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我还没有顽劣到死，我要趁我还在的时候，给我儿子一个意外的补偿；我要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的儿子，正式公开道歉。
幼儿园里，阿姨对孩子们说：“把小朋友绊倒了，怎么办？”
“扶起来！”孩子们答道。
“扶起来，又怎么办？”
“说一声，对不起！”
“很好!这就叫道歉。”阿姨接着说:“要做个好孩子，就要学会道歉。小朋友们，知道吗？”
“知道了！”娃娃们兴奋地大声呼喊。
看到这生动的场面，我想到自己。
虽无上幼儿园的福分，但我在上初小时就学会了道歉。可是，自从做了父亲，便自以为拥有了父亲的权威，就再也不会向儿子道歉了。
我曾经对青春期的儿子棍棒相加，在他心灵上造成了深刻的创伤和长久的阴影。他的散文《我与父亲》就是见证：
……父亲传统的教育方式，却使这种小小成就的代价过于昂贵。因着自身生命理想的普遍失落，我父亲这一代人对后代的寄望，就如动物一般的凶猛。因为我是独子，就变本加厉。至今，我对父亲棍棒式的殴打，和我郁郁寡欢的童年仍心存芥蒂。以至于我对家庭的向往，被切割掉了一大半。
我本应向他道歉，但我没有。细心想起来，或许是受了这个社会的熏染吧，我这个顽固的老家伙，大概已经不会道歉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家长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尊卑，只有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哪有上对下的道歉之理呢？
随着岁月流逝，儿子心中的芥蒂慢慢变淡。尤其是当他由孩子熬成父亲，由父亲变为基督徒，对此更加淡化、谅解了。我也很早就用行动修正了自己的错误。但是，我至今也没有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哪怕是轻轻地说一声。
我在想，为什么这小小的芥蒂，要经过几十年的折磨、咀嚼、消化、弱化、淡化，才能慢慢化解呢？要是我能够早些对儿子说一声“对不起”，岂不是顷刻之间便“一笑泯恩仇”了么！
用幼儿园里的标准说起来，我早就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我们在幼儿园或者小学里就学会了道歉，懂得了道歉才能做一个好孩子的朴素道理。可是，成年以后，我们往往为了面子，轻易地背叛了这个为人的道德基准。而年龄越大，面子越重，越难以道歉；功绩越大，面子越重，越难以道歉；地位越高，面子越重，越难以道歉；权力越大，面子越重，越难以道歉……
似乎，我们为人的道德底线，随着年龄、功绩、地位和权力的不断递增，在不断地下降，再下降？
可是也不尽然。我目睹的事实也一再表明，人性毕竟还是在慢慢优化，世界也在日益进化，成年人不会道歉的坏毛病，也在悄然改变。尤其叫人惊喜的是，如今，连有的政府也开始道歉了。
2008年7月2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提案，要求国会为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等历史问题，向黑人道歉。
提案说，在奴隶制度下，非洲裔美国人遭到了残酷的对待和羞辱，甚至还被剥夺了自己的名字和传统。为此，众议院“代表美国人民向非洲裔美国人道歉，为了他们和他们的祖先曾在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下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示道歉”。并要求修正“奴隶制和种族隔离制度对非洲裔美国人的迫害及其后果”。
美国人立刻有了行动。目前，已经有5个州对非洲裔美国人作出道歉表态。
我很惊讶：美帝政府居然道歉了！
遥想1863年，美国发布了《解放宣言》，废除了奴隶制，400万黑人奴隶获得了解放。145年过去了。145年啊，非洲裔美国人，不知繁衍了多少代！此前一百多年，美国政府为什么就没有向他们道过歉，没有说一声“对不起”呢？
由此看来，美国人也有难以道歉的坏毛病。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这个道歉迟到了145年，但总算还是正式道歉了。这对于白种美国人与非洲裔美国人的和谐相处，对于真正实现美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平等”权利，对于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无疑是一个大好的举措。
说起来，美国国家政权机构公开向人民道歉，这也不是头一回了。美国国会曾经对二战时期被关押的日本裔美国人表示道歉；也曾向夏威夷原住民就1893年推翻夏威夷王国的君主制表示道歉；2005年，国会又通过法案，为参议院曾经阻挡反私刑法的立法而向私刑的牺牲者及其家属后代、向全国人民道歉，如此等等。
尽管这些道歉多属历史问题，甚至属于祖先们的问题，与现任政府毫无关系，但是美国政权机构还是代表政府和人民表示道歉了。
这不能不说是人性的改良与社会的进步。
我又惊喜地看到，进入21世纪初期，随着热战和冷战的结束，人类（包括少数政府）一天天变得比以前开明、和平、进步、礼貌、和谐与文明多了。这是当今世界前进的总趋势。而学会道歉和重视道歉，便是其中应有之义。
我惊喜地看到，就连总统或者政府首脑道歉的事，在当今世界，也已经并不那么罕见了！
我曾记得，1998年，那个著名的风流总统克林顿先生，因为与莱温斯基在办公室里的“拉链门”性丑闻，曾经向全国人民和自己的家人道歉。我想，要是换了我，不要说性丑闻（请别误会，我并没有性丑闻），就是更小的错事，我也不会道歉。因此，我以为，克林顿先生这个道歉，堪称伟大之举！
