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书约四十五万字，这份笔记约一万三千多字。
作者简介（引自维基百科）
周策纵（1916年1月7日－2007年5月7日）出生于湖南祁阳，中学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是人民币君相差十五年的校友。逝世于美国旧金山，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方语言系和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著名红学家和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五四运动）。
其巨作《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五四运动史》），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为第一部全面深入对五四运动描述分析的英文著作，为西方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其影响甚大，再版达七次之多。
然而本书因其立场，在两岸都曾是禁书，1972年才在台湾出版中译本，在大陆则要延迟到1996年。
第一章：导言
史观
周氏崇尚多元史观，并非常欣赏《春秋公羊传》中“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史观，亦即注意亲见、听说、间接听说的区别，藉此可大致判断材料的可信度。
据作者自称，他撰写此书大量采用的是“亲见”的第一手材料，即经历者在当时的日记、信件、评论、声明，以及各方的报纸、电报、记录、档案等，而较少采用多年之后的回忆录以及评论，因后者难免被后来的思想转变影响。
因此，本书开篇就提到：
对某些中国人而言，“五四运动”是中国新生和解放的标记；另一些人却把它看成是国家民族的浩劫。
至于真相如何，就留待读者自行甄别吧。
五四运动的定义
狭义是指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抗议北洋政府对日屈辱政策的那场游行，以及由此引发的罢课、罢市、罢工等；广义则可以扩大到据此而来的整个社会、文化、思想的革命。
其过程大致如下：
这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发生在1917年到1921年之间。由于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1919年凡尔赛和会作出山东决议案，激起中国民众髙涨的爱国心和反抗列强的情绪，中国学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领袖们得到了这种群众情绪的支持，发起一连串的抗日活动，和一项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希望通过思想改革、社会改革来建设一个新中国。他们最着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观念。而中国传统的伦理教条、风俗习惯、文学、历史、哲学、宗教，以及社会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击。这些攻击的动力多是从西洋的自由主义、实验主义、功利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窗口期传入的上述诸“主义”，几乎都不是西方正统，而堪称西方负典大全。犹如某爪哇国少年为救亡图存，立志前往中原武林习武，结果第一站就进了日月神教的吸星大法速成班，后来在练完葵花宝典前三页之后，才发现少林武当和五岳剑派的存在，但此时已经不可能回头，毕竟爪哇国难当头，救亡大于一切，所以只好一条道跑到黑，毅然兑现所有既成路径为杀气腾腾的“要你命3000”，强行逆练九阴九阳各种真经，竟也自成一派，在间歇性不走火入魔时看上去甚是厉害。
至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或可视之为低配版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而本书对五四运动的定义是：
因此我们可以为“五四运动”作定义如下：“五四运动”是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由下列两个因素激发出来的：一方面是二十一条要求和山东决议案所燃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提倡学习西洋文明，并希望能依科学和民主观点来对中国传统重新估价，以建设一个新中国。
经济、社会和政治背景
欧洲列强忙于一战，使得国内民族资本迎来难得的发展窗口期。但随着一战结束，这一窗口也很快关闭。
1905科举废除以及1911辛亥革命之后，寒士进身无门，多化为游士或曰公知。不断内战之后，失地农民及少量失业工人则变为职业军人或土匪流氓。此种阶层崩溃是五四运动的重要背景。
国际形势方面，俄国十月事变，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及德国巴伐利亚等地都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日本爆发抢米风潮，朝鲜1919年3月1日爆发同为学生运动的三一运动。与此同时第三共产国际成立，并开始迅速改变远东局势。
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中国似是自古以来就有学运传统。春秋子产年间便有乡校议政，后有汉哀帝时太学生抗议，再有东汉党锢事件，宋朝靖康年间太学生请愿强行改变国策，明朝太学生卷入政党斗争等。
对此传统，周氏评价道：
这种学生干渉政治的现象为什么会在中国发生呢？原来，在君主政体之下没有真正的立法机构，或群众代议制度，少数受过教育的人要设法表达自己也许是无可避免的事。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来，在危难时期，往往是官办的学校，通过教职员和学生团体，担当起公意代言人的角色。中国早期的和现代的评论家们大抵都赞同这种活动。
第二章：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
运动的直接诱因是知识分子被日本刺激出的国耻感。这里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去做它当时做的事？为什么要提出“二十一条”这种以今日观点来看莫名其妙的东西？正如张大帅作霖后来对一美国教授说的：“日本人费那么大力气，要求二十一条，你问他在东三省得着什么了，他连一条也未必实行得了啊？不是我吹，你们可实地考察考察。”
