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时，当一个孩子走过来惊惶地看着你，那一定是你的问题。
————彼得 · 汉德克
在我小时候，一旦有合适时机，一旦时机允许，我的母亲就会反复向我讲述村里那些人的事——村子在斯洛文尼亚语里叫Stara Vas，德语叫Altes Dorf（老村）：至少在我听来，并非故事本身，而是那些短小的叙述，听起来就像“独一无二的事件”——用歌德的句子来说的话。我母亲很可能和我的兄弟姐妹也描述过这些。但在我的记忆中，我永远是她唯一的听众。
其中有一个事件，是这样的。在一个本地的农庄，就在进入山区后不远的地方，一个精神发育迟缓的女孩做着挤奶的工作。在那个年代，人们叫她“傻子”。这个女孩被一个农庄主强奸了，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是那农庄主的妻子像养自己的孩子那样养大了这个孩子。那女孩，孩子的生母，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和小男孩保持距离。于是这个孩子只知道他的母亲是那个农民的妻子。然后有一天，这个男孩还很小，但是已经学会说话了，他在倒刺铁丝网旁边一个人玩耍，结果被铁丝网卡住了。他越是挣扎，越是被缠得紧。他不断叫喊，直到那智障女工，那个傻子女孩，或者像我母亲那样，用一种介于Sanualpe和Karawank地区之间的方言称她为Treapn——听到叫声跑了过来。她立即解开了被缠住的小孩子。当这小孩所以为的他的母亲最终到达，而那个女工已经回到畜棚或者外面牧场上继续干活，小男孩问：“妈妈，为什么这傻女人的手这样柔软？”
母亲向我描述的其他事件，大多数都涉及她直系或旁系亲属，而且主要人物几乎总是她两个兄弟中的一个，他们都在“二战”中“为光荣的土地而牺牲了”。让我试着重述这些讲述中的两个片段，它们都很简单，但是对我选择成为作家具有决定性意义。
有一个故事讲述的是我母亲的弟弟，家里最小的孩子，故事发生在两次战争之间，应该是1936年。
那是秋天的一个晚上，破晓前不久，汉斯，或者用村里的斯洛文尼亚语说是Janez或Hanzej，已经离家一个月了。他入学男生寄宿学校Marianum，准备学习成为神职人员。那学校在西边四十公里的地方，就在Klagenfurt/Celovec，就在克恩滕州的首府。那农场被深沉的寂静笼罩，还有很久才会传来第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叫。而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院子里扫地的声响。这个在打扫、确实在打扫，而且将要继续打扫院子的人，就是这家里的小儿子，他差不多还是个孩子。
令他半夜从城里一路回到乡下的，就是思乡的心情，是斯洛文尼亚语所说的domotožje（没有定冠词）。顺带要说一句，他是个优秀的学生，很喜欢学习，但是刚入夜不久，他就从学校一楼窗户爬了出来，沿着那时还没铺上沥青的公路，一口气走回了家。但是他并没有进屋——尽管门从来不锁——而是拿起了扫帚，开始扫起了院子。在我母亲的讲述中，那天是“一个星期六”，星期天的前一天，而“星期六的惯例是，必须打扫院子。”他扫啊扫啊，直到天已经渐渐亮了，家里有个人——在我想象中应该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他的姐姐——让他进了屋。他后来再也没回到男子教会学校。他去了邻近的村子，做了学徒，学做木工，或者做橱柜。这个事件，经过一个自然的变形过程，可以说从我写作一开始，就在我的书里一再地自动浮现——我在叙事上的远行，一个人的征程。
另一个故事是实录。但是，如果上帝或者命运，或者别的什么，需要它这样，那么也许就会被我写进书里。就像我题为《重现》 的那本，《第二次重现》。
在1943年八月底或者九月初，我母亲的哥哥，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从苏联前线的克里米亚回来休假几个星期。当他下了长途汽车，就碰见了那个地区负责传送战场坏消息的人。这个人正要去村里，为我家人带去消息，说小儿子在冻原上“为祖国英勇牺牲了”。这位传报使者出乎意料地遇见了家族里的一员，于是他觉得自己不必亲自去了。他直接把通知单交给了这位休假士兵。然后，这一幕发生了：格里高尔回到了家，一阵欢笑迎接了他——我母亲年轻时非常善于表达喜悦——关于弟弟，那位在信里自称“冻原男孩”的死，格里高尔在整个休假期间都没对家里人提一个字。
据母亲说，在平时一直是“真正的恋家小孩”的格里高尔在休假时始终躲避着家宅，父母，姐妹，甚至他的村子Stara Vas，他选择日夜游荡，有时甚至彻夜不归，混迹于附近的村子——Encelna Vas, Lipa, Ruda, Globasnica, Diekše, Rinkolah和Krcanje——在那些地方，在熟人或者彻底陌生的人面前，他双眼“都哭瞎了”。“双眼”哭瞎了——那独眼士兵吗？哎！
“他一直哭个不停。他一定一直在哭，从未停下。”直到最后一天，当他要走到车站去坐车，返回战场，他才把阵亡通知单交给了妹妹，唯一一个他允许给他送行的人。几个星期后，他也“被埋葬在异乡的泥土里，愿它轻轻将他覆盖”，阵亡通知上是这么写的，后来村子里墓地纪念碑上也刻上了这段话。
母亲对着孩子讲述这些故事，我经常想，无论何时，当一个孩子走过来惊惶地看着你，那一定是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