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象》| 在事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学书写

2024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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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实和想象，二者不可或缺

4月下旬，天气还没有转热的样子，家门前的合欢树，开始吐露新绿。隔着窗户，我却不知道它是怎么被唤醒的。

从学校骑车回家，路上凉风拂面，腹中饥肠辘辘。停车，打开家门，妈妈把土豆、洋葱、豆腐切好，葱姜蒜备好，米已经蒸熟。像儿时一样，等我回家。一家人吃过饭，小子还未醒来，我拿起一本写给青少年的E.B怀特的传记。

读到怀特为了写《夏洛的网》，其实，他在写这本了不起的童书之前，已经写了一本颇受争议的《精灵鼠小弟》。不管怎样，这一次，他完全找对了自己最擅长的题材。用他的话来讲呢，那一天，当他拎起饲料桶走向谷仓，福至心灵，他知道自己该写什么了。他是《纽约客》的专栏作家，他有足够的自由，让他可以用散文的形式写他对任何感兴趣的问题发表意见。但这一次，他直言不讳地告诉那些一直想要从《夏洛的网》里读出微言大义或者象征含义的人们，他根本没有那方面的意图。

他就是爱极了自己家的谷仓，爱极了自己饲养的鹅啊、羊啊、当然还有他最喜欢的猪。以及生活在谷仓里的那些好邻居：蜘蛛、大老鼠，等等。

这份对谷仓，对小动物的爱，不仅仅是一种感情用事，作者甚至在动笔之前，就已观察那只生活在自己眼皮底下的蜘蛛长达两年之久。不仅如此，为了能够让该书的插图作者能够画出最符合他心中所想的夏洛的形象，他还慷慨地将两本专门研究蜘蛛的百科全书寄给了插图作者，足见作者在下笔时，确实已经胸有成竹。

不仅是怀特在写作时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我发现最近我读到的几本书，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的传记类作品，优秀的作家都非常注重材料的真实与可信度。换句话说，作者下笔时并非是在迷狂状态下，或者如我们一般人所想的那样，先去买酒将自己灌醉，然后鬼使神差地在纸面上展开。

从去年年底，我一方面陆陆续续阅读了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接着又读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并且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和兴趣，我重读了《碎瓷片》、《莉迪》、《人字拖女孩》等几部少年小说；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读传记类作品，《钟爱华传》、《寻找苏慧廉》、《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司布真传》虽然读得不怎么连贯，但都给我留下了许多的想象空间。

按理说，写小说靠的是什么？没错，虚构的能力，靠飞扬的想象。但从实际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乔治艾略特、还是狄更斯，以及纽伯瑞金奖获得者琳达和凯瑟琳.帕特森，他们都十分注重在小说中如何尽可能地将那个时代的具体面貌生动真实地传递出来，为此，他们会搜集相关的工厂资料，当时的一些社会学调查报告，总之，这些材料你总会在阅读中时不时地撞见，情节固然重要，但是小说中的人物若想“立”住，不仅要靠语言的功底，更重要的是作者能够实打实地进入故事角色具体的时空。

非虚构呢？写传记需要第一手材料，自不待言。但是传记并非一堆事实的堆砌，如果是那样的话，直接出一张年表就万事大吉。作者为什么选这个人来写，作者从什么角度写，作者期待读者从传记里读出什么，以至于改变什么，这些都暗含在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世界观里。当然，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写作，作者其实就是一位次级创造者。“起初，神创造天地”，作者的故事若要精彩，必须先把天地创造出来，并且不断在故事的进程中，维系故事背景的真实和可靠。神只用一句话就让实存出现，作家却艰辛的多，没有一个作家可以从“无”中生出“有”，生出一个活生生的故事。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中说：没有事实的想象，只能是无知；缺乏想象的事实，只不过是迂腐。放在文学创作上同样真切。人家不愧是哲学家，一句话就总结了我近段时间以来阅读和思考的感受与体会。