并且这个二十一条，还是写在几张有着军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递交给袁世凯的，这个细节似乎并非出于无意。但同样值得思考的是，袁世凯为何要谈这个密约？他想要换取什么？他想要袁大头还是充当了冤大头？
或许事情的另一面要从孙大炮和黑龙会那里去找。
周氏记述如下：
民初，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为从日本获取资金而打算与日本军部关系密切的三井物产森恪签订近乎出卖中国主权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借款合同》，这一借款案的主谋正是时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1915年2月2日，日本趁欧美各国无暇东顾之际，秘密向袁世凯提出了五号共计二十一个条款（简称《二十一条》）的无理要求，而其中部分条款就是以孙中山早前提出的若干出让中国主权的条款为底本，如有关汉冶萍公司的条款及孙中山与森恪之间达成的以租借满洲给日本为条件的秘密借款案。日本还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日本取代德国在华的一切特权，进一步扩大日本在满洲及蒙古的权益，以及承诺聘用日本人为顾问。日本的要求等同于将中国纳入成为其保护国。美国闻讯虽对日本提出抗议，但日方并没有收回其主要要求。
仅此一条就可知道本书为何在台湾也曾是禁书了吧。
总之在日本压力下，袁世凯故意将密商细节透露给民间，发动舆论将预料之中的激愤民意展示给东交民巷看，以谋取各国调停。
然而调停节点似已错过。鸦片战争特别庚子事变后，英国已经对中国失望，转而与日本结盟，委之以代理大英帝国亚洲权益的重任。或可比为牧羊人在无瑕东顾群羊时，启用了积极上进的和风牧羊犬代劳。不过这牧羊犬貌似秋田，实则比特，太过积极，咬住就不放，最后竟在牧人介入时也不松口，最终招致亚洲群羊的反抗。多年之后广岛长崎的绝罚仍与日本这一外交性格有关。
五四知识分子领袖多是海归。一战前，中国和全世界一样，崇尚英美，留学去向也是如此。但随着局势改变，此种风潮也悄然逆转，留法留日渐成主流，甚至日后苏俄的思想，也多由日本转口进来。
这就是前述爪哇国少年逆天成长记的历史背景。
第三章：运动的萌芽阶段：早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
如今在网络段子手那里以“蒂花之秀你最秀，陈独秀同学请坐下”的无厘头形式悲催复兴的陈独秀，确属当年的风云人物。他和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办的《新青年》，的确影响或者说发明了无数新青年。
蔡元培对北大的改革则是另一影响并发明新青年的重要因素。他的治学方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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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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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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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各种观点的教授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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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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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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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涉学生政治选择
教育理想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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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而非隶属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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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民主义，避免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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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利主义，改良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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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主义，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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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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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美感教育，最终用美学代替宗教
