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亚当斯拥有心理学硕士和犯罪学博士学位，他支持堕胎自由，因为这对他的生活方式是有利的，直到某天他严肃地面对一个问题“出生前的胎儿，是人吗”

《我们选择生命》第三章

一名自由主义无神论教授是如何转变的

迈克·亚当斯

2009年4月30日晚，迈克·亚当斯（Mike Adams）博士来到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他被安排从支持生命的角度就堕胎问题发表演讲。当他被护送到将要举行演讲的大厅时，他看到大楼的墙上贴着一个巨大的标志。横幅上赫然印着几个字：“去他妈的亚当斯”。

亚当斯博士被横幅上的标语逗乐后，走进大楼，看到几十名抗议者举着标语。他走近他们，问为什么要贴这样一个下流的牌子来招呼客人。抗议者自称是阿默斯特社会党的成员。

当晚晚些时候，两名抗议者因在亚当斯博士演讲时站起来大声辱骂而被捕。这位之前支持堕胎的无神论者，现在是支持生命的辩护者，他只好遗憾地摇着头笑一笑。想着16年前，他也是那些人中的一员。

——戴夫（《我们选择生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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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夏天，我回家参加高中十周年同学会。我激动得整整一个星期都睡不好觉。在740名学生的班级中名列第734名的那个学生，逆袭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上了一所专科学校，并获得了心理学的副学士学位。接下来，我增加了一个心理学学士学位。然后，我获得了社会心理学硕士学位。最后，我获得了犯罪学博士学位。我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我的老同学，告诉他们我被聘为大学教授了。当我告诉他们，那个高中英语四次不及格的人现在已经是一名作家时，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他们的反应。但这并不是这十年来唯一发生的变化，同时我也成为了一名无神论者和堕胎权利的坚定支持者。

受过那么多教育，我其实更应该知道一些事情。当我的老师们告诉我堕胎的对象“不过是一团细胞”时，我其实应该知道有一个强大的动机促使我相信他们。我其实应该知道有一个心理动机让我回避审视辩论中的所有证据。

如果说心理学教会了我什么的话，那就是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并不总是被态度和信念驱动。更多时候，是我们的行为决定了我们的态度和信念。

我那些日子的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但它不是一夜之间变成这样的。我从高中最后一年开始逐渐堕落。我想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梦想因为跟腱撕裂而破灭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大量吸烟、酗酒，和一些女人鬼混，她们的爱安抚了我受损的自尊心。

在我大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这加速了我生命的坠落。作为一个大学生，我逐渐增加了酒精的消耗量，和女性的关系更加随便。1989年，我加入了一个乐队，后来变成了一份全职工作。作为一个旅行音乐家，我进一步增加了自己的饮酒量。我不只是滥用酒精，也随意交往在酒吧遇到的女人。确实，许多追随音乐家的女性也在寻找着同样的东西。虽然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我通常有一个关系稳定的女友，在此之外，还和其他一些女人保持关系。因为我不想对她们负责任，所以我需要一个预备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服自己堕胎是合理的。我对堕胎的信念与道德无关，这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合理化。从心理上讲是找到一种方法，用以应对我放纵行为带来的良心不安。

我相信也有其他人和我一样，他们学习心理学是因为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想帮助别人。作为心理学的学生，我学到了很多理论。但我似乎总是缺乏将它们应用于自己所必需的客观性。

“认知失调”是一种心理学理论，主张人类在认知生活中渴望一致性。换句话说，这种理论认为我们的信念、价值观和对行为的自我意识必须相互协调一致。当我们感到自己“知行不合一”时，会找一个新的信念来缓解这种紧张关系。作为一名心理学学生，我无意间为这个理论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因为我非常理性，我知道与众多女人睡觉会带来严肃的意外怀孕的风险。我也知道，作为一名音乐家和学生，我无法抚养孩子。但我也从小就相信堕胎是错误的。因此，在我的价值观和我的危险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之间，我经历了紧张的心理矛盾。之后我选择了一条容易的出路：接受堕胎自由选择权倡导者的冷酷主张——没出生的胎儿不是人。

就这样，我的行为开始决定我的态度。恶性循环就这样开始了。一旦我说服自己堕胎是被允许的，因为胎儿不是人类，我就开始寻找有同样观念的女性。1990 年秋天，当一个女朋友告诉我她永远不会堕胎时，我就真的和她分手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只和支持堕胎权的女性约会。换句话说，我只会和这样的女性约会：她愿意和我做爱，但不打算成为父母。

然而一切都在 1993 年我回家参加那次十年高中同学聚会时发生了变化。因着神的旨意，有几位客人住在我在休斯顿的父母家。他们的名字是史蒂夫·钱伯斯和丽莎·钱伯斯（Steve and Lisa Chambers）。他们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1969 年，当时我母亲正在访问清湖浸信会（Clear Lake Baptist Church）。那个古老的教堂离清湖高中只有1英里——我 14 年后才勉强从这所学校毕业。在我成为无神论者和自由主义者之后，丽莎·钱伯斯也没有放弃我。每次她看到我，她都会试图在我的心里撒下一颗种子，希望我至少能重新思考我的政治或宗教立场。 