想一想，我们的孩子缺少什么？我们作为老师，提供给孩子的教育，是传递事实，还是注重想象？我们的写作课，为什么总是在创设情境、联系生活、模仿范文上下功夫，却似乎没有触及为了真正的写作，所必须花费的研究的功夫，和对创作者独特想象的培育呢？

2.以当代实力派作家梁鸿新作《四象》为例

“日头一跃出地面，则着如火。升至空中，焰火虚浮，则大地生机重回。延至傍晚，日头东洛，凉气袭来，人倦怠，慢慢就睡过去了。

日从西升，早炎午凉，春凋秋荣，冬温夏寒，陨霜不杀草，此悖乱之征。可年年如此，一甲子如此，也就如影随形，视而不见了。”

这段文字，就是作家梁鸿经过4次删改后，先在《花城》上连载，最终于2020年3月出版的《四象》的开篇文字。这就像是创世记的开头，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这种对生活和世界的感知一直贯穿着整部小说。

作为一名70后作家，梁鸿的老家在河南南阳穰县梁庄，她在当了几年小学老师后，通过考验进入了著名学府，师从王学富先生，博士论文就专门以研究20世纪河南文学著称，她的导师在这部定名为《外省笔记》的序言里，居然一口气写了万余字！

如此激情澎湃的导师，自然带出激情四射的学生。而梁鸿对河南作家群体的体察，也是令人耳目一新：河南当代作家在文学叙事中有一个普遍倾向，即热衷于“关系”叙事。权力关系、人际关系、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宗族关系，一切都以“关系”为起点，并且最终回到“关系”的网络世界中，作家一旦进入“关系”的海洋中，便不由自主地兴奋，激情四溢，很难将自己拔出来。（外省笔记》绪论：“外省视角下的地域文学研究”P91）读罢梁鸿的这本耗时两年多写成的作品，我心中难免也会浮现以上的疑问：梁鸿在这次的书写里，会不会也因为过于激情四溢，让自己拔不出来呢？

且看她之前的作品，梁鸿从《中国在梁庄》起，就一直在反省知识分子从外省进入文化的中心后身份与归属的问题。作为学院派的知识分子的梁鸿，到底感受到了什么？有那么多人心安理得拿着丰厚的报酬，随便申报个题目，闷声发大财，她为何就不能随波逐流？

她说她越来越对自己“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中国在梁庄》序言）”

在这样谦逊而真诚地反问中，她不仅迈开脚，走回自己的乡村，踏踏实实在老家梁庄住了下来，更是铁了心，试图重新认识那个曾经于此生活了20年的地方。这么做还不够，她继续长途跋涉，在父亲的帮助下，暂停北京的学院生活，追踪那些同样弃乡村而去的梁庄儿女，现如今都是怎样生活的。《出梁庄记》就是在这样的内在动机的催逼之下完成的一次史诗般的书写。

在完成了对故乡整个形态富有感性的、编年历史的、田野调查式的访问之后，梁鸿继续朝着自己的家庭，朝着更不为人知的那些地带进发。她开始写自己的父亲，开始以小说家的执著和对故事的痴迷完成了一次对“农民”内心世界和人间生活的开掘。这或许也正是梁鸿所渴望进入的那个至广大、至无边的农村社会的精神内核。

直到出现这本《四象》，我才更加体会到作者对于那片故土，对于自己长大成人过程中如细雨般的记忆和呼喊是如何地贴近自己的灵魂，有了真正的体认。而对这些不易诠释的部分当如何安放和言说，她令人信服地给出了自己的答复。当然了，这一次的动笔，梁鸿并非出于偶然，这不是在纸上做一个非虚构的描描画画。她说，当她站在老家的坟地，站在父亲的坟前，她不得不承认：尽管坟地一片荒凉，尽管那下面的灵魂随着时间流逝注定被遗忘，但她还是希望通过文本，再一次赋予他们声音，赋予他们语言，赋予他们新的存在。因为，“死者不会缺席任何一场悲喜剧”。