他的教授团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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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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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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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尹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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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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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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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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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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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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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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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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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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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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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就是《新青年》的编辑部和撰稿人。于是他们一起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诸项诉求：
总括之，即是著名的“德先生与赛先生”。
然而就像奥德赛缺了“奥”就不再是英雄史诗，不要“奥”（基督教文明）只要“德”（民主）和“赛”（科学）的中国学人，最后只有左和极左的区别就并不令人意外了。
所以他们共同认定的口号可以概括为一条，就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
第四章：五四事件
1918年5月的抗日请愿
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主导对华政策改变。前任首相大隈重信同时支持革命党与复辟派以抑制袁世凯，二十一条即由他主导。
寺内上台时日本空前繁荣，有大量过剩资本，于是其财政大臣胜田主计倡导“菊分根”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在中国建立经济支根，并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驻华公使林权助也建议协助段祺瑞，不再支持反政府的国民党。于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给了段祺瑞巨大的西原借款。
从此段越来越依赖日本，并巩固了在国会的势力。他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收买了大多数议员。
1918苏联废除一系列沙皇时期俄日密约，涉及中国部分的权益转交日本。日本据此与段政府秘密协商。
但消息再次走漏民间，引发众怒。1918年5月12日留日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0日约2000多名学生到冯国璋总统府请愿。这标志着新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势力大规模合作的开始，并预演了五四事件。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失败
1897年11月11日，两德国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随后派兵强占胶州湾。一战后，日本要求德国将胶州湾转交日本，然后由它再交还中国。1915一战期间，属于协约国的日本出兵击败山东德军，占领胶州。
或许是想起了日俄战争的前车之鉴，日本认为上次情怀满满地出兵，牺牲巨大，战胜俄国后将满洲还给清廷，却只换来一声言不由衷的“谢谢啊”，所以这次就决定先不还，而是提出二十一条，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后来袁世凯同意了其中部分条款，签订了《中日民四条约》。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协约国的中国热烈欢呼，以为讨回山东有望，结果不久，就发现被同为战胜国的列强出卖。中方代表在巴黎多数时候都不知道列强密商详情。随着巴黎来的新闻越来越不妙，各种组织和社团都开始不断转发相关消息，情绪随之不断上涨。
这一切很难说都是出于政党煽动。
据报道，4月22日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上质问中国代表：1918年9月时，协约国即将获胜，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当时同意与日订约？
此消息激发民间猜疑，怀疑政府当年并不是在威胁之下、而是心甘情愿地出卖了中国主权。
中国代表团为免责，也向国内报告：
此次失败，一由于1917年2、3月间日本与英法诸国有转交胶州湾归日本的密约。二由于1918年9月，我国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东换文，遂使爱我者（美国）无从为力。
此报告载于5月1日北京《中国时报》，很快传遍全国。国人这才发现，一方面巴黎和会已经被列强操纵，原本的希望将要落空。二来本国政府早在和会前就已经把国家利益卖给了日本，所以其实也怨不得列强。随后，国人原本对威尔逊的极高希望化为失望，但怒火还是更多地合理转移到了自家的卖国政府上来。
