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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放弃谈论世界观吗?

我们应该放弃谈论世界观吗?
2018年九月,我在比森神学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与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和大卫·多克里(David Dockery)录制了一个播客。
我们讨论了《世界观研修本圣经》(The Worldview Study Bible),这是基督教标准圣经(CSB)新出版的一个资源,由我和多克里担任主编。在播客中,乔治问到“世界观”这个词的含义,以及这个概念对当今的基督徒是否有帮助。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在《末世的门训》(Eschatological Discipleship)中提到过。最近几天,一些学者质疑“世界观”这个概念的有用性。麦克·戈欣(Michael Goheen)和克雷格·巴塞洛缪(Craig Bartholomew)指出了一些反对意见,然后给出了回应。

世界观方法使福音理智化了吗?

第一个反对意见是,世界观的方法把福音理智化(intellectualize)了。虽然认识到现代主义过分强调理性的危险,但戈恩和巴塞洛缪重申了“基督教思维”的重要性,他们相信,他们通过展示基督教世界观如何与一个人对耶稣基督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克服了这种反对意见。关系中的情感因素是世界观的核心,因为出发点是上帝的启示,而不是人类的理性,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批评,即世界观因为过于依赖人类的思想而变得无效。
这种对过度理智主义(over-intellectualism)的指责以另一种方式针对世界观思维。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 A. Smith)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世界观术语主要关注教育,认为它是一种人们知道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人们热爱的东西。史密斯认为,新教徒的门徒训练过于注重教义和观念,导致“对于做基督徒或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给出了过于理智主义的描述”,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一种专注于头脑(mind)的片面教学法”。史密斯诉诸奥古斯丁,他认为: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主要不是作为思想者,甚至不是作为信徒,而是作为更有情感的、具体化的活物,我们更多地通过感觉来确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

这种批评如何影响对基督教世界观的理解?对史密斯来说,世界观不再是关于基督教特有的“知识”,而是关于基督教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它是“基督教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理解,隐含在基督教敬拜的实践中”。

“社会想象”与“理论”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人们的故事、叙述、神话和圣像(icons)如何吸引他们的心灵和想象力,从而形成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后者则是一种下灌式的进路,从信念开始,然后转向欲求和行动。史密斯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人类的实践有助于他们的想象,然后导致教义知识的形成。他补充说:

“我们所做的(实践)与我们的欲求(爱)密切相关,所以我们所做的决定了我们是否知道、如何知道,以及我们能知道什么。”

史密斯对一种过于理智化的灵性塑造方法的批评,对那种只关注认知层面的世界观塑造方法提出了有益的警告。然而,只要我们充分意识到世界观的“情感”和“道德”维度,正如保罗·希伯特(Paul Hiebert)所指出的,以及赖特(N.T. Wright)在思考文化符号(cultural symbols)作为实践之表达时所肯定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避免史密斯提到的许多危险。(我同意赖特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扩展世界观的概念,将这些和其他因素纳入其中,而不是放弃它,用一个不同的术语另起炉灶”。

结合史密斯对世界观进路的批评,最好的方法不是忽视或淡化认知因素,而是看看信仰和实践是如何以辩证的方式起作用的。我们的社会想象影响着我们能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的信仰同时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想象以及我们如何解释周围的世界。现实既不是下灌式的进路(trickle-down approach),就像一条从知识到信仰再到实践的河流;它也不是一种从实践到想象再到知识的上渗式进路(trickle-up approach)。相反,我们应该把想象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海浪:海洋把水冲到岸边(我们的实践),而返回的水被大海吸收(我们的信念),并成为下一波海浪的一部分(现在知识包含了信仰和实践)。

世界观方法是否使福音相对化?