1993 年，当我在父母家坐下来和她一起吃早餐时，她决定开始软化我支持堕胎自由的想法。在我承认我支持堕胎权之后，她开始告诉我她儿子的一位朋友曾在危机怀孕中心 (crisis pregnancy center) 工作过。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超声波技术对女性堕胎意愿的影响。在告诉我一些超声波技术之后，丽莎谈到了一个叫伯纳德的人，他是全国堕胎权利行动联盟 (National Abortion Rights Action League) 的联合创始人。她解释说伯纳德医生已经进行了数百次堕胎，其中一次是在这位医生自己的女朋友身上。但是堕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伯纳德医生最终看到了堕胎全过程的超声波影像。这件事永远地改变了他的生命。

伯纳德（Bernard Nathanson）后来归信了天主教并加入支持生命的运动。他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为《无声的尖叫》，里面细致地描绘了对正在发生的实际流产进行超声波检查的过程。丽莎看过这部电影，她建议我也看。她还花时间向我描述了一幅超声图像：孩子试图逃离那个精准肢解它的医疗器械。她描述了婴儿张大嘴巴并试图尖叫的画面——尽管没有人能从母亲的子宫里听到它。丽莎只用了几分钟来描述那个图像，但我似乎无法忘记它。所以我最终看了《无声的尖叫》，我也听了评论家们对这部电影的评价。但我对他们所说的大都没什么印象，除了其中一个。

这部影片的核心主张是胎儿实际上感受到了堕胎的痛苦，而我唯一听到针对它的反对意见，是一种所谓的“反射论”。其声称婴儿并非因被手术刀肢解的疼痛而退缩，相反地，它认为婴儿只是在被未知物体触摸时发生的条件反射。但这个反对观点是不成立的，原因很简单：如果那是功能完全的反射反应，那么婴儿就是一个活物（living being），它不仅仅是一团组织。

无论是主动的回应还是神经反射的反应，我看到那毫无疑问是活生生的。如果那是一个活物，那么人们怎么能回避它是一个活人的结论呢？

这时我里面的犯罪学家也在考虑对未出生的婴儿的无罪推定时，产生了几个问题：如果对未出生胎儿是否为人存有争议，那他还可以不被当作人来对待吗？在法律的眼中，冤枉一个无辜的人难道不比错放十个坏人更糟糕吗？如果未出生的人从未犯罪，那么堕胎不就是在未经正当程序的情况下杀死一个无辜者吗？

虽然有些人认为宪法包括“隐含的隐私权”，但我没在美国宪法的文本中看到任何有关内容。相反，我看到特别提到了“人（person）”，他有权享受“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这些话就在那里，不需要发明“宪法与时俱进，是活的”这类说法——讽刺的是，人们让宪法“活”起来恰恰是为了证明杀戮的正当性。

最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轮到堕胎的支持者去证明他们对“无辜的人类（innocent human being）”和“人（person）”的区分是否合理。举证责任在于那些希望判处胎儿死刑的人。他们必须证明“那个”不是一个人。多年来，我一直要堕胎自由的倡导者做这种区分，但从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很少有人试图给出基于科学和理性的答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成为基督徒后，我发现我不需要依靠宗教来为生命辩护，科学和理性就足够了。当然，就像生命本身一样，这些都是来自神的礼物，祂爱自己创作的生命，也是真理的作者。

当人们察看我从堕胎自由的拥护者转变为支持生命的行动派的过程，他们有理由感到惊讶。一个人怎么能在大学里度过十年，获得心理学硕士和犯罪学博士学位，却从未考虑过堕胎争议中的核心问题？事实上，在我严肃地回应“未出生的婴儿是人吗？”这个问题之前，人们就已经用“博士”称呼我了，这实在让人感到不安。这充分说明了在高等教育中积极多样的思考是何等匮乏。

尽管如此，好消息是我在堕胎问题上开始转变立场。请注意，这一切都开始于一个人决定在我心里撒下一颗种子。丽莎·钱伯斯并没有一开始就和我展开辩论要说服我，直等到我自己改变心意。她只是简单地和我待了大约 15 分钟，并确保我开始严肃地思考堕胎辩论中的核心问题：出生前的胎儿是人吗？

当我写下这篇简文的结尾时，我离家有 2000 英里。三小时后，我将与科罗拉多州的 200 名学生交谈。我们将讨论如何使用逻辑和基本科学证据来捍卫生命。几周后我将飞往宾夕法尼亚州做同样的事情。我计划几周后前往北卡罗来纳州再次传达该信息。

在那十九年后，丽莎撒在我心里的种子还在那里。当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我每走一步都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有助于让我专注于这场关于生与死的辩论中的核心问题。我的朋友，同时也是支持生命的律师大卫·弗伦奇（David French）常说，“只有当你飞近目标的时候，你才会遭到高射炮的攻击。”

这就是为什么抗议者并不会冒犯到我，事实上，他们激励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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