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贝克莱说：“不管世界如何，一个人如果没有思考过上帝、人类心灵以及阿奎那的《神学大全》，那么他作为蚯蚓或许还算过得不错，但是作为一个爱国情感的人，作为一个政治家而言，他毫无疑问是悲惨的。”
以前的政治家晚上入睡之前会阅读伏尔泰等人的作品，但如今则在游艇上懒洋洋地打发时间，前者属于闲暇，后者属于娱乐。闲暇的人并非无所事事之人，他们有自己的职业，也履行公民的义务，但他们的生活中主要兴趣和活动在于毫无功利，而是心灵的培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它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塑造精英，并传播高雅文化的根基。事实上，“学校”这一英语单词正是来源于希腊语“闲暇”。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观和柏拉图或者说苏格拉底的观念没有多大区别，即我们非常熟悉的那句话“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令个体学会辨别善与恶、真理和谬误，并且能够在个人生活和共同体生活中追求智慧和善。
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强调教育的非功利性，柏拉图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第一人，但后来随着传统基督教元叙事的衰落，这种教育价值观受到越来越多的冲击，其结果不仅摧毁了个体的信仰，而且也令整个社会的风气陷入了一种全是“铜臭”的瘴气当中。
尽管如今网络媒体教学越来越普及，但它依然不能取代两个个体之间的核心关系，这一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关系给了我们最好的例证。从某种意义上看，柏拉图应该非常厌恶当今所谓的大众媒体，因为它既容易让民众失去基本判断力，又会让民众缺乏对权威的尊重。总之，大众媒体越狂轰乱炸，民众反思的空间就越小。
博尼耶特说：“要么想办法解决难题，找出所谓的民主方案取代柏拉图的权威主义，要么就闭嘴别再抱怨。”而实际上教育一旦缺乏了权威，民主就会容易陷入无休止的争吵中。
现代社会主张的平等，它在破坏平等原则的同时，还给人一种误导追求结果的平等，而这种可怕的“平等主义”对教育界的影响最为可怕。《理想国》的合理之处在于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是原则上的平等，但并非意味着结果的平等，人的智力并不平等。一旦我们误解了这些基本原则，就会陷入幻想当中，以为所有人都可以上大学，并且认为只要上大学就百事大计，而实际上上大学也并不等于接受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是通过善行而变成有美德的人，而不是仅仅通过学习有关美德的抽象知识而获得美德。亚里士多德并不否认抽象知识的重要性，但他不同意他的老师在于他认为纯粹更高层的知识无法获得，但就教育的目的而言，他和柏拉图区别不大。
在古希腊，教育多属于私人或家庭事务，但亚里士多德坚持教育的责任在于城邦。因为每一个公民不仅仅是自己，而且他也是城邦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也不同于现代民主国家的教育观，教育有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不论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都十分重视音乐教育的功效，只是他们眼中的音乐范围更大，史诗、悲剧和文学都属于音乐的范畴。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提到：“年轻人究竟应该学习什么？学习生活中那些有用的东西呢？还是那些有助于行善的东西呢？还是那些推进知识边界的东西呢？”这些问题总是基于教育的第一原理，即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未来的公民，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的义务、服从和自我约束，而非现代人所强调的个人主义和民众权利等。这一切都是基于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存在目的的意义，即通过实现自身潜能的方式追求幸福。
阿奎那完全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不同的是他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启示，人类存在最高的目的“善”只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观念。他说：“我们不应该无节制地相信人类的智慧，而应该只相信上帝的真理。”阿奎那也承认柏拉图的四种美德，审慎、正义、节制和勇敢，但他还强调德论三种“神学美德”，即“信望爱”。
阿奎那虽然也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非功利的教育目的，但不同的是他认为教育也不应该忽视日常的生活要求。不过，它不能作为教育的终点，或者成为反思教育的起点，否则就背离了教育的超越功利性的特征。
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也讨论了理智美德，包括抽象、思辨和实践能力。他认为“拥有理智美德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可以按照道德行事，但却是过上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他还有一种追求不同美德的心志，阿奎那将运用理智能力的过程称为“良知”，而我们正是凭借“良知”去判断一个人的行动究竟是好或者坏呢？
如今，这一切几乎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有一所美国以阿奎那命名的学校的校训是“发现成长和飞跃”，如果阿奎那看到，绝对无法忍受，七种美德已经绝迹。
当学校不再强调七种美德，而是各自所谓的标新立异，那么在更广泛的社会它将更容易失去生命力。一旦学生步入社会，他们就会茫然，这个社会只有潜规则，而不再相信美德。
蒙田被认为最伟大的教育哲学家之一，能与他比肩的前有柏拉图，后有卢梭。他没有像阿奎那一样，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因为世界原本多样。他的目标自我是自我探究，即思考如何更好地活着，以及如何安然死去。
他在《论儿童教育》中谈道：“音乐家会调音准，却无法约束自己的道德；演说家研究怎样谈论正义，却不知道如何行事公正。”蒙田的父亲为儿子的教育可谓是尽心竭力，帮他找到当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尽管如此，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认为：“就算这样，这儿充其量也只是一所学校而已。”而这段七年学校的经历让他充分认识到“教育不应该是什么样”。
蒙田说：“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变得更好，如果我们没有做出更加清明的判断，那么我宁愿让我们的学生把时间花在打网球上，至少他的身体还能变得更灵活。”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蒙田的教育观被认为是“功利性的”，即教育为实现其预期目标，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产生实际和明显的效果。
蒙田极为反感当时“死读书”的教育观，他认为这样的教育只会让人最后变成“驮书的驴子”，并且特别容易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兴趣。即便成功，也只是给人一种虚假的成就感，让人变得更傲慢和自负。他说：“对于那些真想学东西的人来说，教师的权威常常是有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