戈欣和巴塞洛缪提到了人们对世界观方法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它可能导致福音的相对化。
面对令人困惑的世界观的多样性,我们可能会因此认为真理是相对的,因为我们似乎不可能在相互竞争的世界观主张之间做出裁决。同样的,难道世界观的多样性(以及个人信仰和实践的特定性质)不会让我们在一般性地谈论世界观时导致前后不一致吗?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而每种世界观都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在一般性地谈论世界观时,如何避免还原论(reductionism)呢?
戈欣和巴塞洛缪用两种方式回答了上述反对意见的第一个方面。首先,他们认为,尽管有多种关于世界的观点,但福音是那个真实的故事。其次,他们相信一个人对世界观的表述不应该与福音本身相混淆,世界观表述总是会接受来自圣经的批判。这些回应有助于回答关于相对主义的反对意见。

詹姆斯·塞尔(James Sire)回应了上述反对意见的第二个方面,即多元主义使任何关于世界观的一般性讨论都变得前后不一致。塞尔认为,关于世界观的讨论是“理想类型”(ideal types),每个人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持有世界观,但关于世界观的讨论在描述该社会的一般特征时仍然具有价值。例如,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宗派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尽管差异仍然存在,但它们作为通过圣经视角(biblical lens)看世界的不同版本,或多或少是一致或连贯的。然而,认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会否定我们将世界观讨论概括为“理想类型”的有益作用,就像人们不会认为一般性地谈论印度教世界观、自然主义世界观等是有问题的一样。

世界观方法易受时代精神的影响吗?

第三种反对意见是,“世界观的方法可能会与圣经脱节,因此容易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这种反对本身并不是一种批评,而是对一种时刻存在的危险的警告。
也许是为了避免这种危险,奥利弗·奥多诺万(Oliver O’Donovan)建议使用证词(testimony)和见证witness)的术语,而不是“世界观”。他描述了“一种我们可以接受和给予的关于上帝工作次序的信息,一种赐给我们并让我们活出来的见证,当它通过思想和经验传递时,我们可以接受和放大这种见证。”此外,奥多诺万认为,“忠心传递”(faithful repetition)的用语不太会有偶像崇拜的危险,“扩展或放大我们所接受的见证”的观念也比较安全。基督徒的目标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继承前人的认信,然后学会“为自己思考和说出前人代表我们所思考和所说的话”。

虽然奥多诺万的警告有助于提醒我们忠心见证(faithful witness)使徒传承的必要性,正如圣经所揭示的那样,但它们并不必然引导我们完全放弃世界观术语。对这个警告的回答是:留心其中的危险!如果我们要接受一种被圣经戏剧所塑造的世界观,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关于我们世界的那个真实故事中,以便暴露我们自己的盲点,纠正错误的方式。

从这些警告中学习

对于使用世界观术语的做法,上述批评是有充分根据的。如果我们将这些警告和关注纳入我们的整个课题中,就会因此受益。只要我们清楚了解世界观塑造的情感和想象因素(而不是采用主要诉诸认知层面的进路)、圣经戏剧是关于世界的真实故事(而不是顺从对于多元化世界观的相对化倾向)以及我们需要不断回到圣经中(而不是接受圣经外或反圣经的世界图景),我们就可以继续使用世界观概念,来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借以在世界上认识、相信和行动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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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文·瓦克斯(Trevin Wax)是北美宣教委员会(North American Mission Board)研究和资源开发部副总裁,也是锡达维尔大学(Cedarville University)客座教授。特雷文曾是罗马尼亚的宣教士,现为福音联盟的专栏作家,并为多家知名媒体撰稿。他曾担任《福音计划》(The Gospel Project)系列丛书的总编辑,曾在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教授宣教和教牧事奉课程,亦曾在牛津大学讲授基督教与文化。他目前为凯勒文化护教学中心(The Keller Center for Cultural Apologetics)的研究员。


本文改编自特雷文的书《末世的门训:带领基督徒了解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背景》(Eschatological Discipleship: Leading Christians to Understand Thei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本文翻译自福音联盟英文网站(thegospelcoalition.org),原标题:Should We Do Away With Talk of World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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