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后五百年有《春秋》，《春秋》后五百年有《史记》，《尚书》一件一件事情写，《春秋》一年一年地记载，《史记》则一人一人地写。这是司马迁的贡献，以人物为中心，后来的人都跟着他走这条路。
据《太史公自序》讲，司马迁祖上就是掌管周史的史官。春秋时期，司马氏去了晋国，后来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和秦国。司马迁出生今陕西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在汉朝时期作太史令，精通经学和诸子百家，推崇黄老之学。汉武帝封禅，司马谈和其他术士意见不同，结果他被汉武帝拒绝跟着一起去封禅，生病在家并嘱咐儿子司马迁如果以后当了史官，将他们父子二人讨论的事情写来，所以《史记》亦是司马迁遵从父亲遗愿的结果。
司马迁父亲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官。《太史公自序》载“先人有言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司马迁既谈到了先人有言曰，又谈到了他要追随周公和孔子的步伐，故《史记》首先不能当成一部史书，而是一部经书。所谓“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就是以这些经为基础，或者说他写的东西重新来规范经，我们可以称司马迁的《史记》为新经学。如果不是追随经的脚踪，即便后人以史来重新划分《史记》，它也难成经典。
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上的经典，因为它原本写的时候就是以“经”为标准，尤其是孔子的《春秋》。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借用董仲舒的回答来回答自己为何写《史记》，董仲舒认为孔子之所以写《春秋》，因为“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
孔子的“春秋大义”可以解释为他希望恢复到从前的社会秩序，故孔子十分看重“君君臣臣”关系，而僭越这种关系就是破坏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破坏，所有人都会跟着遭殃。汉武帝喜欢孔子的这套“春秋大义”，应该也和这个有关。有人说司马迁讽刺汉高祖是因为他想替他父亲出口怨气，司马迁应该有怨气，但不至于没有格局。因此，《史记》和《春秋》一样，应该是“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而且从这个角度写，皇帝也不好说什么，毕竟目标是“以达王事”。
孟子认为“王者之迹熄而《春秋》作”，同样《史记》也可以这样理解。《春秋》礼仪之大宗也，而礼仪则在人而不再事，司马迁可以说是自《春秋》后真正摸到礼仪精髓的人，故以人物为主作经。
除此之外，《史记》和《春秋》一样属于私人写作，尽管司马迁有史官的身份，但受李陵事件牵累后，他就不作史官了，而是改为中书令。另外，《太史公自序》称“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既然是一家之言，就不能说是官书了。没想到“史家之绝唱”第一正史既不是史书，又不是官方的经书，而只是司马迁自己的书，这和孔子的《春秋》是多么的相似！
虽是一家之言，但不代表经不起推敲。范晔曾说“迁文直而事核”，“核”的意思就是经得起考证。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司马迁本人的情感价值取向，比如《孔子世家》和《项羽本纪》，实际上如果从今天的评价看，司马迁反而更有远见，孔子的家谱是目前唯一中国的传世家谱，这样的人难道不是世家吗？
再看项羽，秦亡与汉立中间经过了几年，这几年历史的主角确实是项羽，但项羽又没有建立任何朝代，他自称为“西楚霸王”。按理说，司马迁应该写《西楚霸王本纪》，但司马迁没有，而是直呼其名，更没有像其它本纪一样，比如《秦始皇本纪》。由此可见，司马迁的的“一家之言”不是随便之说，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忽略了墨子，但这也不能怪司马迁，只能怪历史本身，先秦时期非儒即墨，但后来墨子的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越来越被忽略了，不要说秦汉时代，战国时期墨子的东西就越来越被忽视。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史记》完美无瑕，反而正是它的瑕不掩瑜让其光芒更加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