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圣诞平安，在天上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本文是小万工自己为我的散文集《拿你所有的，换你所要的》所写的序，成书时有些删改，所以公众号发的是原文。
感谢收到书，写好评和给我挑错的朋友们。签名版已经全网售罄，所以你们手头的应该是已绝版的有错别字首印签名版了。
最近我会陆续在公众号上发一些朋友为我写的书评，也欢迎你给我投稿。
题图：小万工的散文集
斗胆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距我在清华图书馆翻开刘小枫先生的那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已足足过去了10年。
刘小枫生于1956年，我生于1985年。他30岁写下《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时，我才刚刚出生。但是20年之后，20岁的我可以和30岁的他在激昂文字中相遇，并且被激励、被鼓舞、被引领，这就是文字的奇妙。
时过境迁。如今我已三十而立。
因缘际会，作为一名建筑师，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文集。
回看自己写的那些生涩文字，想起刘小枫先生的那本薄薄的浅绿色封面的书，发现自己所写的“爱才是”系列，也许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们这代人的怕和爱所做的回答。
我自然无法同大师相提并论，毕竟我的主业不是文字，而是设计房子。
但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研究针对的主要客户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一代，即生于1980 ~ 1989年的所谓“80后”。也就是说我一直在研究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社区、什么样的城市。
说到需要，现在最流行的词叫作痛点。什么是客户痛点，其实就是我们怕什么。
一
居“80后”痛点之首的显然是房子。
有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要激活一个沉闷的微信群有两种方法，一是扔个红包；二是讨论哪里有便宜的房子。
“80后”的父辈大部分是“50后”“60后”，他们还处于集体分房的时代，所以普遍没有买房的意识。“80后”涉世之初还颇有骨气，并不流行啃老买房。所以买首套之时，大部分“80后”都没有钱，考虑的核心是价钱便宜。
我当初研究了非常多的小面积、低总价的商品房，费尽心思想着如何把最多的功能塞到最小的面积里。那时万科卖得最好的明星产品是被命名为“蓝田一号”的90平米小三居室，在房价高悬的北上广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80后”参加工作的时间大致是2003 ~ 2013年间，恰恰是房价翻番、翻番又翻番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害怕，害怕自己的工资涨幅永远跟不上房价，害怕自己从此会和同学、同事中的“有房阶层”终身拉开距离。
所以我们把买房叫做上车。车上和车下在财富增长速度上可谓天差地别，而车永远是稀缺的，似乎错过了这一趟就没有下一趟。
我还记得自己2010年首次购房的情景。我拿着摇到的一千多号，在人群中抢购一个位于北京郊区的楼盘，买了一个总价最低的小两居。这个楼盘后来连着一年开了8次，每次都是日光。
我从到北京读书，再到我买第一套房子，其间过了6年，北京的房价翻了3倍。
而从我买第一套房，再到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卖掉这套房子，其间又过了6年，房价又翻了3倍。
这不得不让我们害怕。
二
“80后”的另一个痛点，是子女教育。
在“80后”自身受教育的时候，教育大抵算是公平。我虽然出身农村、在小城镇里长大，但仍依稀记得那时因为某次学潮，农村和城镇的学校里都有着不错的老师。
当轮到“80后”的子女入学，即使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教育资源也开始变得极度不均衡。
如果你自家的房子不是在西城和海淀这样的教育大区，孩子考上“985”“211”重点大学的概率甚至比自己当年出生的城市还要低。
“学区房”的概念就是被“80后”这一代炒起来的。
所以，后来我们公司在做社区的时候，特别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希望能够通过代建学校的方式将好的教育资源从城区引到郊区，因为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周围没有好学校，在购房时的权重简直是一票否决。
但即便是住在西城、海淀这些教育大区，也不意味着父母对于教育的焦虑因此就减少半分。
我朋友的孩子就读清华附小，虽然号称是3点半放学，但事实上孩子的课余生活填满了各种各样的课外班。
大家都明白小升初拼的不是课内成绩，而是课外：英语、奥数、乐器、绘画、舞蹈，形形色色的评判标准都左右着孩子的未来，而所有这些的背后却是赴美上市的学而思、红黄蓝和为了教育一掷千金的家长。
正如李一诺所说：“其实，所有靠着教育挣大钱的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最大程度地发现、制造、利用和变现家长的焦虑。”
因为我们害怕——害怕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
三
“80后”的第三个痛点是工作。
我们这一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崇拜商业领袖，期待自己成为下一个马云、乔布斯、扎克伯格。
与此同时，我们又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焦虑。
在行业动辄被颠覆的时代，我们焦虑自己会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失去工作，焦虑自己没有在阶层天花板关闭之前登上那辆末班车，焦虑自己不慎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行业，没有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所以，知识付费开始兴起时，我们即听罗胖给我们读书，生怕错过新时代的认知升级。
我们蜂拥而入可以提供更多更好工作机会的城市，导致一线城市房价飙升。
我们追随着商业领袖的步伐，以为自己可以复制同样的成功之道。
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耗费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工作上，以超乎想象的勤奋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马克思说过：“在历史的每一个大转弯处，知识分子总是被时代的列车甩出窗外。”
我们就处在这个历史的大转弯处，还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被甩出窗外的知识分子。
是的，我们很害怕自己被甩出窗外。
四
房子、教育、工作，无疑已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我发现可以建造甲级的办公楼，建造优质的房屋，建造美好的学校，却无法与使用者交流——直到我拿起笔，开始讲述自己在建造过程中所遇到的真实人生。
好多读者说读我的文章是用来治愈焦虑的，每篇都要看很多很多遍。
其实我自己也是焦虑群体中的一个。
对比我们的父辈，也就是1950出生的刘小枫那一代人，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可是我们似乎在精神上比他们更加焦虑。
新媒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种焦虑，我们不再是沉浸在阅读中的一代，而逐渐成为被手机捆绑的一代。
我们的生活被实用主义充斥，我们的人生被学历、工作、月薪、房产贴上了一个又一个价签，它们又催促着我们为了刷新这些价签而去追寻。
但是我常常会问自己：我购买房子，到底是因为我现阶段真的需要这个房子，还是为了缓解财富缩水的焦虑？
我想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到底是为了帮助她成为她应当成为的样子，还是为了缓解阶层固化的焦虑？
我努力工作，到底是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工作，还是为了缓解害怕被时代所遗弃的焦虑？
或者这样说：我们努力奋斗，竭力生活，到底是出于怕，还是因为爱？
然后我就会想起20岁时在图书馆里遇见的那些书、那些光辉的灵魂。
刘小枫笔下的那一代人，在物质上经历过极度贫乏，在精神上经历过极度压抑，他却说：“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理想主义，一个在当今时代已经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的词汇。
我却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在写下这些文章的时候，一直在不停地追问同一个问题：
我现在为之生的，值得我为之死吗？
我现在为之生的，值得基督为之死吗？
唯愿我所做的，都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因为爱。
我依然有许多的困惑，但回顾走过的路，我常常能发现那些隐藏在生命中的恩典。所以，每写完一章，我都会得到一个与“怕”无关、与“爱”有关的答案。
唯愿遇见这些文字的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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