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自古备受尊崇。所以才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先师孔子还被历代奉为圣人。只是举国疯狂的年代，知识分子沦为臭老九，孔老夫子还是被掘了坟。
自我记事到上小学，我总是把老师当成“先生”。想象中，先生们总是一袭长衣，手不释卷，悠闲地踱着方步，谈吐中透着文雅。
等到了入学读书，再到长大成人，我才发现，我大错特错了。我先前印象中的“先生”，都是说书先生的误导。
我读书时，文革还没结束，但打老师的事情从没发生。毕竟，在目不识丁的农民眼里，能读书识字，至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七岁时，我到村里读小学。
夏天时节，我们光着上身，笑嘻嘻地跑到学校报名，进行面试。老师并不严格，让我们数数，从1数到10，顺利数完，就算面试通过了。
我1976年秋天入学，开始读小学一年级。板凳是我从家里带来的，课桌是几块泥坯（读pei)垒起来的。
老师姓陈，30多岁，高高瘦瘦，是民办教师，来自前面村子，一边种地，一边教书。
陈老师脾气很好，他非常喜欢孩子，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很懂儿童心理学，也很会教书。
他将每个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都变成孩子们熟悉的动物、物品，比如把2说成“鹅”，把7说成“镰刀”，我们一下子都记在了心里。
第一次上学，对学校有种难得的好感和新鲜感。我们也常常去陈老师家里找他，看着他和妻子、两个女儿一起吃完饭，然后欢快地跟着他一起到学校。
我们村的小学只有四年级，小学五年级时我转到别的学校读书。不久我原来的小学合并，要求民办教师考试通过才能上岗。陈老师和其他几个老师未能通过考试，于是他们告别了教书生涯，又回归了原本的农民身份。
陈老师是我上学后的第一位老师，只教过我一年。虽然他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也没有令人记忆深刻的故事，但他用自己单纯的爱心，培养了一个孩子对学习的兴趣。很多年之后，我一直对他心存感激和怀念。
几年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陈老师由公社的社员又变回了自力更生的农民。他家的田地，临近路边。我中学住校，周末去学校，每次都要经过陈老师家的田地。我常看到他一家老小，在地里汗流浃背地辛苦劳作。
每每看到他，和他打个招呼，我都会想起曾经的甜蜜回忆。
和陈老师爱心充盈不同，我后来遇到的小学老师几乎都有同样的脾性：爱打人！
有的用手打，有的用脚踹。有的用棍子打，有的用树的枝条抽。经常见到一根麻秆兜头盖脸抽向孩子，刹那间断成了几截。柳条过处，被打的孩子身上竖起深深的红色伤痕。
打学生，似乎是老师们证明自己的一种存在方式。课堂上经常见到老师拳脚相加，棍棒上下翻飞，甚至连学校老师自己的亲属也不能幸免。我所在的班，就有两个同学的哥哥是本校别的年级的老师，我们班老师对他们下起手来，也是毫不留情，一点都不见吝啬。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女老师，她打人方式简单粗暴，从来都是直接扇耳光。大庭广众之下，犯错误的孩子在讲台上一字排开，她左右开弓，轮番上阵，孩子常常被打得晕头转向。好在她打耳光的都是男孩子，记忆中好像没有女孩子受过这样的羞辱。
被打的孩子其实并没有犯过什么严重过错，多半是上课调皮捣蛋，上课迟到，没有按时完成作业之类的小事。
值得庆幸的是，因为学习成绩好，小学时我很受老师器重，一直让我担任班长，所以几乎没有挨过打。
所以说几乎，是因为小学四年级时我差一点就被打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老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心不在焉地听我汇报功课。我还没说完，他突然一把捏住我的肚皮，拧了起来，直疼得我龇牙咧嘴。
眼看就要加重刑罚，我赶紧解释，他这才住了手，责怪我说：你怎么不早说？
