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士利不仅是热忱的福音先驱，对次序也很热爱。他认为，既要不断突破，又须注重风险（He believed in lengthening the cords and also in strengthening the stakes)。这种互补的思想一定是天性使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很明显。(this bent of mend must have been innate for it asserted itself from the beginning)。他不是要大权在握，而是喜欢别人在主里居于自己之上并指导他。（It was not any ambition to rule,for he welcomed direction from others over him in the Lord.)考虑到巨大的责任最终会由他承担，留意他天生具备的领导力就很有意思。从天性上来说，他是一位创建者。作为一个新教区的奠基人，他将永远被铭记。
他所加入的中国内地会，在原则上是跨宗派的。但公开表明这一原则是一回事，要付诸实践则是另一回事。曾有人公开质疑说：有无可能在内地会这样一个跨教派差会的种种限制当中，建起一个忠诚于英国圣公会的分部？盖士利以自己的实践证明这能办到。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
他明确目标，并向着标杆直跑。要达成目标，需要良好的判断力、决心、以及技巧（tact）。本章中，我们将看见他紧掌舵柄，带着一以贯之的勇气，行驶在进退维谷和惊涛骇浪之间。早在1889年7月，他就写道：
在过去两年里，我强烈地感到，人们期待我们传道团行走在次序与规则的大道上（walking closely in the paths of order and regulation)，这对我们事工的进行的确很有必要。仅仅一两天前，我看到《申命记》33章第5节：“百姓的众首领，以色列的各支派，一同聚会的时候，耶和华在耶书仑中为王。”当次序、团结和适当的权威存在时，上帝特别地显出他是我们的君王。我相信这是上帝的计划。
愿上帝差遣更多的弟兄。在一个相对小的地区——其面积相当于英国去掉威尔士——我们有广阔的地方要去。我们不可能做到像《圣经》所记的那样两个两个地出去，只能单独去往那些未被福音触及的区域，单独涉险进入那些广大的外邦人的城市，独自面对危险、诱惑，和大群心存偏见、心肠刚硬、一心拜偶像的群众，一个人匆匆对那些人潮涌动，拥挤不堪的集市，做出最简短的访问，而这些集市，正如四川的市场一样，密集着大量的买家卖家——不仅如此，这就完了吗？哎，绝非这样！——密集的人群，他们的灵魂未经警告、未蒙洗涤，他们过着悲伤无望的生活，归入更加令人伤悲，更为绝望的死亡！
我们知道，这绝不是我们主的旨意和计划。戴德生先生，当你们呆在家里的时候，或许会问，这是否是上帝对他的百姓的旨意和计划？如果不是，他们是否又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医治这种疾患？至于我们自己，我们有别的路可选吗？惟有遵行我们的开拔令，竭其所能、倾其时间，奔赴各地，不论有无同伴，向所有能接触到的人传播福音。
对他来说，遵行开拔令是基本要求。团结，次序和权威，就蕴含在其中。这些是上帝计划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那些自行其是的人，他也甚少同情。
从他早期信件中，摘引的一两处引文，足以展示这些：
1889年7月4日。我在与人交谈——谈论的是你的记要，并且陈述了我的观点，那就是我们应该请求上帝引导那些他指派来管理我们的人，并且理所当然能地认为，他也这样做了。
1889年7月12日。我强烈地感受到，为了我们事工的顺畅和整个布道团的生存，恪守次序和服从权威，非常必要。
1892年4月16日。我一直在等待来自上海的指示，涉及到两三件事情。如果不经等候，就仓促行事，就大大有违我的次序感，但我不知道还有何事可做。
这种未经指示，就不愿行动的心理，在他早期的通信中，屡次提及；甚至在1890年，他被戴德生先生任命为保宁地区的助理督导之后，他依然很不情愿，单独开展行动，正如以上签署日期在1892年的信件证实的一样。
另一处引文，尽管是稍后写成，却必须列出，来佐证他性格中的这一品质。当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中国期间，他从通信中总结出，某种松懈感正在教区内抬头，有鉴于此，他给远在上海的范明德先生写了如下的信：
布莱克希思，1894年9月18日。
我相信，你会依然对那些未经授权的行动，不予赞成。自治活动一旦开始，就像野火一样四处蔓延，而且尤为深入人心，对整个事工的和谐有着莫大的坏处。最好现在就踩下刹车，即使它引起了一阵暂时性的爆发……