我原以为，率先出场的，会是孝先，因为这个人物是小说的关键，可以将“四象”，也就是四幅画面，四种人，串联起来的关键人物。其它湮没在阴间，被活人所遗忘的人，一直在等待这么一个人物。梁鸿心里，认定，不是所有的死者都会安息，总会有一些人，他们实在死不瞑目，他们的牵挂、遗憾、渴望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终止。可惜不是，最先出场的是留洋武官韩立阁。可能是因为在3个鬼魂中他死得最早，也可能是因为他武官的身份，更能够警醒，看到那头不断壮大、奔腾、抓撕的绿狮子正在蠢蠢欲动。

灵子不只是死于一场意外车祸，她活着时，就被父亲心中的观念所否定，认为她是一个克星，克死了她的奶奶，也克傻了自己的哥哥。她是一个常爱幻想、喜欢读书、写字的孩子，但过去农村社会对女孩子的期待里并没有读书这一环。她上学，对于词汇有着很好的感受力，她对贫瘠大地上的一草一木十分熟悉，甚至能够与草木对话。

到了第二部分，这四个人物已经越出坟地的空间，如同附体，韩立阁不断地评说那些已经入土为安的人们墓碑上所写的文字多么可笑。灵子没有在坟地里找到自己家人的痕迹，不过她开始想起了一些事情，她的父亲如何羞辱爱读书的母亲，如何动手打她，都历历在目。

韩立阁一天内要回好几次梁庄，他抓住那些垂垂老矣的人，诉说着当年的斗争如何伤及自己的性命。转着转着，他们都不想继续走下去了，因为都是伤心事。这个世界将他们遗忘的太快，没有人记得他们是谁，就好像这些人从未存在过。

他们在一起，读《圣经》，从创世记第1章开始读。孝先每读一句，韩立阁就会从中国文化里找到一个对应物：韩孝先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韩立阁就回一句说：“这不就是盘古开天辟地吗？”

韩孝先在读圣经时，问韩立挺，为啥神一定要分善恶，他说从小爹让他读圣经，他却一直想不通。既然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为啥爱这个，不爱那个？为啥喜欢亚伯的祭物，不喜欢该隐的祭物？韩立阁一听，也从旁附和“立挺哥，你倒是说说，你们的上帝不是最慈爱的吗？其实，他是谁不听的话，他就报复谁，比谁都狠。”

韩立挺听不下去了，只好说，“立阁呀，人要有慈悲心。”言外之意，这样论断上帝是不应该的。韩立阁并不反对人要有慈悲心，但问题是，用基督教那一套仁爱和忍耐有啥用？归根到底，韩立阁还是信他那一套科学与民主，信制度的作用，信暴力能够震慑人心。

灵子喜欢他们吵架，不过她还是对草木钟情痴迷。她表面上是想看更多的花，更远的河，其实她是想找找她的家。她就想找到爹和妈，找到哥。她想问问他们为啥不来看她？是谁把她绊倒的？他们是不是早都不想要她了？我想有人抱抱我，就像小甲虫抱我一样，钻到心里钻到骨头里。

再一次地，那头绿狮子又出现了。它浑身绿的发黑。这时候，在孝先的窝棚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他的本家叔叔——韩忠信。他看着孝先，藉他之口，让读者可以对孝先的身份有更多认识。他原本是这个村这些年唯一一个考上重点大学进省城的大学生，学的又是IT,新兴行业，前途无量，这个病，得治。

韩孝先用他学来的易经上的东西，不仅可以预知未来，还能让韩忠信官运亨通，解决他的眼前困难。这个疯疯癫癫的年轻大学生，一旦张口，就停不下来了。

到了第三部分，孝先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远的近的，纷纷前来，把他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梁鸿有点故意将他刻画成基督的形象，或者是纪伯伦、尼采之类的以先知之口发言，想要道破这个时代的隐秘。

