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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2年至1943年被称为”条约世纪“（费正清语）——从《南京条约》（准确的称呼应是《江宁条约》）到英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的“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用此来称呼一个世纪准确与否，是可以探讨的；但表明条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性，确是无疑的。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就我眼目所见，对这个条约世纪有切实的好的研究之著述绝少，或许王栋之书《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少数可谓差强人意的著述，值得做些分析与分享。
即便如此，我首先要指出王栋这书，和我所见的李育民、侯中军等研究不平条约的学者之书，他们对国际法的研究，或者对国际法之进入中国，缺少比较认真的研究。虽然王栋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谈国际法之进入中国所带来的影响，但很多时候，都没有谈到点子上，只是一些传入历史的罗列，而没有从法哲学之上谈对中国的影响。特别是所谓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为何中国汰弃自然法，而选择奥本海的实证法，这样的问题，不做出解释，很难让人对条约于中国的复杂影响，做出合理的解释。
其次王栋没有分析为何“不平等条约”的称呼从未在十九世纪的中外书籍上出现过，虽然她指出有与“不平等条约”相似的一些称呼，但终究未有形成“不平等条约”的称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不是个简单的名称定形与否的问题。就像书中她提到王韬的“额外法权”后为黄遵宪的“治外法权”术语更替一样，黄遵宪这个术语是表达了法律的事实呢？还是一种话语术的胜利？若是前者就与国际法之传播有关，若是后者，则与宣传有涉。尽管她在该书第147页说中国接受奥本海而舍弃格劳秀斯等人关于国际法的观点，是出于中国有过不平等条约的痛苦经历，中国在国际法及其实践上的脱节，是因为西方为主体运行的国际法言行不一。这样的结论很痛快，但恐怕过于粗疏，且不具备使中国获得一种自我反省的能力。总之，一个术语的确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面既有对事实的追寻，也有时也势也，加上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等方面的考量，对于求真的学人，不能马虎视之。
再者，王栋完全忽视国际法发展的一些重要阶段，而使自己关于国际法与条约关系的言说，变得有点古今枘凿不接的意味。此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她只举了1969年颁布的《维也纳条约公约法》所规定的在1980年后，开始实施以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所签之约被视为不平等条约，没有法律效力的事。根本就没有涉及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以及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际法实施是何等状态，是否与国际法在其它地区的实践有差异？从而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不平等条约”何以没有十九世纪的中外流行开来，恐怕大有裨益。她罗列了周鲠生、周纬、曾豪友、王铁崖、陈体强等在中国国际法学界响亮的名字及著述。但显然她不曾对国际法自身的发展以及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与她的研究有关的阐释，加以注意，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丧失了更上层楼的机会。比如她就不曾提及在中国国际法中专门研究条约法的专家李浩培的《条约法概论》，以我的眼界所及，这书算是国内研究条约法的名著。若不注意及此，要想说清楚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变迁，恐怕是很困难的。
也就是说，人们必须注意国际法在一战前，有个通例，“当时的国际法认为战争是合法的制度，并且认为，如果对国家的强迫使条约无效，
那么和约将不能成立，从而战争将继续到一方被消灭为止”，“如果没有以武力或战争的 威胁对一个国家进行强迫的压力，该国不会同意缔约时，这种强迫在道义或政治上虽可引起遣责，但却不可能对条约的拘束力提出异议的法律根据。” （李浩培《条约法概论》P275，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也就是意味着，你用道德谴责和族群宣传来说这是“不平等条约”，别人也不能堵住你的言论自由，但条约是法律，只能从法律的角度来评判。
你可以说那制订好了的国际法不公平，有可以修订的地方，但你不能绕过它去只做道德评价，更非诉诸乌合之众的意识形态宣传。否则这不是无知的鸡同鸭讲，而是有意的搞鸡同鸭讲，如果别人说你只是不遵守规则的搅局者，你恐难辞其咎。当然，你说他们也不遵守规则，为何我要守规则呢？老实说，这种说法，在今天的中国也非常流行。但从事实与结果来看，用国际法的规则，来制约强者，是有效的武器之一。虽然这也不会百之百凑效，但总比你搅浑水的实际收益要好，不要停留在只听得懂枪炮响声的层面，不要停留于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的庸鄙之实用主义，这种做法虽可得逞一时，但终究有害。
至于不平等条约的细节探讨，如最惠国待遇等列强是如何得到的，恐怕不是只读一般中国近代史的人所能了解的。“即到底是外人强索还是中国主动给予?蒋廷黻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曾著文指出，近代中国的片面最惠国待遇不是外人勒逼夺取的，而是清政府主动给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一部分学者并不同意该观点。但近年来大家已经倾向于部分认同蒋廷黻的看法，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属郭卫东于 1996 年在近代史研究上发表的一篇专门文章《片面最惠国待遇在近代中国的确立》。”（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P85—86，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其结论是既是皇恩浩荡的主动奉送，也是以夷制夷策略（西人对以夷制夷的应对是“一体均沾”）的必然。而初始传教条款，也是清朝谈判方奉送的结果（详见拙文《中国初始传教条款获得的背景、因由与过程》，未刊稿），而非外方强逼勒索的结果。诚如学者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所说，当时清朝政府重视的，今人不重视，今人重视的而清政府不重视，这就是说清政府严重僵化的体制是造成当时很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一书还是有此前人们不曾注意的价值。她把“不平等条约”的叙述与使用过程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使求真的人们知道“不平等条约”这样的叙述是如何左右了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她强调对条约的三种评判方法，一是道德，二是法律，三是宣传，可谓简洁中的。这显然比侯中军《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关于评判标准的讨论》，更为切要，虽然侯对何谓条约、章程的分野，也有一定的贡献。
上面是对此书的一个粗略的评价，下面是分享提纲：
一：评判不平等条约的方法（前言）
1道德；2法律；3宣传
二：为何会出现治外法权？
1耆英倡导治外法权？（P21）
2治外法权术语变迁小史（P37）
3一九0二年《马凯条约》谈判过程透露为何出现治外法权？（P32）
4中外法律的落差与治外法权的关系：（1）中国的问题（P64、67)；（2）外国的问题。
三：学会妥协意谓着什么：从张之洞、刘坤一谈起（P34）
四：不平等条约与北洋时期的专业外交（P52、56、63、64）
五：宣传神话与激进表演（80—81）
1作者对不平等条约的一点解释（P72）；2苏联地缘战略与不平等条约（86—87、104）；3国共两党的话语术比较（1）分歧（P87—90）；（2）相同之处（96—97）；（3）青出于蓝（P108）。
2022年10月31日匆匆草就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