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向晨 ｜ 评《卡尔·巴特神学研究》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大陆的基督教研究有了长足的恢复和进展，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在笔者看来其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当面对基督教时，这首先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信仰？这是每个基督教研究者都面临着的一个问题。尤其对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学者来说，如何能够从信仰的角度来体认基督教神学思想，便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张旭先生最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卡尔·巴特神学研究》（世纪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研究》），不仅是大陆第一部深入研究巴特思想的专著，同时也为如何深化基督教思想的研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这是近年来在大陆少有的一部细致研究现代基督教神学家的大作，值得大家重视。

十年前刘小枫先生《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的出版，代表了大陆学人对现代基督教神学的新认识。他向国人着意指出，基督教首先是一种个体的信仰，神学首先是一种个体的信仰表白，基督教研究必须回归到信仰层面。遗憾的是，基督教研究在大陆的逐步深入，更多的不是沿着这个路向展开，大陆学人似乎更愿意从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人文知识等角度来研究和理解基督教思想。出现这种情况的实质在于，纠缠于学人内心的更多是“中西问题”或“古今问题”，而非个体的“信仰”或“拯救”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基督教成了国人挥之不去的旧问题的新入口。而张旭先生选取基督教新正统派神学家卡尔·巴特而非自由派神学家来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就已经表明了作者的态度，他要直接回到现代基督教思想的信仰核心深处去。要理解基督教就不能只从外在的需要出发来认识，必须在吃透基督教原意原旨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去理解基督教对于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人文知识的意义。没有对基督教基本教义的深入理解和体认，任何所谓的基督教文化研究总显得缺乏根基，作者的巴特研究在目前这种浮泛的基督教研究格局中大有正本清源之功。

巴特之于二十世纪神学界，一如胡塞尔之于哲学界。当现象学喊出“返回实事本身”的口号时，在神学中，巴特要返回的这个实事本身就是“上帝之道”；现象学破除了哲学上范畴论的束缚，而巴特也使神学解除了人学的桎梏。当人们深叹胡塞尔对于二十世纪哲学家的影响时，巴特对二十世纪神学家布尔特曼、蒂利希、朋霍费尔、潘能博格、莫尔特曼、云格尔、奥特、布洛施、麦金托什、托伦斯、巴尔塔萨、汉斯·昆等人的影响亦可作如是观。作者基于这种见识，把巴特作为神学家的贡献首先定位在他对于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意义，而非单纯对现代性压力的回应。这是作者巴特研究的一个基本维度，非常值得称道。正像作者书中所说：“巴特彻底扭转了三个世纪的现代新教神学适应现代性的方向，彻底批判了‘神学的现代性’和‘现代性的神学’，由此而奠定了相对于宗教改革的新教而言的二十世纪‘新新教’的基础”。明了这一点，也就明了了《研究》一书立意的高度。

刘小枫，走向十字架的真，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2011）

《研究》从巴特所处时代的信仰状况出发，也就是尼采的“上帝之死”所延续的历史事件出发来分析巴特的神学思想，从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上帝之死”引出“上帝问题”本身，并对作为现代性之极端表现的“上帝之死”做出神学上的诊断。作者在书中一方面不回避现代性的神学环境，另一方面特别提醒人们注意，如果仅仅局限于巴特对现代性的回应和挑战，并不能把握巴特神学的实质，对于现代性的诊断只能看作是巴特神学思想的一个导引。因此，《研究》一书始终把“上帝问题”作为整本书的问题意识，也就是说，作者认为，神学面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种外在的挤压和挑战，而是神学自身的核心困境。当然，“上帝问题”在现代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了这种困境：上帝，还是无神论；耶稣基督，还是历史的耶稣；教会，还是普泛的宗教组织。作者在书中对巴特所处的神学困境有着鲜明的意识，因此对其问题的论述极富针对性。全书的立足点就是对近代以来三个世纪“上帝概念”的批判，着意阐明巴特重返的“上帝之道”。这是圣经的上帝，而不是哲学的上帝，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而不是哲学家的上帝。在这个意义上，书中也分析了巴特思想对于同样具有现代影响力的神学家蒂利希和汉斯·昆等人的批判。

从内容上看，《研究》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巴特神学的概论，对于巴特的思想演进和生平著作做了导论性的介绍；第二部分是论述巴特思想所面对的问题，也即面对现代性危机的神学，这部分内容以《<罗马书>释义》为文本依据；第三、第四部分是启示的上帝和恩典的上帝，这部分内容以巴特的巨著《教会教义学》为文本依据。第二、三、四部分的内容构成了全书的主干，显示了作者对于巴特思想的整体把握。这在目前汉语学界对巴特的研究中是相当突出的。第五部分则研究了巴特的神学政治，对于巴特的社会政治活动给予了神学上的说明。

在巴特神学概论中，作者很好地把握了巴特在历史中的地位。这种介绍远非渲染、铺排，而是为了在一个更为宽广的范围和背景下为巴特定位。作者的匠心之处在于，除了一般的生平介绍外，作者在以历史为线索纵向介绍巴特思想发展的同时，又以巴特神学概念为指引，从神学的核心、神学的形式和神学的方法三方面系统地、全面地介绍巴特对“现代神学”的超越，以及对二十世纪神学概念的重新奠基。这种纵向和横向的双重导引，为后面进一步理解巴特神学的学理性作了深厚的铺垫。

