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思想的开国功勋是王弼，尽管他人生短暂，只有二十四年，但其学术思想成就非常卓著。他不仅指出秦汉思想界所使用的方法不对，而且还开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思想。
王充一反董仲舒亦相当于思想界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动摇了当时思想的弊端，但却并没有为新思想指明方向。亦相当于哲学界的尼采，破坏性足够但缺乏建树。王弼既有打破旧观念的思想，还有新的东西出现，这在思想史上意义非凡。
王弼的主要成就是为《周易》和《老子》作注释，汉儒受到董仲舒的影响，认为天地一切之现象莫不有神秘之意，因此符瑞大行其道，好像真有一天帝在现象中昭告于人，而《易经》则是一本可以发现天地背后一切神秘之意的书籍。
王弼提出了“象者，出于意者也。”他认为天地一切自然现象本身并无意义存在，之所以有意义乃是由观察者的心意生出而赋予外象。若不从人心求意，而从现象入手，结果就是王弼称之为的“虚象”。
王弼认为人生界一切变化也是如此，决非数理算法所能得，其主要因在乎人之情伪。数理只能推算物理，而不能计算人情。汉儒最大的错误就是想通过推算预测宇宙之福祸，并以此来指导人生。先秦时期名家和阴阳家常使用这种错误的方法，而董仲舒更极端。直到今天，仍然有很多人还将自己的人生寄希望于各种占卜当中。
王弼称“天只是一形”，就此他便将董仲舒以来阴阳杂糅儒道的五帝之说全部废掉。他将宇宙观归到老庄的思想里面，而将人生观重回到孔孟思想之中。准确地说，魏晋时期的思想虽主要以道家为主，即我们常说的“玄学”，但他们却认为孔子比老庄更高明，只是迫于时代的四分五裂，他们没有办法过孔子心目中的人生。
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被后世道家极力推崇，关于郭象注《庄子》到底有没有涉嫌抄袭另一学者向秀，历史也没有完全定论，我们就不深究了。
郭象把“道”解释为“无”，老庄虽都主张“道”也是“无”，但老庄所讲的“无”意思是“无以为名”，即“道”没有办法为它命名，而郭象则认为“道”就是“无”。
我们今天惊讶无中怎么生有呢？实际上有中生有更麻烦，因为这必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有”待“有”而生，那最先之“有”待谁呢？“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观点非常了不起。王弼也言“道体无”，而郭象则言“道故不能士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在郭象看来，“有”就是“自然，如此一来他将“道”和“自然”分别开。郭象虽不言“道”，但颇爱言“理”，因为“理”并不破坏“自然”。天地一切事物虽都有理，但理无穷，人生却不能浪费于无穷之理中。郭象以为顺其自然就是逍遥，殊不知顺其自然也可以是放纵。
人生虽是自然一部分，人生亦有人生之理，而且也不可以人生之理破坏自然，但也不能以自然无穷之理来抹杀人生有限制之理。故郭象虽谈人生之理，但明显不同于庄子。庄子谈人生有消极之处乃不得已，但郭象则是一种顺天顺命的悲观宿命论。庄子的人生乃是经过一番细密功夫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但郭象把这番功夫全都否定了。
魏晋时期人物虽学习庄子，但本质却是郭象，风流乃放纵，而非逍遥。庄子的境界是逍遥游，但不得已还在人世界，但郭象却在人世界逍遥游。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是郭象的境界太低，人毕竟还要活着，而时代还不允许有一份洒脱，那么苟且偷生的逍遥也未尝不可。实际上，魏晋时期也确实有过真风流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