“五四”游行示威
周氏总结学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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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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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废除后，个人挫折只能由化为群众领导人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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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十几二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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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父母，无论思想还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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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蔡元培的北大熏陶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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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硬核，大概占20%左右
1919年4月底，中国在巴黎失败的消息传回，各学生组织决定在5月7日国耻日（四年前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四周年）举行示威游行。很快取得各校同意。
然而五月一日至三日传回的消息更加令人震惊。如前所述，这些报导提到，列强之所以拒绝解决山东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卖国贼的“欣然同意”山东换文。
此时驻日公使章宗祥刚好从东京回国，又住在曹汝霖家里。谣传他将接替陆征祥为外交总长和巴黎和会总代表。
于是北京学生决定提前游行。3日下午1点北大贴出通告，召集所有北京学生代表举行临时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次日游行。其他决议：派代表到除日本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民意和决心。效法东京车站留学生对章宗祥的谴责，谴责卖国贼。
会议气氛悲壮，但很有秩序，并且多数代表无意在游行中发生暴力行为。但不能阻止一些小团体这么做，他们想要对付三个亲日分子，即交通总长兼交通银行总经理曹汝霖，以及章宗祥和币制改革局总裁兼交通银行董事长陆宗舆。
4日10时，学生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开会预备游行示威。通过五项决定：
1，通电国内外，呼吁抗议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案
2，设法唤醒全国各地国民
3，准备5月7日在各地召开国民大会
4，联合北京所有学生设立永久机构负责活动及联系
5，决定下午路线为：天安门出发，经东交民巷到崇文门大街等商业闹市。
下午，3000多学生在天安门集合。宣读并散发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事后还有一份文言文宣言散布到全国各地，其中透露学生最后的反应是用手枪和炸弹对付卖国贼。
游行队伍打出挽联：
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泪挽
从东交民巷到曹汝霖住宅
但游行队伍随着心情改变，纪律渐失。东交民巷警察阻止学生进入此治外法权地区，虽然学生事先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公使馆并获欢迎。到了东交民巷西口，美军放行，让队伍通过，但东交民巷捕房不让，声称除非有大总统同意。学生只好高呼口号：“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然后四个学生代表进入使馆。公使不在，留下说帖。
在曹宅前，警察镇压，引发暴力行为。但没有惊动患病的曹父。学生对曹宅大肆毁坏焚烧。章宗祥在地下室，逃跑，被学生误以为曹汝霖，用铁杆打后脑一下，装死。学生散去，章跑到一间油盐店，又被学生认出，倒拖到门口，被打到失去知觉。曹躲在密室没有被找出来。
警察起初温和，后来长官来现场弹压，才逮捕一些学生。
第五章：事件的发展：学生示威与罢课
北京政府当时的反应
先软（文官派和同情学生派）后硬（亲日派和保守派主导）。但强硬举措正好促成了学生及各界联合。很快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蔡元培营救被捕学生未果。5日下午，十四所高校校长开会，决定由他们负责营救学生，事后再一起辞职。
徐世昌总统发出惩罚令。不但拒绝曹陆辞呈，反盛赞二人。蔡元培被迫辞职，出走天津。更加激起民愤。
5月18日北学联开会，决定次日起全体罢课。即日起，重点又转移到抵制日货提倡本国工业，于是获得商人支持。
第六章：更进一步的发展：工商界及劳工界的支持
日本开始施压。于是北京政府在6月2、3、4日开始大逮捕，包括逮捕贩卖国货的学生。至3日下午，被捕400。至4日晚，1150。4日，北京基督徒决议让学生借用教堂讲台演讲。
6月5日上海罢市罢工。帮会也颇为爱国，暗中维持秩序，上海罢市七天却没有骚乱。当天津也开始响应上海，北京政府的心理防线被压垮。于是8日学生被释放。由此北洋政府成了笑料，几天的逮捕唯一作用是制造了一批学生英雄。
9日，内阁决定接受章曹陆辞职，罢免令次日公布。于是各地罢工渐渐停止。13日内阁总理钱能训辞职。
6月24日，政府训令巴黎中国代表团，如果抗议失败就签字。学生再次暴怒，至总统府示威要求收回训令。上海和山东公民举行群众大会，威胁说签字就独立。于是徐世昌6月25日发电报改变决定，可是电报或是按照中国光速前进，并没有及时到达巴黎。
6月28日，巴黎，陆征祥不敢抗命，但南方代表王正延和顾维钧先后宣布即便北京坚持，他们也拒绝签字。巴黎华侨包围代表团驻地和陆宅示威。最终，代表团一致决定抗命，拒签对德合约，同时向总统提出全体辞职。