这位花花公子的大胆道歉，不仅没有降低他的声誉，反而赢得了若干民众的同情，其支持率竟然立刻上升6个百分点！不仅如此，其热效应还延伸到他退休之后，他的自传《我的生活》在全球热销，为他赚得了大把的银子。
远一点的，有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的道歉。
他在访问波兰时，一下子跪倒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向死难者道歉。二战时，他本来是反法西斯的，大可不必这样做。但是，为了和平和正义，他还是代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这样做的人，向死难者下跪了！
勃兰特先生跪下了，但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了，并且前进了。德国将纳粹残害犹太人的罪恶明白地写进教科书里，为的是教育好下一代，彻底遏制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
还有，在海峡那边有个著名的“228事件”。这个事件嘛，简而言之，不过是警察对百姓粗暴执法而引出的滔天大祸。
1947年2月27日，台北警方查获一烟摊私烟，遂发生口角。不过就是口角嘛，小事一桩，妥善处理不就化解了？可是，警察却偏要仗势发威，激化矛盾，将小事化大，大事弄糟。在争吵推攘之中，警察竟伤及烟摊老板头部，使其流血晕倒在地。市民愤慨，百姓哗然，顷刻间交通阻塞。警察出不去，便恼羞成怒，居然鸣枪，击毙市民一人。是夜，事态扩大，矛盾升级。于是，群情激愤，于28日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市民起义。
3月8日，国民党政府迅速调集两个师的兵力登陆台湾，进行武装镇压。至3月13日，3万余市民死在血泊中。
1995年2月，台湾当局给“228”起义平反。
2月28日，“228”纪念碑在台北落成，总统李登辉向死难者家属正式表示道歉。
马英九做了国民党党魁后，上任伊始就强调，“228事件”是“官逼民反”。他表示，对此非常难过，代表国民党一再表示反省和道歉。
臭名昭著的国民党，能够重新竞争上岗，与他们的这些道歉，应该不无关系吧。
我又想起我们小区里的一件小事。
邻居家孩子波儿的自行车被人放了气，他疑心是同学小叶子干的，一气之下，也放了小叶子自行车的气，还对他拳打脚踢，以示惩戒。
可是他的疑心一点依据也没有，更何况是挟嫌报复！于是波儿他爸对孩子说：“你错了，向小叶子道歉去吧！”
可是，好说歹说，波儿就是不认错，也拒不道歉。
不知波儿心里是否已经认错，反正在口头上行动上，就是拒不认错，死不道歉！他爸为了平息事态，不得已，只好带着沉默不语的波儿，登门代孩子道歉，以安抚对方。
波儿他爸长长叹息道：“好孩子，您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道歉哦！”
看来，波儿在上幼儿园时，那道歉的一课，原本就没有及格！按幼儿园里的标准说，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我和他一样，按幼儿园里的标准说，我也不是一个好孩子！
波儿他爸好像也是在对我说：“好孩子，您什么时候才能学会道歉哦！”
看来，这人哪，就是这么糟糕，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不管是黎民百姓，还是主席书记，往往就有这么个坏毛病。常常死要面子，要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哪怕是小错误——心甘情愿地向别人认错道歉，简直比上刀山下火海还要难啊！
可是，面子就那么尊贵？那么放不下？为了和平和谐与幸福，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能放下面子向人民道歉，我算什么？我的面子，有几两几钱呢？为什么我的面子就那么放不下来呢？想到这些，我很惭愧！
今日再读儿子王怡的散文《我与父亲》，我再一次读了下面的文字：
上大学后读傅雷的家书，一来觉得相比之下，我父亲真的还算温暖；二来透过傅雷，我从普遍性上似乎更了解了父亲的内心。同时相信傅雷曾对儿子有过的愧疚，在父亲心里也一样存留着。只是父亲也许不会对我说。
他是摸透了我的坏毛病，才说，也许我不会跟他说我内心的愧疚，当然更不会向他表示道歉了。
可是，我还没有顽劣到死，我要趁我还在的时候，给我儿子一个意外的补偿；我要在这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向我的儿子，正式公开道歉：
亲爱的儿子！几十年前，在您青春期的时候，我用封建专制和法西斯主义的方式，错误地对您实行家庭暴力，实施暴力镇压，使您的青春陷于压抑、痛苦、郁闷、怨忿和逆反的深渊，严重地影响了您的健康成长，也造成了两代人之间长期感情交流的不畅。过去，我一向并不在意，对其后果也估量不足，更没有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到晚年，我思考的时间多了，想得细了、深了，尤其是读了您的散文《我与父亲》以后，才深深地反思问题的错误性和严重性。我不仅要说出我内心的愧疚，还要借此机会，向您公开表示我诚挚的道歉！
尽管这个道歉迟到了几十年，但我想，有了这个道歉，总比没有好得多，尽管您已经并不在意，但起码可以安慰我这个愧疚不安的心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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