作者对巴特思想的分析基本上是以巴特思想发展的历史“转折”为线索展开的，但其中更涉及思想线索的内在依据。全书的第二部分，以巴特“神学学徒”期的思想为出发点，也就是巴特以后要超越的目标――现代自由神学。通过对巴特《<罗马书>释义》（第一版）的阐释，作者介绍了巴特神学思想突破的所在。而在通常的巴特神学研究中，对《<罗马书>释义》（第一版）常常是被忽略的。作者继而通过分析《<罗马书>释义》（第二版），揭示巴特早期思想在辩证神学和危机神学中的延伸，显示了巴特这个时期的主导思想，也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无限的质的差异、对于历史主义的末世论批判、以及对于自由派神学的系统批判。作者在这一部分很好地体现了《<罗马书>释义》在德语神学界所掀起的神学革命运动。稍嫌不足的地方在于，对巴特《<罗马书>释义》的阐述有时显得较为托沓，不象下面论述教义学的时显得那么层次分明。

全书的第三部分，作者以巴特的《教会教义学》为核心，展示巴特重建二十世纪新神学的样式，也即通过教义学的方式展示上帝之道。如同从《<罗马书>释义》第一版到第二版，作者一开始也追溯了巴特教义学的源起，细致地梳理了从《哥廷根教义学》到《明斯特教义学》的变化，从而为二十世纪的神学大全《教会教义学》的产生标明了道路。巴特教义学的意义在于重新以“上帝之道”和“三位一体”的启示来正面建构基督教神学。这不单是一种重返教父教义传统的努力，更是对十九世纪“历史的耶稣”的反动。作者特别强调了巴特从上帝的启示、而非人的信仰或人的历史来思考耶稣基督的特质，认为这是对现代神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的批判，是返回真正基督教的根本之举。

如果说，全书从第二部分到第三部分的发展是以巴特思想的“转折”为依据的，那么从第三部分到第四部分的过渡，则是结构性的。对应的是《教会教义学》从前半部分向第三、第四卷的过渡。也就是巴特的“创世论”和“和解论”。尽管巴特的《教会教义学》最终没有完成，但是创世论和和解论在结构上是完整的，有着对应性：和解是上帝创世和立约的目的，创世和立约是和解和救赎的前提。从而作者给出了关于巴特思想的一个完整结构。

作为全书的结束，《研究》提出了很好的一个题目，即关于神学政治和政治神学的问题。但这部分内容显得过于薄弱，只有一章，与前几部分相比，不甚对称。而且从内容上看，全书从第四部分“恩典的上帝”到第五部分“神学与政治”缺乏应有的过渡。其实这一部分本可以非常好地呼应全书的第一部分以及巴特的神学进路，但作者显然没有突出这一点，以致用这部分内容作结显得有点突兀。作者在书中也指出，巴特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人”，无论是巴特自己丰富的政治实践活动，还是三十年代以来政治神学的发展，神学政治都应该成为巴特神学研究的固有部分；而且巴特曾将政治学位列神学之后，认为这是一门仅次于神学的科学，两者都要求引领整个人的生活。因此，政治在整个巴特的神学研究中应该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在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展开，也没有和近代以来的整个神学政治和现代政治神学的脉络接续起来。当然，要在一本书中把巴特思想的方方面面都梳理清楚是不现实的。我们期待着张旭先生在下一部著作中能继续关于巴特思想的论述。

就写作而言，《研究》一书写得相当规范，充分的文献参考，详尽的学术注释，严谨的逻辑分析；在对神学概念的分析上，作者运用了很多哲学分析的方法，对巴特思想作了深入的阐释，同时还对一些神学和哲学的概念做了一些思想史上的梳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于文献运用相当熟悉自如，涉及包括德语、英语和法语在内的各类文献。在注释上也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通过各种注释，展示了良好的理论视野，把巴特思想铺陈在更大的神学世界之中。凡此种种，在在显示了新一代学人在学术训练上的进步。单就此而言，这部著作也是十分值得推崇的。但《研究》一书中，也存在正文和注释分别不太清楚的问题，有些内容可以放进注释中，而有些重要的注释则可以放进本文中，当然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另一个遗憾是，书中虽然详尽地附录了巴特的年谱、文献综述、《教会教义学》的结构和内容、参考文献，却独独遗漏了人名和学术术语的索引，从学术著作的完整性上来说，还是略有瑕疵的。这部分的责任也许不在作者，而在出版社。

张旭先生《卡尔·巴特神学研究》的出版对汉语基督教神学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作者在“巴特研究文献综述”的附录中，对于汉语思想界的巴特研究有了一定的回应。但对于港台的巴特研究涉猎不多。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在香港由邓绍光和赖品超先生编辑的《巴特与汉语神学》一书，该书集中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学者相关的研究，有概论，有专题，但总的来说，该书还是相当初步的，缺乏系统性。与之相比，《研究》更强调对于巴特思想体系的总体意图做出判断，并不惮于勾勒出巴特思想体系的总体面貌。这是极其大胆的做法，而且需要作者有很强的神学背景和很扎实的哲学功力。稍有欠缺的是，《研究》作为研究巴特神学的汉语作品，显然缺乏一个评判巴特思想的汉语语境和立场。当然，这是否需要，作者也许有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