7月22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宣布所有学潮停止。7月间蔡元培答应回北大，并于9月20日恢复原职。
第七章：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919—1920）
要点见前述爪哇等事，从略。
第八章：世界主要国家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周氏如此评价：
在那些与运动有关的主要国家中，日本是唯一直接介入其中的；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都曾在不同时期对新型知识分子有过积极与消极两方面影响；运动发展到全盛期后，苏维埃联邦逐渐开始向新型知识分子展示其动人心弦的魅力。
日本的反应
不难理解，保守的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人由二十一条引发的反日情绪非常恼火。它不断地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学生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而且，就在“五四事件’’发生后，日本在中国经营和控制的报刊就开始宣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人扶持的。在事件发生后，保守的日本政府常常将这些中国学生称为学匪。
学生运动由美国大使教唆和赞助的谣言是五月在中国传开的，传播者很可能是亲日团体或日本驻华领事馆当局。谣言说芮恩施曾挪用联军战争工作团宣传运动的收入去资助学生运动。芮恩施断然否认了这种指控，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指出的:
“没有人会不赞同中国学生的目的和理想，他们是在为民族的自由和新生而抗争。我本入也深为同情，不过我自然还是避免一切与运动的直接接触，因为它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
在日本国内，保守的新闻界也在广泛传布这种指控，并且进一步谴贲说英美在华侨民和传教士也援助了学生运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日本人对芮恩施资助学生运动的指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场运动汇聚了大批十分天真的青年男女，他们不可能长久地保守秘密，这种对于他们一方的资金援助过龙不多久会立即为人所知。况且，很明显，正如杜威一再强调的，这样一场浩翰的运动绝非几个外国侨民或外交人员所能煽动的。
西方的两种态度的对照：赞同和疑虑
很明显，尽管这场运动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印迹，但它本质上并非一场排外运动。实际上，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9年的这个时期是外国人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时候。在此期间以及随后的几年中，有如此之多的西方杰出学者被遨请至中国讲学，这个事实就是一个明证。
身为一名外交官及政治科学家的芮恩施，不论从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冲突角度，还是根据自己的良知和政治信仰，都对1919年的学生运动怀有同情之感。他强烈地反对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因为在他看来，那不仅与美国及中国的利益相悖，而且是对威尔逊“在大战中所提出的每一条原则的可悲的否定’。同时，曾是一名教授的芮恩施与中国知识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清楚地看到，中国靑年的目标和理想是不会得到官僚和军阀的支持的。据他观察，在运动中，西方民主正在这个古老的国家生根，一个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的公众正在形成。在驻华外交官中，他成为中国青年最为深切的同情者之一，他相信青年们是在为他们的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
但在6月6日，罢市和罢工开始的第二天，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开始变化。它发布了一个布告，警告公众勿在租界内散发传单，禁止悬挂有煽动民众的字眼的旗帜，还告诫人们不要在街上集会。在星期日晚上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工部局决议“或由本局所特许者除外，不论何人，不论何事，如果身着军衣或佩带徽章，衣帽记号等，表明某会、某团体者,一概不准在街上行走，或到公共处所还决议镇压一切罢工、抵制日货、街头讲演和其他学生活动，并将上海学生联合会驱逐出租界。同时，工部局还决定从6月9日时起以武力推行上述决议。
租界处于传统的殖民方式统治之下，而这与其母国的民主体制是根本不同的。
苏俄的吸引力
在另一方面，俄国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这段时期对中国和其他亚洲殖民地采取了一种或多或少的理想主义政策。苏维埃政府公布和废除了几项沙皇与曰本签定的关于中国的秘密条约。1919年25日，列奥·P·加拉罕——莫斯科的工农苏维埃政府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在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一项宣言中提议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签定的所有秘密条约及其他不乎等条约，无偿放弃一切在华持权和利益。
这里不是判断苏俄提议的动机以及预测北京政府如果乐意谈判提议是否会付诸实施的地方。重要的是后来在1920年3月，当中国知识分子得知这一宣言的存在后，“五四运动”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知识分子认为，在那种形势下，对照日本的二十—条和向中国施加的其他压力，对照西方强权强加给中国的条款，苏联的善意非常明显。
因此，当得知加拉罕宣言时，中国新闻界及包括学生、教师、商人、实业家、工人、妇女的各种团体，都回应以强烈的感激。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不但给知识分子，而且给工商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后者在通常条件下是不会受贡铲主义者的行为鼓动的。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1920年4月11日答复苏俄政府和人民的信中声称：
