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自2023年3月4日，本平台发布《多马|来华最早的传教士》后，得到很多历史爱好者的鼓励与建议，昨天又承蒙把法文《多马奠立中国教会》翻译为中文的王玫姊妹授权，可以在此平台连载发布，再次向她表示谢意！
第九章
佛教经典及其库车起源
你听说过“sûtra”(“经”)吗？“这个名词用来称呼佛教书籍中的道德部分，由释迦牟尼亲自阐述，是他在成为佛陀期间发表的讲道”，《学者杂志》于1834年1月写道。从物质上看，sûtra是一个包含文本的卷轴。很明显，这个术语来自阿拉米语的souartha*，意思是“新闻”或“构成好消息”。在阿拉米语中，souartha可以包括许多文本，构成一个“好消息=saoura taba”。这个词来自saoura，意思是“新闻”，它更倾向于指定一个人物的事实、言论和举止，并建立他的传统。
在口传传统的国家中，人们使用“项链”形式的备忘录。每个“珠子”保存了一个符合时间、地点和主题三个单元规则的吟诵的记忆。在以色列，人们这样保存一个完整口传的“书面记忆”(没有元音和标点符号)，只重复连续的开头来进行计数(基数sfr)。当纸草变得便宜时，这个备忘录被用来在一卷被称为sefar的卷轴上复制整个文本。它的保管由被称为safré或sapré的人负责。这些人在希伯来语中被称为soferim，他们能够熟记整个文本，并在讨论或审判时，如有任何疑问，能够快速在参考的书面材料中找到确切的引文。人们把这些soferim视为“文本的见证人”(他们复制的文本)，因此术语sofer*也同时指代卷轴和口头的计数。就像歌手在演唱会上按主题集合自己的歌曲一样，口头诵读的辅助卷轴sofer集合了一系列基本文本，每个文本都包含与一个人物相关的一组列出的事实或言论。
souartha和karozoutha *在这两个术语在福音书的阿拉米语中是什么意思？
耶稣的“souartha”指的是保存着他的话语和行为的卷轴的整个集合，由每个口头作者的证言组成。该术语在从帕提亚帝国的常用阿拉米语到印度梵语，然后到库车帝国，最后到中文的转变中限制了其意义:它不再只是指卷轴的文字内容，而是包括物质的卷轴和其内容。在阿拉米语中，我们可以明确区分由多个作者组成的文本或多个作者的卷轴，可以口头交付给一个或多个发言人的卷轴；这时我们称其为“karozoutha”。多人在审判或悼念一个人的晚会上的证言收集成为某个收集者的“karozoutha”，该收集者可能没有添加个人的证言文本。
我们应该将十一位围绕马利亚的证言分开，它们作为“使徒的回忆录”中的许多souartha，每个都有自己的个人计数。这些卷轴在中文中变成了仅适合口头诵读的经文。但我们也可以重新组织它们，形成一段段重要的摘录，这些摘录将在整个犹太-基督教的周六和周日庆典或讲解中被朗诵(或朗读)。然后就有了一个“lectionnaire”它是一个特殊的souartha的karozoutha(长诗)，因为它串联了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证言。这四个lectionnaire成为了“福音书”。第一本福音书是在公元37年的年度礼仪周期中整理出来的，并成为所有分散的使徒服事主的礼仪lectionnaire，起初是马太在耶路撒冷和安提阿使用的。这四个lectionnaire通过在礼拜中的使用而被分别为圣，然后被复制到一个特定的长卷中，这个卷轴被称为希腊语的“福音书”，根据罗马彼得冬季学校lectionnaire的标题在希腊语中翻译为马可福音。然后保留了收集者-翻译者的名字，这个收集者-翻译者有的完全是真正的作者，比如约翰福音；有的只是部分是真正的作者，比如马太福音；有的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作者，比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这样，犹太基督教的朗诵者就可以通过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宣言，马可、马太、路加或约翰的karozoutha”，来识别经文从哪里来的。
当多马于公元51年离开耶路撒冷时，这些文本还没有被众使徒广泛使用，他们使用自己的karozoutha(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来记录自己的见证 — 除了在一年一度的礼拜仪式中使用的马太福音。使徒们通过使用来自他的弟兄使徒和马利亚的记忆的摘录来教导和敬拜，这些摘录是依据着十二个使徒传统的见证，他们的souartha(文本形式)。