我至今不明白，这些老师怎么会舍得下这样的重手？尤其是那个喜欢扇耳光的女老师。虽然她对我很好，但我每次想到她恶狠狠地甩出耳光的凶残样子，都觉得不寒而栗。
看到网上传出的洛阳“男子20年后打老师案”，我很为当年挨打的那个学生不平。老师对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未成年人残忍施暴，他何曾考虑过对一个孩子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对于过去曾经伤害过的孩子，他是否欠学生们一个道歉？法律是否应该追究施暴老师的责任？
读中学时我开始住校，老师也由民办教师换成了公立老师，打人的事情逐渐成为过去。先前凶神恶煞般的老师形象逐渐变得温和起来。
我的初中学校建在一个盐碱地上，以前是个高中，后来高中合并撤销，变成了初中，高中老师沦落为初中教师。我初一的班主任是个老右派，姓付，那时他刚平反不久。做了几十年农民，突然又变回教师身份，他很不适应，总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对于管理学生，他似乎没有什么办法。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总是趁着晚上时间，背着双手，颠起他一条有点跛的脚，蹑手蹑脚，顺着墙根，悄无声息地溜到学生宿舍门口，偷听学生聊天。然后突然闯入宿舍，将犯错的学生当场擒获。
老实说，我很不赞同他的做法。拿学生当贼防，对学生缺少最基本的信任，用反右那一套做法对付学生，确实有点上不了台面。这一点，他甚至连我的小学一年级陈老师都不如。
和我们班主任付老师不同，二年级班主任Z老师是一个帅气的年轻男老师，我从未见过他对学生发过脾气，学生们却似乎对他言听计从。
他对教学似乎有种本能的热爱，在读书还算奢侈的八十年代初，他找来《三国演义》，晚上在教室里点起汽灯，为学生们大声朗读。
几年前在微信上我又遇见了Z老师。他已退休多年，因为脑溢血身体大不如前。只是几十年后再见到的Z老师，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英气勃发的年轻语文老师。他经常在中学同学群里转发信息，内容多是对当下社会的不满，对文革时期生活的怀念和向往。
令人惊异的是，抱有这种想法的并非他一个人，后来进群的另一个班主任，几乎是在重复Z老师的想法。
他们都是身在农村最基层的乡村教师，有的终其一生都在教书育人，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他们最接近底层百姓，甚至他们自己也是底层百姓。按常识推断，他们都深知百姓疾苦。可问题是，为什么他们不思考造成他们当下困境的原因？为什么会希望回到绝大多数人食不果腹、安全无法保障的过去？
也许农村教师孤陋寡闻，身在信息发达的现代都市，可能就不会抱有这样的想法。相反，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时代，有的人如鱼得水，混的风生水起。
我的一个高中班主任，很早就离开了教师岗位，转行从政，后来当上了县里的局长。也许经济窘迫的教师生涯给他留下了太多痛苦的回忆，局长任期内，我的班主任老师对金钱有了过多盘算。还不到退休年龄，因为任上经济帐目不清，他就被早早免职，开始了自己的“寓公”生涯。
我的高中老师，像他这样转行从政的还有不少。离开教师岗位，有的突然发现自己的从政天赋，于是长袖善舞，八方通吃，官越做越大，很快成了一方大员。自然，也有像我的局长班主任那样半路下车的失意“浔阳客”。
在遥远的八十年代，教师工资经常被拖欠，有时一拖就是半年。收入微薄，颜面不保，转行离开就成了很多教师的第一选择。
有执意离开的，也有坚持留下的。心怀二念的，有的成了万人仰慕的成功人士，也许早就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教师生涯。而因为热爱教学坚持留下的，却未必能得善终。
就在十几年前，县领导希望我的高中母校搬迁，将原校址开发房地产。我的高中校长因为拒不同意县领导搬迁的要求而被免职，学校师生一时群情激愤，在两会期间上街抗议，一下子演变成了全国瞩目的新闻事件。
县领导被迫让步，学校不搬了。然而，深受学生喜欢，热爱教育事业的校长因为公然抗命，得罪了领导，最终还是被迫离开了。
