贸上班的年轻人，我问过他的名字，后来又忘记了；还有一个头顶缺少一些头发的年轻人，他喜欢去网吧里上网；我对面的兄弟总是回来得很晚，黑暗中我只看得清他的轮廓，后来他离开了，我现在即使努力回忆，也再想不起他的样子，只记得他把一个床垫慷慨的留给了我。
后来房间里又来了一个汗味很大的哥们，从事某种体力工作，即使当时窗子是24小时都开着的，但那种气味仍足以让人觉得不适。我的上铺来了一位做快递的小哥，他很勤勉，在我打扫的基础上，他对房间又进一步进行了打扫，他还扔掉了我黄色的耐克双肩包，那是我留在房间里最贵重的一件东西了，自从那以后，我就改背黑色的书包了。
不久快递小哥搬走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大哥来接替他睡在我的上铺，他没有稳定的工作，喜欢抽烟，但看起来像个不错的人，我们曾一边分享烟草，一边畅谈人生和世界，我还让他关注了我的公众号，我告诉他自己是实习律师，很快就会成为律师的。
后来又来了一个编辑小哥，他的工作大概是给汽车网站上传信息，似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他很消瘦，个子高挑，说话口气在嬉皮士和段子手之间游荡，让人觉得轻松愉快。
我试图了解过他们，但是我放弃了，一切都太匆忙了，没有时间，缺乏共同话题，甚至不会有冲突和争吵，只是门上贴了纸条，约定了一些规则。
房东是一个冷漠干练的人，鬓发微白，剃着平头，表情稀少，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在我们睡着后，闯进房间，打开刺眼的灯，大声质问我为什么拖延缴纳房租。我那时出差频繁，错过了时间。
房间里的人都是陌生人，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任何触及到心灵的交流，住在双泉堡的六个月，出差回来时可能就发现房间里的某个人已经离开，或者又增添了新面孔。
有一次我很晚归来，发现一个陌生人睡在我的床上。
人来人往，彼此路过对方的生命，却没有任何沟通，这让我备觉伤感，北漂的真实就是在北京你可能不得不和一群陌生人住在一起，而他们看起来都有点像公司的打卡机。
曾在那个夏日焦灼失眠的夜晚多次在城中村游走，去仔细观察我见到的每一副面孔，去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他们匆忙的脚步，或幸福，或不幸，然而人们就这样生活着，双泉堡的电线杆上不仅有租房广告、性病广告，还有卖血热线。
经朋友介绍，台湾《经典》杂志的记者把我选为他们中国蚁族系列报道的受访者之一，我带着他们到我的住处，在路上他们问了很多问题，包括为什么选择来北京发展，为什么坚持留在北京，对中国社会的前景有什么期待，在我的住处，他们拍了很多照片。临走时，我送他们到北沙滩桥附近打车，记者大哥感慨的和我讲，这种地方不能久住，住久了人会生病的。
我信心满满地告诉这位台湾大学毕业的记者，预计2015年三四月份我就可以月入过万，那时就可以逃离双泉堡了，到时候写一篇《逃离双泉堡》给他看。在接受采访的两三个月后，也就是2014年底，我搬离了双泉堡，然而我并没有写那篇文字，我深感疲惫，无力诉说。
几个月后我收到记者寄来的杂志，看到上边的照片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别样的辛酸，奇怪的是人在最艰难的时刻反而极可能不会察觉当时的艰难，大概是来不及品味，就像喝中药，先一口干了再说。
双泉堡离办公室只有四十分钟的步行时间，那个夏天我时常很晚才离开办公室，经常是晚上23点以后，而公交已经停了，我便步行回住处，有一段路是在京藏高速上，夜晚的时刻依旧车流滚滚，我满怀思虑的走在没有路灯的道路上，回到住处时经常是凌晨，那六个月我几乎都是在凌晨一点以后睡觉，双泉堡住处的背景音是宿舍走廊里电箱发出的规律的嘟嘟声，直到今天，那种尖锐的嘟嘟声都在我耳膜中回荡。
离开双泉堡后，我搬进了林萃西里一个十平米的隔断间，一个月700元，离办公室很近，那个隔断间没有对着室外的窗子，关灯以后只有黑暗。进门的主卧是一对年轻的夫妇，都是东北人。
