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
这是北京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的口头禅。这个口头禅并不代表粗俗和恶意，北京人说这个口头禅就跟四川人自称“老子”一样，不必计较。
张大中曾经是我的老板。他是董事长，手下一直有总经理，我给其中一任总经理——胡凯当过跑腿助理。当年大中电器总部还在北京玉泉路，总经理和老板的办公室斜对着，那时我就经常见到张老板。
怎么评价张老板这个人？
他是一个忠厚仁德之人。
从外表来看，张老板非常不起眼：中等个头，国字脸，短头发，小眼睛，衬衣外面总是套一件大中的工服——蓝色粗布马甲。这使他看起来像个店小二。大中的企业文化也是店小二文化。顾客进了大中门店，总感觉像是进了老北京饭馆，只是因为所属行业不同，店里的导购不说“来了，你呐”罢了。
张老板这形象与他的出身有关，他出身于城市平民阶层，年轻时是石景山供销社的一名普通员工。这种出身的人，要能成事，一般都舍得拼命。张老板之所以在家电零售圈成为一个数得上的人物，与他的勤奋是分不开的。在很多年里，他不讲排场，办公室堪称寒素，一门心思都扑在开店上了。他乐此不疲的事情是逛门店，在逛门店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改正。
这种出身决定了他不忘本，他知道报恩。在他还在和一帮穷哥们儿为了生存奋斗的时候，有一次，看见一个员工的鞋破得不像样了，第二天他就把自己穿得八成新的鞋送给了这名员工。成事以后，他对跟他一起打天下的老人都比较好，有些因为疾病等原因离开大中多年的老人儿，每月都能收到大中发的工资。在中国商界，能如此善待员工的老板确实很少见。
因为为人厚道，很多时候，张老板手下的一帮采购经理就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可以说，在几大家电连锁企业里，大中的采购经理是最张牙舞爪、最不干净的，但张老板从来没有把这帮人送进监狱。有一次，厂家请大中几个采购经理吃饭、唱歌、泡澡，还被逼行贿，这个厂家的人气不过，借故上厕所报了警，几个采购经理被关进去了很长时间。按说，作为这几个经理的老板，对这帮背叛公司利益的家伙应该深恶痛绝，恨不得法院给他们判刑才能解心头怒气。但张老板没这么做，而是疏通关系让人把这几个经理捞了出来。捞出来后，晾了他们一段时间，照样担任原来的职务。
可能在张老板的观念里，商业贿赂这个瘤子是打不掉的，下面的人只要不过分，他就能容忍。这与黄光裕截然不同。黄的部下要是背叛了他，就经常会遭到黄派的人打，见一次打一次。
但张老板并不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乡愿，毋宁说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的部下其实都很怕他，一些高管躲老板就跟耗子躲猫似的。
张老板既然厚道，又特别好面子，人们就以为他玩不过黄光裕和陈晓。这是一种浅薄的看法。
从公司规模和影响力上看，当年的大中显然不如国美。国美和大中都崛起于本世纪初，但二者经营方略迥异：国美是迅速到全国布点，大中是深耕北京一城；国美在全国的规模扩张有得有失，得大于失，大中虽然赢得了北京市场的头把交椅，但在外埠的扩张多以失败告终，事实上，北京后来成了外埠的输血机。因此我曾经说，店小二精神成就了大中，也害了大中。
但不能由此认为张老板缺乏战略意识，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当年家电零售业合纵连横的历史不难得出结论。
张老板先是与陈晓等人联合发起了“中永通泰”联盟对抗国美的狂飙突进，这个联盟实行联合采购，一致行动，初期是取得了成效的。后来永乐因为全国扩张失利，受制于资本方的压力，陈晓率先选择脱离联盟，投入了国美的怀抱。张大中大怒，起诉陈晓违约，官司打了颇长时间，彼时陈晓已经是国美的总裁。在此事前后，张老板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黄、陈二人。即使在国美邀请他出席的年会上，在黄光裕的地盘，张老板也没给黄老板面子。作为北京爷们儿，张老板当然在乎自己的面子。更何况，从年龄上讲，黄光裕本来就是张老板的晚辈。
张老板后来为什么要卖掉大中？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信奉道家传统的“戒盈”思想，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只有一个儿子，而他儿子对经营家电零售根本没有兴趣。张老板那时已经50多岁了，也不愿意一直和当时才30多岁的黄光裕斗下去。
自从张大中放出要卖掉大中的消息后，财经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太多的迹象表明，大中要卖给苏宁，而且大中和苏宁谈了多次。在太多人看来，除了苏宁，张老板不可能把大中卖给其他任何公司。至于国美，那是想都别想，张老板和黄光裕从来都不对付，他怎么可能把大中卖给黄呢？
事实证明了文人的看法是多么愚蠢，他们忘了张老板是个精明的商人，商人遵循的第一条准则就是利益最大化。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因为国美出价比苏宁高，张老板在最后一刻把大中卖给了自己的老冤家。那时候大中总经理宋红在南京和张近东的谈判已进入尾声，几乎只剩签合同了，但张老板在北京已经和黄光裕谈妥，于是密告宋红，让其借故离开南京北返。
回过头看，张老板才是这个行业最精明的人。黄光裕的霸气侧漏把自己送进了监狱，陈晓的反复无常终落得没落的命运，只有张老板，不断挑拨国美苏宁，让它们竞相比价，自己最后落袋36亿现金优哉游哉。
有钱了怎么办？张老板选择了银行理财和炒股。那些不愿意离开他的旧部，就跟着他新创的投资公司炒股。江湖与硝烟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往事。
张老板为什么在黄光裕落难后答应了黄夫人杜鹃的邀请出山？还是因为厚道。从骨子里说，他还是欣赏黄光裕的为人的，就如同他并不欣赏陈晓的为人一样。