“精神贫乏是一种病。孝先继续对众人说，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却彷徨无依，那是因为你们是空心人。你们看见花，不再感动，你们看见河，却看不到远方，看见清淡的食物，却不感觉到欣喜，身在雾霾里，没察觉呼吸困难，你们被老板剥削，却不感到痛苦，被领导辱骂，却不觉得羞耻。这就是空心人。”

所以，小说到了此处，开始显出批判性的锋芒，不再只是想要弄明白过去是怎么回事，不再只是想要让历史重现，而是希望活在日光之下的人，能够思考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这也是梁鸿作为知识分子所要问的问题。

作者的抱负是很远大的。她想要让这个疯子般的先知，成为救世主一样的人物，并且他确实被众人追捧，不断有人请他做事，他从一个精神病患者，一跃成为县长办公室的座上宾。但这并不是孝先的企图。虽然这也隐喻了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一旦有一些能力，有一些批判性的锋芒，那么，就会有更强大的力量将你收编。

但孝先究竟想要做什么呢？他想要将那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都得解放。如果他们能重回地面，如果大地上全是这些阴魂，千百年来那些受冤屈的、被遗忘的、那些富贵之人、贫穷之人、老死之人、横死之人，都回到大地上，他们所过之处，就会是一片片废墟。到那时，他们就可以和绿狮子会合，在人间为所欲为。

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就明显感到打破小说线性叙事的写法，试图以四个人物图画的写作尝试是多么费劲。因为你根本无法给角色以自如的生长、发言的机会。他们再怎么对话，却依然像是在自说自话，或者都难以逃脱最没有感知力的读者（像我这样的），对小说真实性的质疑。

而且，后面写道孝先如何引用里尔克的诗歌，如何言说自己爱情上的失败，我觉得是整部小说的败笔，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可言，从小说的整体结构而言，似乎是解决了角色前后的一致性问题。也让悬置在空中的角色有了下落。

那为什么会是一次失败的写作？我觉得，是因为作者在“事实”和“想象”上都准备不足导致的。

在写完《梁光正的光》以后，梁鸿确实更为大胆了，写起来也更加自信了。她似乎对于画面性的东西有一种痴迷，但是对于历史性的、地理性的元素的挖掘，越来越力不从心。如何从从更超越的视野关照、审视她在《中国在梁庄》和姊妹篇《出梁庄记》里所追问的那些扣人心弦的问题，这就需要作者必须脱胎换骨，在精神资源上寻求突破。

但她所能依靠的，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似是而非的理解和说不出道理的信心。难道《易经》里的那种朴素转化和混沌之说，真的可以用来解决问题？即便对于基督教的信仰资源，作者也只能停留在刻板的仁爱、慈悲和宽恕的人格层面，她还无法真的将信仰作为知识的框架来处理她所要拿捏的问题。

事实的缺乏，其实就是真理的短板。我不认为鬼魂可以光明正大地行走在人间、我更不觉得一个身患精神病的大学生能够说出多少真理性的断言。真难道不是知识分子中毒颇深的一种症状？作者煞费苦心地建构起一套摇摇欲坠的时空观念、灵魂死后的活动等等，虽说有魔幻的色彩，但却缺乏说服力。因为说到底，那只能是作者自己脑子里观念的自洽，缺乏基本的让知识流通、让读者进入评价圈的意识。

至于想象力，我一直认为，最重要的想象力，是道德的想象。作者对于善恶，对于历史的正义与非正义，对于文化的理解，缺乏坚固的信念。换句话说，作者是摇摆不定的，怎么可以将希望寄托在一个精神病人身上，这个关键的角色可有什么平凡之处？让我能够觉得是在写我，而不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傀儡？这个角色可有什么伟大之处，是在真实的处境，每一天的生活，或者说在故事的进程中，完成性格的转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