至于对于最近你们在致我侪的通牒中所表示之盛意，尤觉无限感谢。我们自当尽我们所有的能力，在囯内一致主张，与贵国正式恢复邦交;并敢以热烈的情绪，希望今后中俄两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互助的正义方而，以美满的友谊戮力于芟除国际的压迫，以及国家的种族的阶级的差别，俾造成一个真正平等、自由、博爱的新局面。
可以说，这份情怀满满的，显然由托洛茨基世界革命派主导的“加拉罕宣言”，以其逼真演技，毫无成本地赢取了中国的真实而热烈的欢迎，并且这种欢迎在改弦更张不打算兑现任何承诺的斯大林上台后居然也没有消退。可以说是始于被骗、终于情愿。
第九章：观念与政治上的分歧（1920—1922）
“问题与主义”之争，可以说至今仍未结束。虽然主义派似乎获胜了，但胡适相对而言偏于保守主义的声音，随着时间演进，并未消亡，反而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孙大炮不愧是政治家。五四之前，他所有文章都用文言文写，并对白话文不以为然。但五四之后，他看到大势所趋，从此所有演讲几乎都用白话。并且十月的列宁给他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于是在西方列强不能给他财政支持却承认每一届北洋政府后，他的思想就开始渐渐左倾。
从此，在孙文大力支持下，大批五四青年加入国民党。
同时陈独秀在上海也在做类似工作。周氏记述：
当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无政府土义者在青年中积极活动时，陈独秀也正试图以同样的方式扩大他自己的政治影响。很快，他以及李大钊就与国民觉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并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发表他们的文章。当魏经斯基到上海时，陈就把他介绍给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邵力子、张东荪等人。经过数次会议（这些会议通常都是在戴季陶家中秘密举行的）之后，他们一致同意要将支持《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的人以及其他团休组织起来，建立一个新的革命联合阵线，组织一个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或者一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不过，当党章草案提交吋论时，一些成员不能接受其中的一些有关阶级的思想。张东荪就觉得自己必须要退出这一组织。经过几度考虑之后，中国贡铲党终于在1920年5月秘密成立。
大约同时，湖南的人民币君也开始将新民学会中反对贡铲主义的人清理出去，并且他从一开始就抓住了贡铲的关键要领：武力夺权。
1922年之后，曾经云集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的“少年中国学会”活动趋于停顿，会员分道扬镳，左翼的曾琦、左舜生、李璜、张梦九、何鲁之、余家菊、陈启天、刘泗英（刘正江）、魏嗣銮、常乃德、赵曾畴、陈登恪等则着手组织少年中国党（后来改名中国青年党），提倡国家主义和德莫克拉西。还有一些人则加入了国民党或研究系，有人建立了一些小党派。另一个成员许德珩后来成了九三学社的领导人。而更左的成员如李大钊、恽代英、周佛海、邓中夏、人民币君、刘仁静、张闻天、沈泽民、黄日葵、赵世炎、高尚德（高君宇〉、侯铅裘、杨贤江等投身于中国贡铲党。
当学会会员们最后一次激烈辩论之后，邓中夏在离开他的屋子时，情绪激动地握住左舜生的手，激情满怀地说：“好吧！舜生，那我们就在战场上再见！”
这句话不仅概括了五四知识分子不祥的分裂，更预示着中国两派知识分子此后几十年的悲剧性斗争。
第十章：社会政治的后果
政治和经济组织的重新定向
学生运动的精神和行动由各左翼政党继承，这些政党都得到了苏联的有意支持。五四精神发展为正式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主义运动。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接纳贡铲党人加入，为两年后的北伐铺平道路，并将蒋介石推上权力巅峰。
五四的另一结果是商人和城市工人的组织和活动得到发展，他们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女性解放
此为五四运动的另一大成果。运动前很少有女子高校，但1922年有28所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并且妇女开始可以在男校教书，就业机会也开始增加，自由婚姻更为普遍。妇女参政热情也被激发。
教育改革
军阀霸占所有收入，并且经常拒绝支付本就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左派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由此认识到，纯粹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在那时是行不通的。于是这些人渐渐转向革命思维和行动。
学生运动后来的趋势
可以概括为：学生自治。大批学生组织在学校中成立。从政治意义而言，学生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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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1919，主要是爱国运动和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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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1921，对政治的兴趣增加，许多人参加了政党活动。同时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实业家和商人减少了对学生运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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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924，学生开始参加政党的组织工作。
第十一章：文学革命