写下上面的话之后，我又看了来自四川的一些信件，它们对我的话语提供了支持。其中一封信说道：“我们现在没有督导，因此我们所有人都做我们眼中看为义的事情。”所提到的这些特别措施可能颇为正确，但其原则却非常糟糕，显示出，一些人没能领会到，督导的工作回归到了你的身上。
但在盖士利那些早年岁月的书信中，最有教育意义的部分在于，它们显示了他带着一贯的决心和审慎的考虑，来在中国内地会内部建立起一份事工，并使之忠于英国圣公会的原则。很明显，G.E.摩尔主教最初对能否做到这一点心存疑虑，而这疑惑可能也是盖士利要求有超越一个主教通常需要的进一步的监管的原因。由于我们只持有这次通信中一方的信件，也就不可能全部地复原这个事件。
但从盖士利的诸多信件中的一系列引述，向我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有着锐利目光和坚定双手的人，行进在两极化的中间路线上，毅然决然，一方面保证摩尔主教绝无抱怨的理由；另一方面，当戴德生不在场的时候，彬彬有礼地提醒远在上海的中国内地会，他所要求的不偏不倚，正好与内地会的原则相符。
待续……
新店子福音堂
阿信：苍溪基督教福音堂旧址新店子简介
新店子位于四川苍溪县，地处米仓山余脉，1889年，中国内地会传教士盖士利将福音带到这片地方。民国《苍溪县志·礼俗志下·宗教》：
福音教，清光绪初年，英国教士始建设教堂于县境北路五龙乡即新店子，据城七十里，光绪九年奉四川总理衙门咨复，以外国教士既已准其在省传教，即应听其往来，地方官即应随时查验保护，在彼虽行踪无定，而在我须布置有方，旋奉洋务局通饬：嗣后洋人传教游历，无论久在本省，及由外新来，均应一律查验保护。自兹以后，各国男女教士，接踵而至。……
民国《苍溪县志·方外异闻》：
盖士利，英国人，保宁福音教会监督也……往来苍溪传教四十年。……光绪年间，屡至苍溪新店子，创设教堂，又曾来邑城数次，民亦有与之相亲者。
当时四川基督教划分为四大教区，新店子属于川北教区，直属保宁府教会管辖。新店子，乃米仓山余脉。古川陕驿道必经之地。清李氏兄弟于此开设驿馆，自清同治年始，历一百五十余年。1889年（光绪十五年）英籍传教士盖士利来此，收购李氏家业，建礼拜堂、会督堂、孤儿院、男女学堂等。
由于海拔较高，约800余米，森林覆盖率90%以上。当地有茂林修竹、泠泠山泉，很快成为保宁教区乃至川西传教士的避暑胜地和修养场所。当地也驻有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宣教士。他们传教时，带有西药药品，给当地人治病不收费；穷人孩子可在此上学，还办有孤儿院和老人院，带有浓厚的慈善色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教会在新店子还开办了小学校，据当地一些80多岁的老人讲，他们当时就在此念书，至今还记得学校教唱的歌曲。
教堂每年都要设“坝坝宴”数十桌款待近邻。当地百姓入教者达400多人。由于教堂享有特权，清末兵荒马乱时，富户多去新店子避难，这里成了“租界”。当时的新店子教堂声名远扬。国外的函件地址只写“中国四川新店子”，即可送到。
传教士所建的教堂已无存，今天，这里又建起了肃穆的福音堂（阿信注：网上资料称“天主堂”，但我根据此处是圣公会传教的事实，认为称为“福音堂”更合适；根据《盖士利传》一书所记，在各地建福音堂的事实，我觉得更合适的名字是“圣约翰堂”，阆中和成都上翔街教堂原来的名字都是“圣约翰堂”。）每逢礼拜天早上，信徒们会从四方八面赶来，参加礼拜。
福音堂被苍翠环绕，古柏掩映，是一栋西式米白色建筑。所在地的马鞍山上，“百年松柏”密密匝匝，直径一米的就有几百株，更有10多棵存活的“千年古柏”，
虽饱经沧桑，却依然枝繁叶茂，见证着新店子基督教世界的的沉浮兴衰。
在新店子繁茂苍绿、浓荫蔽日的山林中，有一条石铺小道叫净心道。净心道从福音堂前开始，爬到山顶。这段路很特别，有的地方呈“Z”字，有的地方如“S”状，然后穿过狭长的山脊，再从另一方向下山绕到福音堂。整个小道连贯起来仿佛一副“心”型项链，连接着山上山下和福音堂。漫步此道，听林涛哗哗，清风阵阵，鸟翔雀叫，蝉鸣蟋吟；漫步蜿蜒曲折的悠悠天然绿色长廊，既避开浮世尘嚣，又回顾过往，心怀感恩。
每月五月，洋甘菊开的漫山遍野。洋甘菊又叫母菊，原产欧洲，早已传到中国。但新店子一带当地人非说这里的“洋甘菊”是盖士利等传教士带来的。每年这个季节，去新店子观赏满山遍野的菊花，也是美不胜收啊！
教堂和甘洋菊图片均来自网络
阿信写作此文时，参考网络资料，其中包括别人摘抄的《苍溪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苍溪基督教福音堂旧址——新店子》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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