在印度教和佛教中，口传传统是如何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呢？
与基督教的传统不同，佛教的传统很长时间内可能一直是口头传承的，就像希伯来圣经最古老的部分一样。在印度西北部，将参考文本写成书面形式的传统长期被忽视，直到在当地方言翻译而来的梵语出现后，写成书面形式才被实践出来。当库山皇帝(127-147)下令召开建立“大乘佛教”的“大会”时，会议收集了一些经文，其中一些直接来自于释迦牟尼的传统，其他的则来自于他的弟子。但其中主要部分包括新的传统和它们的评论，或是建立宪法的推荐。《法华经》可能是一种教导性的总结，是在大会之后不久以最古老的形式提出的，它代表了对“大乘佛教”的发展的精确而优美的鼓励。这个“大乘佛教”与初始形式的佛教，即所谓的“小乘佛教”，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后者宣扬在自己内心消灭所有欲望；而“大乘佛教”则教授如何更进一步。它想要超越之前的禁欲或宗教传统，并试图综合它们，超越“小乘佛教”；因此，它构成了佛教徒培训的一种教义。另一方面，《四十二章经》声称是一本帮助记忆教义的手册，它简要概括了更重要的经文。
法华经
比一本福音书略长一些，这部《法华经》是由一个约在公元100年形成的基础构成的，这与公元135年“大乘佛教”成立的大会的日期是一致的。这个基础使《法华经》被奉为经典，并被视为“小乘佛教”传统的基本补充，该传统源于释迦牟尼的教诲，库山人刚刚将其从巴利文翻译成梵文，并将其写成书面形式。佛教传统说，佛教僧侣竺法兴(239-316)，出生于敦煌(甘肃)，在公元286年将《法华经》首次翻译成汉语，并将其从甘肃带到洛阳，这是自使徒多马将使徒经文带到洛阳后两个多世纪之后。
这个文本的基础是三个七诗节的短文本，如下所示。
第一个七诗节包括:
1.序言描述当佛陀向坐着的莲花讲道时，如何从佛陀的头上射出一缕阳光，照亮世界；
2.唤起觉醒者提出的唯一“乘”的文字；
3.一个比喻，描述了从“小乘佛教”的觉醒到更完整的“大乘佛教”的觉醒的转变；
4.解释“信仰和理解”的概念，就像一个父亲让他的儿子通过旅行来接受训练；
5.简单的寓言，比如雨水滋润植物；
6.宣布向前四个弟子传授至高的觉醒；
7.描述拥有十六个王子的城市寓言，其中可以体验到真正的觉醒状态。
第二个七诗节包括:
1.五百名弟子；
2.在保证要“唤醒”的两个门徒中，一个是靠记忆，通过记忆被唤醒达到“觉悟”；另一个是靠血缘，通过血缘(是释迦牟尼的儿子)；
3.传播经文的人们将获得的功德，这些功德将有助于90,000个未来的菩萨；
4.七宝塔；
5.两个尼姑；
6.防止邪恶的佛经；
7.唤醒地球上的众生。
第三个七诗节包括:
1.如来(佛陀的称谓)；
2.关于过去无始的事情；
3.再次讲述了传播经文者的功德；
4.描述他们的喜悦，存在被唤醒而忽略了他人的蔑视(无所畏惧的觉者)；
5.描述如来所创造的奇迹;
6.讨论传统问题；
7.讨论教法的十个方向。
后来的补充章节提到了“敌人”、“火供”、“庆典”、“在危难中使用有效的梵文公式进行保护”。
后期的《法华经》补充内容
一些后来的文本(第27和25章)似乎是针对与中国世界的接触而产生的:它们谈到了普遍的觉醒明智的菩萨，一种来自东方的保护力量，以及女性菩萨观世音，“那位倾听世界声音的人” — 通常被称为观音，经常被那些希望得到一个儿子的人祈求。应当指出的是，这个菩萨在民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减弱。观世音在中国宗教的各个组成部分–道教、佛教、古老的民间信仰中都受到欢迎 –成为身体或精神困扰的最高救济。无论如何，在所提到的三个七诗节中，很难不听到许多融合的回忆。一方面，我们可以听到基督教文本和帕提亚宗教的回声；另一方面，当然，古老的佛教文本引导了sadhû和yoghi的个人探索传统，着重于初步寻找佛教消灭苦难的方法。
《法华经》的源头汇聚在印度河流域
这些融合主义文本的写作方式是为了将现有的宗教信仰纳入其中并加以自己的理解。它们将这些信仰包容于一个新的体系中，其形而上学基础仍然是原始佛教/印度教的，其中包括轮回和在一个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中被拒绝的最终灭亡的前景，与“觉醒”的希望程度相对应。这些现在被认为是大乘佛教正典的文本是佛教与以下两个宗教相遇的结果:
1.印度教环境中夹杂着库车宗教(本身充满了塞琉古宗教)；
2.福音的信息后来被称为来自佛陀耶稣，之后又由佛陀摩尼和其他人的贡献进行了补充。
第一次相遇是在丝绸之路开辟之前，在帕提亚帝国中发生的，这个帝国的宗教与多马及其门徒所传播的福音的种子相遇，从公元51年开始，传播到印度河西岸的帕塔拉州，在库车帝国吞并之前。第二次相遇发生在甘肃省敦煌市，那里传教的是来自帕提亚的基督教使徒，后来被称为“内斯托斯人”，但是他们是通过多马的门徒阿达伊(Addaï)在北美索波塔米亚的后裔传下来的基督教义传教。阿达伊是最初的七十二执事之一。他们去那里会见多马自己的信徒的后代，他们的信徒在汉朝帝国中广泛传播了他的福音，然后在丝绸之路的中国部分广泛传播，后来他们的社区不得不为了生存转为秘密传播。
这两次相遇对应了《法华经》的两个不同版本。通过文学分析，不难发现，在第二次相遇之后的《法华经》中，“普贤菩萨”被视为“来自东方的智慧之神”，而女性菩萨观音则被看作是“怜悯之母”——“婴儿的保护者”，类似于刻在“云端之门”附近的孔望山上的“怜悯之母与婴儿”的雕像。
从作为普及教义的《法华经》到佛教雕塑艺术
《法华经》明确地揭示了“新佛教”的目的，即吸收印度佛教世界及其东方传教带入中国势力范围。 他成功地向许多人(在第二世纪被汉人执政掌权者授予特权时)隐瞒了基督教的渊源，这是苏阿塔(Souartha)所产生的深刻智慧的基督教渊源，这是十二世纪记忆中收集到的“好消息”，其中本质是四福音书的统一。为此，《法华经》几乎完全背离了该学说的要旨，绝对背叛了它，极大地减弱了其影响力，并将听众限于向年轻人传教，使他们成为年轻的佛教信众。一项通婚的政策阻止了帕提亚摩尼教的蔓延。类似的政策还阻止了帕提亚的摩尼教传播；它声称摩尼是佛教徒，并将其写入后来的佛教经文中。
皇帝们频繁支持这种政策，导致完整的圣经中文翻译被禁止出版，并阻止了「福音」的传播。每次新的福音传教，都需要重新翻译，因为原文似乎因被禁止传播而奇怪地消失了。这种阻碍也解释了「拜火教徒」传教士口头传播圣经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是克服缺乏书面版本的唯一方法。
这一切都没有影响到《莲花经》:我们知道有新的译本，使得佛法Dharmaraksa(公元286年)的工作得以改进:例如406年的克玛瓦Kûmâva翻译，601年的胡安古塔Juanagupta和达玛古塔Dharmagupta翻译，这些发生在唐朝(618-907年)和佛教传播到整个中国帝国和东方盟友的高峰期之前。
在图集中(参见13.1)，我们回顾了佛教雕塑的渊源，从早期的裸体打坐者sadhû和守护神yaksha的少数古代雕像开始，这些雕像盘腿而坐，或直立站立，尤其在印度的Mathurâ地区。此后，在Grandhara的相遇中，希腊小雕像的影响开始，从而启发了受塞琉古希腊雕塑的影响的艺术。此外，我们可以精确地将佛陀的最初形象的出现时间追溯到库车王朝的印度王子Kanishka Ier在130-140年左右铸造的硬币上(参见12.1)。硬币正面中央的形象展示了佛陀的血统，其脚上穿着天堑斯基的长靴，身着帕提亚的长袍，外罩着希腊式的斗篷。硬币反面描绘了皇帝的侧面形象，他穿着裤子和靴子，而佛陀的形象则以希腊-库车文字符号”Boddo”呈现在第一张库车希腊化的雕刻中。卡德菲瑟斯皇帝用佛陀的形象取代了其帝国内所有民族的阿波罗形象和赫尔墨斯形象，这些旧形象都有他们的光环和旅行者鞋。
所有这些图像都采用了印度教的非暴力手势，即右手举起的和平或安抚的标志。它们表达了皇帝对其帝国暴力征服的之后恢复和平的愿望，该帝国现在已经达到最大的扩张点。它包括了Mathurâ王国，这是印度中部古老的历史中心，Kanishka Ier将其定为其首都之一。这种安抚的手势——最初与身体分离，并与Yaksha“柔和的”印欧手势相关——不同于帕提亚的证明手势，在该手势中，手臂折叠在身体旁边，留下肘部和拇指分离的手势(西方的“我不发誓或证明”手势)。如果将孔望山的图像x61和x67的肘部位置和手指紧握的姿势与多马的侍从的肘部的位置(可见的肘部和拇指张开)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一点。另一方面，佛像(x68)的表现似乎是与发现于中国的第一尊佛像小塑像同时代，该小塑像可追溯到338年，这使我们可以将孔望山的最新部分的时间确定为公元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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