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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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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大圐圙 人文圐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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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讲庄老不如魏晋南北朝，讲经学也没有新花样，讲文学还要等到韩柳提倡“古文运动”。即便诗歌，也是到了李杜才算是突破了《文选》的老路，总算成为唐代的诗歌。不过，在史学方面总算是有一部《通典》。在《通典》之前，中国的史书不外乎记事体、编年体和纪传体，直到《通典》才有了第四种体，被称之为“政体”，也就是“典”，专门讲政治制度的“史”。“通”故名这是一部关于政治制度的通史，后《通志》和《通考》都是按照《通典》的体例写的，史称“三通”。
杜佑写这部《通史》时年纪不大，在做淮南节度使，后他又做唐朝的宰相，他非常通史事、军事、经济，财务等方面内容。李翰为杜佑的《通典》作序，他说：“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
简单地说杜佑处理的就是“古”与“今”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处理“师古”和“随时”的关系。实际上，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后，除了史学家进行深入探讨，后世思想家也多有论述。朱子就非常推崇杜佑的《通典》，并主张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添此一门。他说：“杜佑的《通典》是一部“是今非古之书”。通古不通今和通今不通古都不可取，不论是通古还是通今，都不仅仅只是为了修身，而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下。
当时有人说《通典》“详而不烦，简而有要。”杜佑职务繁忙，而仍能在史学有如此造诣，实乃我们楷模。杜佑的功夫全在史学，不同刘知几的是他对经学的态度。他说：“虽多记言，罕存法制。愚管窥豹，莫达高深。”
《通典》先后有九大部分，分别是食货典、选举典、职官典、礼典、乐典、兵典、刑典、州郡典、边防典。这种次序的排列说明杜佑非常具有眼光，中国人讲民以食为天，故食货在先。用他自的话说：“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足衣食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富裕的时代，所以不要随便批评古人的民以食为天。
足衣食后谈选举，此选举非现代民主选举下的选举之意，中国自汉代就有举孝廉，隋唐有科举，此二者才是中国选举之意，故选举亦可看成教育问题。“行教化在乎设官职，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中国自古以来选拔人才都有规定的制度，并非皇帝一人说了算。中国历史讲政治，从来不讲主权，比如主权在上帝、主权在君主和主权在民，而讲职责，一官必有一责，就连皇帝也不例外。因此，选举和职官彼此相连，我们讲“学而优则仕”，总是以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只是为了做官，而不知道官必有一责。老百姓对官的理解倾向于权，但中国选举的制度不是为了权而是责。我们只能说贪官没有尽到责，但制度的初衷原是好的。
杜佑接着讲礼典和乐典，二者几乎占了《通典》一半还多。我们以为春秋礼崩乐坏后就没有礼乐了，非也。中国古代一直非常重视礼乐，“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杜佑称：“官职设然后兴礼乐。”礼乐的功能在于德化，我们说个人的习惯和社会的风气一旦形成就比较牢固，礼乐就是培养个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并使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礼乐容易崩，但礼乐崩并非礼乐之错，而是人选错了礼乐，或弃礼乐之果。古人非常批评靡靡之音，现代人喜欢摇滚，虽非靡靡之音影响社稷，但对个人身心也不好。杜佑将礼分为吉、凶、军、宾和嘉五种，中国人称之为“五礼”。以祭祀之事为吉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军旅之事为军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冠婚之事为嘉礼。
今天中国人不讲这些了，不仅认为过失，而且还觉得有点迷信的成分，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显然要不得。杜佑在通典中也为我们清晰地展现了“先养而后教，先礼而后刑。”倘若仅为史学而讲史学，这不是真史学，杜佑是一个真史学家，他要对社会、国家负责，这是我们学习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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