隔壁是一对情侣，女孩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他们的房间也是隔断，也很小，我时常在夜晚听到他们因为一些琐碎小事的微小争吵声，他们真的是极善于控制自己的声音；他们的对门也是一对情侣，女孩好像在社科院读研，除了一次她和男友一边吃泡面一边笑谈的声音实在是吵到了我，而我第二天要早起准备开庭，以至于我不得不去敲门提醒之外，我们没有讲过话。
里边的次卧住了一个单身女孩，更里边的主卧住了美容院的几个女孩，她们进房间的声音总是很大，向是女王到来时的宣告。我的房间对着洗手间，冬天还好，夏天就会觉得闷热，房间里的通风不好，洗手间的排风扇一直开着，洗澡的喷头也坏了，厨房的吸油烟机坏了，不停漏油，却仍有人在使用，厨房的小阳台上堆满了杂物，在搬进去不久后一个忍无可忍的晚上，我把公共空间打扫了一下，把阳台上的杂物和旧家具都扔掉了，忙完时快凌晨一点多。
为了住得舒服一点，我花了一千多元买了全新的被褥、床垫和枕头，可是缺乏生活经验的我把床垫买得太厚太软了，以至于睡起来很不舒服，奈何花了六百多元，又舍不得换。
在林萃西里住了近六个多月以后，2015年7月，我再次搬家，搬到了五道口附近的展春园小区，是一个次卧，1650元一个月，是从一个北大硕士那里转租来的。我记得那天黄昏时我去看房，当我穿行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园，与那些年轻的学生擦肩而过时，我就知道自己一定会租下这个房子，就这样，我在展春园待到了2015年底。
离开展春园时，北大硕士不仅拖延归还押金，还找莫名其妙的理由要扣我650元押金，我警告他我是律师之后，他又转了500给我。我在合同里约定了违约条款，最近可能会到海淀法院起诉他，如果这个故事会有续集，我会写给大家。
展春园的房子是80年代建设的老旧居民楼，我们的屋子里住了一对地质大学的情侣，还有三个单身汉，公共空间依旧狭窄，几乎只有走道和卫生间，很明显的感受就是对卫生间资源使用的紧张，但相比于之前，感觉邻居们都很客气，虽然没有什么交流，却也觉得舒心，只是我到房间只有十三四平米的样子，很小。
展春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一位50多岁的女精神病人，她总是绑腿，像一名参加解放战争需要长跑的战士。她一手拿着一只拐杖，一手拉着去超市购物的便携车，不分白天黑夜的在小区里高声演讲、控诉或咒骂，有时是晚上，有时是凌晨，有时是清晨，她擅长使用反问句，不停的质问，他的历史知识丰富，经常提及一些大人物的名字，气质像是一位革命热情过度歇斯底里的女红卫兵。
我住在二楼，她经常经过我的窗下，我可以听到她高声宣讲间隙时的抽搐，这种抽搐让我怀疑她有某种疾病，如果从宗教的角度理解极可能是被附了魔，她抽搐时还伴随着不能自控的怪声。我觉得她像是一个隐喻，她的咒骂和喊叫可以作为到电影中的素材。
2015年底，我离开展春园，搬到天通苑西三区，毗邻地铁五号线天通苑地铁站，据说天通苑社区住了上百万人，也是北漂蚁族们的聚集地。
我的房间终于大了一些，我偶尔会坐在阳台的沙发上喝点酒或一杯茶，会每天跪在地板垫上读经并祷告。
我还买了一副画挂在房间里，是黄山旅行时在画店里看中的。
我还从前任房东手中收购了一张躺椅和一个脚凳，他慷慨地向我赠送了桌子和穿衣镜。前房东是一个极有修养的人，我之所以租下这个房间，是因为他把房间整理得极为整洁，还有书画和海报装饰，深深地触动了我这个不会生活的人。
如今我已经有四盆花草了，一盆叫绿萝，另外三盆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会不会开花。
2016年3月份，我终于成为正式的北京执业律师。
确切地说，是一个北漂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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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明律师微信： poetflower
同事给我画的办公室素描
本文写于2016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