我原本以为，人之所以目光短浅，多是因为被穷乡僻壤、信息闭塞限制了眼界。到了人才荟萃的大学，见多识广的教授们一定会为我们开启一个新世界。
然而进了大学，见识了色彩各异的老师，我才发现这都是我的偏见。
有一位老师文革时在京城曾经很是风光，改革开放他被打回地方大学教书。每次上课时他几乎都要提一下自己的光辉政治生涯。这样说，他也算是“落魄政客”。在政界、学界往返穿梭，这样的故事在民国时期屡见不鲜。
然而，和他的“辉煌历史”不成比例的是，他讲课实在是乏味至极。
站在讲台上，他上课时时常头也不抬，兀自照本宣科。一边煞有介事地在空中挥舞着手势，一边紧盯讲稿，不紧不慢，抑扬顿挫地念着讲义。听着台上装模作样、索然无味的“发言”，我猜想，这个讲稿的寿命应该至少在五年以上了。
即便讲稿如此长寿，有的“老革命还是遇到了新问题”，因为他们离了讲稿根本不会讲课。或者说，这些老师只是讲稿的播音器、传声筒。到底谁是老师，似乎成了一桩罗生门式的悬案。
我的一个大学教师，出门到别的城市讲课。下了火车，正赶往讲课地点，突然发现自己的财物被盗，其中就包括上课的讲稿。
惊慌失措的他赶紧给对方打电话，说自己家里出了急事，这次上课只能临时取消。
这样的大学老师又有多少，我不得而知。我知道，有的老师从来没发表过一篇像样的论文，却忙于参加各种社会事务。他关注留意的，是学生们在校内媒体上的豆腐块新闻，而不是对学术对真理的追求和兴趣。
我曾经和我爱人多次讨论过大学教师收入待遇的问题。作为大学教师队伍中的一员，她认为当下老师待遇太差。
而在我看来，教师作为一个职业，我不会按照民国时期的大学老师标准要求他们，毕竟目前确实没有那样的环境和收入待遇。但教师作为一个职业，要有起码的职业操守，有基本的敬业精神，至少要有基本的良知，即便做不到“传道授业解惑”，至少要讲真话，不能欺骗、误导学生。
可惜很多时候，这些都变了味。
我的不少朋友、同学也在大学教书，有的还是校领导，他们中间很多人也早就评上了副教授、教授，有的还是硕士、博士生导师，甚至带上了博士后。
几年前，我在朋友圈转发一篇谈论历史的文章。我的一个在重点大学教书的同学很快给我留言：这是历史虚无主义！
我很纳闷，问她什么是历史虚无主义，难道讨论历史追索真相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如果没有历史真相，就谈不上历史虚无主义。她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只是一顶随时可以扣在别人头上的帽子而已。
闻听此言，我的同学马上把我拉黑，将我踢出了她的好友圈。
离了讲稿不会讲课的，我们可以说他尸位素餐，误人子弟。滔滔不绝，口吐莲花的，也许是误人子弟的另一种类型。只是他们喜欢强词夺理，以假乱真。可怕的是，有些人痴迷其中，误认为自己就是绝对真理。
遗憾的是，在今天的学校，今天这样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普遍。
这让我想起了在人大读书认识的宗教学大家方立天先生。
1994年，方先生已年过六旬，却仍然几乎每天都要泡在图书馆8个小时。我去旁听他的课，毫不掩饰我对他的仰慕之情。方老师却毫不在意，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唉，不过混碗饭吃！
那一刻，我惊诧不已！
作为功成名就的大学者，很多人像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名声，严密包裹，层层包装，生怕有人玷污。而方先生对此却毫不在意。
如今，方立天先生早已作古，他的音容笑貌却宛如昨日。
时至今日，幼儿园老师虐待孩子、小学教师对学生施暴的新闻仍时有发生，高校学生被迫为导师打工无法毕业被逼自寻短见的有之，学生告导师剽窃自己研究成果将其告上法庭者有之，编造故事骗取国家科研课题基金的有之，教师因为言论被学生告发停课甚至离职的亦时有所闻。
学校，本就不是一方净土；教师，也只是一个职业。洪水滔滔，泥沙俱下。受制于种种条件，教师们远远担负不了灵魂工程师的重任，更多的，只能是有限知识的传递。
正像方立天先生所言，它不过是一个谋生的饭碗而已。也许只有对教师这个职业放下不切实际的幻想，回归本源，我们才不会太过失望，教师这个职业也才能赢得社会更多的尊重。
注：图片来自百度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