旧文学
19世纪，散文多受桐城派影响，提倡文以载道，用词文雅。严复、林纾都自觉不自觉受此影响。文选派，模仿魏晋六朝，拘泥修辞。诗歌方面，模仿宋代江西派，刻意使用古怪晦涩词语。小说戏剧受到普遍轻视。
19世纪末，文学改革思想开始萌芽：
一、1895年后，青年诗人和戊戌维新派开始提倡新诗，加入散文用词、新词、欧化名词以及俗语。
二、散文实用化。代表：严复林纾的翻译，梁启超的通俗论文，章士钊的政论文。都受到外国语言影响。
三、有学问的改革者和外国传教士在公开文章中开始使用白话。1904年和1906年，青年陈独秀与胡适加入这一运动。
四、王国维受尼采和叔本华影响，提出文学应当描写生活，并且每一代人都该有自己对文学的看法。
五、学者们创制了一些汉语拼音系统。
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白话文的提倡
仿照文艺复兴的新文学、新思想运动，由著名记者黄远庸于1915年提出。同年，陈独秀的《新青年》开始刊载白话文的外国小说译文。他稍显武断地提出：如今已是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胡适来信支持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文章应该“八不”：
一，不用典
二，不用陈套语
三，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为形式革命
六，不作无病之呻吟
七，不模仿古人，语语需有个我在
八，须言之有物
此为精神革命
对此陈独秀热烈支持，并鼓励胡适继续阐述，于是胡适写了《文学改良刍议》，是为唤起中国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
首先强烈支持的是钱玄同，他是章太炎以前的学生，北大研究音韵训诂的著名教授。后来有刘复。再后来赢得许多北大学生支持，如傅斯年，罗家伦。
1918年算是中国新文学诞生的一年，最初果实是新诗。其后是用新的翻译技巧介绍现代西方文学，具体来说就是欧化语言的应用。第三是新的散文形式，代表人物除上述外，后来加入周氏兄弟。第四是出现了中国现代短篇白话文小说，1918年五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他的《呐喊》是中国最早的白话文短篇小说集之一（郁达夫的《沉沦》从时间上更早）。第五，新戏剧出现。
但直到1919年，新文学运动才得到更广传播，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对文学改革的反对
这种反对一开始就无力，代表人物林纾、辜鸿铭等。也包括严复。
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革命胜利后，领导人物开始各自专注自己的领域。陈独秀搞政治，胡适研究古典和旧白话小说。钱玄同、刘复专心于语言学。傅斯年和罗家伦专注于历史。沈尹默转而写古体诗。周氏兄弟等青年作家开始更多介绍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并继续白话文创作。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大部分文学名人加入。提倡“人的文学”（最早由周作人在1918年提出）。主要强调现实主义。主要成就被认为是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被压迫人民的文学。
对手是满怀乡愁的日本归国学生成立的创造社，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该社受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影响，比较颓废，号称为艺术而艺术。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1925年五卅惨案后，创造社放弃原先口号，进入第二个时期，采用“革命文学”做为战斗口号，与帝国主义和军阀进行斗争。文学研究会也分裂，周氏兄弟创立语丝社，坚持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徐志摩、胡适、闻一多、梁实秋组织新月社，提倡象征主义。
1928年后，创造社进入第三阶段，宣传无产阶级文学。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领导下成立。
第十二章：新思想与对传统的价值重估
新旧思想的核心
旧主流：儒法道佛，宋明理学，清朝汉学。最后集中表现为孔教。
新思想：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及达尔文主义。如前所述，即西方负典。多发源于法国大革命。
新方法：实验主义、怀疑论与不可知论的方法以及玛客丝主义的初步影响。新知识分子多受过良好的逻辑训练，因此论证更为有力，如胡适。更强调方法论。崇拜杜威、尼采、伏尔泰等。后来加上玛客丝。
“打倒孔家店”
借助德赛二先生。《狂人日记》，“吃人”。鲁迅出力甚多，号称中国伏尔泰。
第十三章：新思想与后来的论战
疑古
思想渊源：清代汉学今文学派。康梁，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结论之一是中华历史最多上下三千年。
重估遗产与整理国故
胡适成就最显著，虽有马派郭沫若和新实在论冯友兰挑战。梁启超概括近300年中国学术发展。反对整理国故者有吴稚晖等。
非宗教运动
反孔教扩大化，变为反一切教。但起初基本主张算是“宗教自由”，而不是“废除宗教”。蔡元培1916年在宗教自由协会的演讲，陈独秀1916-1917的文章可以表明这一点。批判时，五世纪的范缜《神灭论》再度流行。
当时，批评宗教者多以实用性来评判。陈独秀颇敬仰耶稣人格，但当然并不视为上帝之子。总体而言他是反宗教的，正如他说：
“一切充当政府与教育的工具的宗教，都是没有价值的。它们与以往被摈弃的偶像是一丘之貉。”
1920年后，随着不可知论、理性主义、破除偶像潮流的发展，非宗教势力不断壮大。第一次有力活动是少年中国学会在1920年发起的。当时它通过一项主要由留法会员提出的建议：
凡有宗教信仰者，不得介绍为本会会员，已入本会而有宗教信仰者，应自请出会。
在当时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反帝主义高涨之下，此种决议显然并非理智思考的结果。当时田汉还曾给巴黎写信抗议这一决议，认为宗教自由不应破坏。1921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召开的会议上，取消这一决议，决定继续调研。
罗素为反宗教运动提供了新的弹药，均发表在1921年《少年中国》月刊有关“宗教问题”的三期专号。
与此同时，以后来的中国青年党创始人李璜为首的巴黎会员于1921年2月25日写信给巴黎大学的一些法国教授，请教下列问题：
（1）人是否宗教的动物？
（2）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价值？