我在大中待的时间不长，当年也没听说过老板的母亲的故事，后来也是通过媒体报道才得知此事的。得知这件事后，我算是对张老板的为人处世作风有了更深的认识。
1960年，张大中的父亲张以成因肝病和营养不良去世，留下母亲王.佩.英和7个孩子艰辛度日。王当时是铁道部专业设计研究院清洁工。
1962年前后，王.佩.英发表了对当时体制的批评意见。1965年起，她的言论更趋激烈，并为刘少奇、陈独秀辩护。当年9月，她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文革爆发后，全国批刘，“精神病人”王.佩.英仍旧支持刘，于是她被单位接回，关进“牛棚”接受“群众专政”，遭受毒打饿饭，手被反绑，上厕所都需要狱友协助。即便如此，她依然“高喊反动口号”，并抓住一切机会写下口号，而且有意让人看见她写的口号。
1970年1月27日，全北京市近十万名中小学生被召集到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公审大会。王.佩.英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至死他都坚持说“刘少奇不是叛徒”。
母亲的遭遇让青年时代的张大中兄妹7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甚至没资格参加母亲的公审大会。
“拨乱反正”后，张大中不断写信给法院、检察院甚至中.央，要求给母亲平反。为此他还去拜访了遇罗克的家人，互通声气。1980年4月，王.佩.英获得平反。
后来，张大中利用母亲平反后发的1000元抚恤金开始创业，这就有了后来的大中电器。
一直以来，张大中就有为母亲正名的心愿。对母亲的故事了解得越多，这个心愿越强烈。2009年，他请人拍摄了记录母亲事迹的纪录片，也请人写下关于母亲的书。
2010年3月27日，清明节前一周，张大中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纪念因反文革罹难的母亲。这天，大中创业30周年暨王.佩.英诞辰95周年、冤死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一并举行，到会者500余人。茅.于轼在会上发言，将王佩英与张志新、遇罗克、林昭并列，称纪念王.佩.英“对于中华民族有伟大的意义”，认为“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人像王.佩.英那样坚守良知，文革就搞不起来”。
纪念会上，每个与会者收到了1000元钱的礼金，这正是当年母亲平反后张大中拿到的数额，这场纪念会花费100余万元。对外免费赠送的书碟则达到了5000套。张大中的原则是“多要多给，不限量”。
张老板仍在继续搜集母亲的材料，他得到的信息是母亲的原始档案资料共七卷，保存完好，上写“机密”。“我就是想还原一个尽量真实的母亲，还想把那个精神病的尾巴去掉。”
斥资纪念母亲之余，张老板还对于普通的文革受难者家属给与资助，每次一两万元。对于有心收藏历史、建有文革题材博物馆的四川建川博物馆，张老板曾一次给予100万元捐助。
在母亲诞辰95周年的纪念会上，张老板说：“事业有成的今天，我深有体会的是，母亲给我们遗留下巨大的精神财富，为了真理和正义宁死不屈的精神，为了人民幸福生活不屈不挠的斗志，在我们成功的道路上，时常激励着我。我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教诲，为社会做了一点点工作，我和我的下一代，有责任继承弘扬母亲的高风亮节。”
母亲诞辰100周年时，张老板又说：“在那个举国山呼万岁、亿众声讨‘刘贼’的浩劫年代，母亲出于一个普通公民的良知，看不惯颠倒黑白的社会动乱，她公开批评当时的国家政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我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古往今来，华夏虽历经劫难，然为国抛头洒血、为民舍命取义的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正是这些民族的脊梁，在风雨如晦中不放弃举起火炬照亮前途，才有今天的民族复兴。当执政者误入歧途，而毁国伤民时，也需要这样的仁人志士为民请命、为国死谏。母亲正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当文革阴霾笼罩中国大地之时，依然有一批像母亲这样心系同胞的赤子，发出今天听来都振聋发聩的呐喊。当年他（她）们以血肉之躯挺身而出承受时代的苦难，今天他（她）们的英名永垂不朽。”
后来，我的朋友、中国艺术研究院张红萍研究员撰写王.佩.英的研究文章，还与我讨论过王的精神世界。老实说，她那篇文章在那些研究王.佩.英的文章中最有深度，因为她深入到了王的信仰深处。
至此，我似乎为张大中的为人处世方式找到了答案：他的仁厚源自他青年时代的痛苦经历，以及在母亲“就义”（张大中语）后他们兄妹生活最艰难的岁月里街坊邻居对他们的善意，这使他不愿意为难别人；他的“戒盈”也源自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认识，他知道，即便他是政协委员，即便他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就，他的安全感也并不比普通人多。
任何人、任何事都是由历史累积生成的，但问题在于开启未来。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就无法正确开启未来。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中国的企业家很少达到张大中的深度。
我为自己曾经是张大中的部下感到荣幸。（部分资料参考自《企业家张大中发起系列行动纪念“反文革牺牲”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