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1。梁启超一生以救国、新民为己任，自号任公，可谓名副其实。当清末民初之乱世，任公言行，一秉赤子之心，虽颠沛流离，不坠青云之志，实乃并世无双之国士也。民国元年，任公归国，徐世昌见之，有“此公无言不可谈，无人不可谈，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矣”之叹。
742。康梁性格，有同有异，爱国是其同，经权比重不同是其异。南海幼治经学，任公十八岁拜南海为师之前所治者不过应试学问，盖二人根基不同也。任公又为一多情之人，四十三岁时忧于时势尚不能自制，自言“独居深念则歌哭无端，啸俦晤言则欷歔相对”。多情者易变，天性使然，任公对此也有反省：“吾之作政治谈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论亦屡变。”因天性不同，康梁之分道扬镳则势所必然。当任公初拜南海时，已不迷信乃师，任公自谓;“启超治《伪经考》，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又谓“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虽然，任公一生与南海多次分合，但终为一稳健改良派，而非激烈之革命派也。
743。任公平生著述，逾千万言，令人惊叹。概论其思想非易，勉强论之，需把握两点：一，于屡变中见其不变处；二，联系实际，究其思想之所以变之逻辑。我曾说，但凡全集不必尽读，任公一生，屡以“今日我挑战昨日之我”，其《饮冰室全集》（梁廷灿编，五集）、《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四十册）可全读乎？在我看来，若欲探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演变逻辑，则可读任公全集，此乃捷径，而况任公之政治思想，多未落实于国中，读任公全集，或能增今人怵惕警醒之心乎？
744。中国素主天下主义，而无国家思想，故常以天朝自居。康南海之大同理想，实乃升级版之天下主义也，其受传统天下主义之影响不难知也。然则康梁生于民族国家理论风靡世界之时，故任公兴趣在阐扬民族国家理论，其目的在唤起国家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也。任公谓：“今日欧洲之世界，一草一木，何莫非食民族主义之赐。”“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凡国未经过民族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今欧洲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也。”盖南海之《大同书》着眼于理想，而任公偏重着眼于现实也。中国之现代民族主义纯受西方入侵而发，民族精神之生成、发展至抗日战争始达顶峰。观今日之“汉奸论”，可知时至于今，中国之民族主义尚未成熟也。
745。任公本同情乃师之大同理想，因受国际形势之刺激，至《新民说》出，遂弃师说而力倡现代国家思想。任公曰：“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何谓“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因为只有国家存在，才能为个人提供公共服务，故有国家乃一不得已之事。何谓“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将国家等同于朝廷。而在任公看来，“朝廷由正式而成立 者，则朝廷为国家之代表，爱朝廷即所以爱国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则朝廷为国家之蟊贼，正朝廷乃所以爱国家也。”何谓“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因为国家即本民族之最大政治共同体。至于“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实乃针对乃师之大同理想而发。任公曰：“宗教家之论，动言天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也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之进步立止。由一人之竞争而为一家，由一家而为一乡族，由一乡族而为一国。一国者，团体之最大圈，而竞争之最高潮也。若曰并国界而破之，无论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况人之性非能终无竞争者也。然则大同以后，不转瞬而必复以他事起竞争于天国中，而彼时则已返为部民之竞争，而非复国民之竞争，是率天下人而复归于野蛮也。”故“国也者，私爱之本位，而博爱之极点，不及焉者野蛮也，过焉者亦野蛮也。”任公以上诸论，均有极强的历史及现实针对性，独其对乃师“破国界”之说的现实性略乏前瞻之同情也。
746。任公既倡民族主义，且主天赋人权、契约国家说，似与革命党同调也。然任公之高明，在于创“大民族主义”，而区别于革命党之大汉族主义也。“中华民族”概念之建构，实为创见，而又高于南海之满汉同祖、同族说也。任公曰：“吾中国言民族主义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国外之诸族是也。”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之民族主义随之更化为“五族共和”说，可知任公之远见，亦事实之不得不然者。盖世界之民族何止千数，而国家不过数百，多民族国家实为大多数国家之常态。其实国家、民族均乃历史演化形成，单一民族成立一国家，即非必要，于事实上也绝难实行也。今日激进者言民族独立，多有理想化之论说，实于民族问题无深见也。
747。民元以后，国人视传统文化习俗如敝履。与乃师一样，任公对此也甚为忧虑。南海倡“国魂”说，任公乃倡“国性”说，其旨大同而小异。略加辩证，则知任公“国性”说中所含与时俱进之意多于南海“国魂”说也。盖任公虽倡“国性”，且反对以孔教为国教也。任公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之所以立者何?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性”“苟本无国性者,则自始不能以立国。国性未成熟具足,虽立焉而国不固。立国以后而国性流转丧失,则国亡矣。”国性不足，何以亡国？任公曰：“ 当国性之衰落也，其国人对本国之典章文物纪纲法度，乃至历史上传来之成绩，无一不怀疑， 无一不轻侮，甚则无一不厌弃。始焉少数人耳，继则弥漫于国中。及其横流所极，欲求片词只义足以维系全国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公共信条失坠，个人对个人之行为，个人对社会之行为，一切无复标准，虽欲强立标准，而社会制裁力无所复施。驯至共同生活之基础日薄弱以即于消灭……国中虽有人亿兆，实则亿兆之独夫，偶集于一地域耳。问所以纲维是团结是者无有也。故一旦外界之强有力者临之,则如摧枯拉朽,群帖伏于其下。古今之亡国者, 未或不由是也。”任公复将“国性”分为“国语”、“国教”、“国俗”三端，而主张“国性可助长而不可创造也，可改良而不可蔑弃也。盖国性之为物,必涵濡数百年，而长养于不识不知之间。虽有神圣奇哲,欲悬一理而咄嗟创造之,终不克致。”任公此论，可谓剀切，而五四诸公，每欲打倒孔家店而自以为智，实则愚夫而已。国家、社会之维系，须有不言而喻之标准，此标准若失，每个人则成原子式个人，而这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极权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而人民由此遂完成从解放到奴役的悲剧循环。故极权者莫不是反传统之先锋。今日之反孔诸君，实不明此理，姿态固然鲜明，智慧其实浅薄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