（3）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
他们收到三位著名教授的回答，分别是索邦学院中国历史教授马尔塞·格那列，著名小说家亨利·巴尔比斯，索邦学院社会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卜格烈。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巴尔比斯认为，欧洲宗教并非传播西方新思想或道德的一个有价值的媒介，而基督教被当作经济和政治力量扩张的一种工具被输入到中国则是个不幸。
除少年中国学会及其刊物，1920-1921年间，中国还有一些组织和刊物讨论宗教问题，大都对宗教持怀疑态度。
五四运动中，大多数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加入运动。罢课期间，由于教会学校校董会禁止学生活动，引发一系列冲突。于是教会学校遭到普遍反对。
作为回应，国际基督教组织决定于1922年4月在清华举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此事立即激起非宗教人士反对，由此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非基督教运动。3月，老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领导，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戴季陶、陈独秀等人支持，在北京组织起了“非宗教大同盟”。少数几个教授如周作人、钱玄同对此不以为然。争论中心是：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以及教育是否应不受宗教干涉。
非宗教人士广泛引用西方思想家的有关思想言论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其中主要是法俄思想家，比如培根、笛卡尔、伏尔泰、狄德罗、费尔巴哈、爱尔维修、边沁、拉普拉斯、拉马克、孔德、雨果、贝尔纳（伯纳德）、达尔文、加富尔、巴枯宁、波义耳、莱克勒斯、那普耶特、克鲁泡特金等。
信教人士则引用威廉·詹姆士、托尔斯泰、伯格森等人的理论为自己辩护。
过程无非重复过去三四百年在西方进行的相关争论。
蔡元培建议以美育取代宗教。陈独秀建议以科学取代宗教。胡适建议以自创的“大我小我社会论”取代宗教。
东西文化问题论战
一战使得西方白左对西方文明更加失望，转而拥抱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1918年底梁启超率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考察，拜访专家学者，希望向他们请教。然而欧洲人的回答是，战争宣布了西方文化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
梁启超于是认为，中国拥有重建世界文明的重大责任，并写下许多文章为之鼓吹。梁漱溟对此细化论证。
科学与玄学论战
梁启超1919年的文章不但提出“文明”问题，也对“科学万能梦”提出质疑。随后各方展开论战，但中心是没有定义的“人生观”问题，所以其实双方都肤浅而混乱。
第十四章：结论：繁多的阐释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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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文艺复兴运动、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或者一场启蒙运动——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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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一场大灾难——来自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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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列宁影响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国贡铲党的阐释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是谁？
人民币君认为是自发的统一战线领导的。
当时，日本政府和北京政府认为是布尔什维克煽动的，但当时就被知识分子领导者、外国观察家和外交官否定。但“六五”罢工之后，西方租界当局也开始采取这种看法，尽管他们也有人承认没有根据。
几十年后，随着这场运动在中国公众中的声誉不断提高，各个党派都常常自称是运动的领导者。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西方传教士及其作家经常过分强调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胡适的领导作用。
国民党领导有时也暗示或宣称一些国民党员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和段锡明等实际上领导或影响了五四运动，尽管他们同时还批判了这场运动的目的。
中国贡铲党欣然自称为运动的领导者，强调十月革命的影响，同时贬低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影响。1949之后，胡适被斥为五四运动的叛徒，杜威和罗素被称为帝国主义派到中国来破坏运动的间谍。陈独秀的作用渐渐被隐去，而李大钊、鲁迅、人民币君等的作用被不正常地夸大。
“五四”运动的真正本质——一种仅供参考的阐释
周氏认为：
（五四运动）是一场过渡性运动。是一场根本的、彻底的思想和社会政治变革。是新民族诞生的阵痛。是西方近代史的缩影。是中国新时代的开端。
再评价“五四”运动的成就与不足
取决于评价者各自的立场。
对“五四”运动的进一步思考
周氏结论：
五四运动时期及其后的阶段，除了有贡铲党闯入政治舞台外，还有两个最重要的现象，就是：国民党和西方列强改变了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和政策，以及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软弱退缩。这种变向和软弱成为后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