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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为未来
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薛野老师在演讲
这些年有一个现象，就是中国最顶级的企业家，像任正非、马云，都开始谈教育了。我们常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为什么这些企业家要跨界谈教育了呢？
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我们这套来自普鲁士的工业化教育模式可能走不通了。
现在全世界有几个现象值得注意。第一个是有上亿的人正在使用“可汗学院”的线上课程学习。像成都的好奇学校，他们有自己的数学老师，但孩子还是更多地在“可汗学院”自学数学。这就是所谓的“翻转课堂”。
再比如慕课，在网络上有全世界最顶尖的资源。我自己就在网上听过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的课，我非常有幸福感。要是在以前，想听他们的课，我要去考GRE，要去获得博士学位，要在美国呆上几年，但现在我只要花几块钱的电费就可以听。
还有密涅瓦大学，它们旨在在世界不同的地区培养一个了解世界的人，它们大量的课程也是网络视频的。
再有硅谷的发源地斯坦福大学，它们提出了“开环计划”，为每一个人的终身学习创造条件。
这些现象都说明，世界在进入后工业时代后，对创造者的需要越来越高。
所以任正非、马云谈教育，其实是在谈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他们作为最前沿的人已经看到，我们现在的教育也许能满足今天，但是满足不了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的需求。
我感觉未来几十年整个世界的教育范式会发生一个大的改变，包括中国在内。如果中国还要成为一个一流国家，我们还需要这个国家持续繁荣的话，教育必须要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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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顶尖人才的中国教育
改革开放后，有几十万人出国留学，但这些最一流的人才在国外一项科技大奖都没有拿到。我们的邻国日本2001年宣布50年要拿30个诺奖，这二十年已经拿了19个。而现在我们基础教育还没有能培养出一个能拿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或者图灵奖的人才来。
评价一个教育体系有很多纬度，其中一个纬度是看它能不能培养顶尖的人才。教育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如果这个生态系统出现了一个顶尖物种，那说明整个生态系统是健康的。
一只老虎栖息地需要500平方公里，如果在一个应该出现老虎的地方看不到老虎，那我们就知道这500平方公里的环境出现了问题。
那教育内在的栖息地是由哪些组成的呢？第一条就是对好奇心是不是有足够的尊重。我们把孩子大一统、一刀切，让他规矩地坐在座位上，这样的孩子可能是一个富士康标准化工人，但在未来AI机器人就可以把他取代掉了。我们需要另外一些人。现在这个教育体系没有证明它擅长这个事情。
前几天朋友圈一直在刷屏的，就是中国人口出生图。五年前中国新出生人口最多的时候是1500万到1700万，今年到11月为止只有1000万左右。这四十年的红利已经吃得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靠什么呢？那就是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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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的三个文化价值
那么创新教育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呢？
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
第一个，文化是来造就人的，是培养人的幸福的。文化就是人在追求幸福过程中，积累出来的一套有效的解决方案，包括哲学、价值观、生活方式、具体知识。每个地方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会有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是无论这些差异有多大，不同文化的核心都是要造就人。
文化的传承首先依赖的是父母，所以把教育的压力都放在学校身上肯定是错误的。教育如果有第一主权，那一定是在父母身上。所以中国教育做得好不好，首先看父母做得好不好。第二个主权也不在学校，而在社会。如果一个人不能在坐车时学到东西、在看病时学到东西，那这个社会是失败的。光靠单一的学科教育，靠老师在课堂上的奋斗，是弥补不了缺失的品格教育、生活教育的。第三才是学校。
我们的教育特别擅长培养专业的人才，你教给他一个既定的东西，他会给你特别好的答案。但如果不是既定的东西呢？
与此相反的是硅谷的成功经验。以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为例，它们发现最成功的一群人都是T型人才。他们有视野，有很强的好奇心，除了专业知识，诗歌、音乐、绘画都知道一点点。在他们最感兴趣的一个地方，他们会继续深入。而且他会尽可能找难度最高的事情去做，因为这是最有开创性的。中国的企业家会选择成功概率更高的事情去做，所以我们创业的源头总是要别人已经做过的一点。我们缺的是去开拓世界的一片荒野的精神。
我有一个“妄想”，就是成都会成为教育的硅谷，而且它也有这个苗头。成都的家长比中国大部分城市的家长都幸福，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学校。我带我的孩子去吃饭，菜单是有审美的。吃完饭，我花50块钱可以带她去听一场脱口秀，我还可以带她到农家乐，这里有美术机构，说不定哪里就有一个展览。
在这样的大环境里就容易培养T型人才，因为他容易被激发好奇心，而且他的好奇心能够托得住。我们说造就人，尤其是造就顶级人，就是要给他们提供营养，给他们足够的“食物”。
第二个意义是改变一个地方的风气。
中国现在是一个转型社会，什么都没有定型，价值观没有定型，生活方式没有定型。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很难预测，但是教育一项很关键的作用，就是在变动中维系不变的东西。基本做人做事的准则、道德都要靠教育去维系。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东西需要讨论、传承，那学校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教育者要有对风气格外重视。
我的老家贵州以前就是不开化荒蛮之地，直到王阳明在贵州办了书院，才改变了后来上百年的风气。明清时期，贵州出了五百多个进士，王阳明的书院就是其中一个源头。另一个例子就是茶叶，因为贵州土壤的肥力很好，所以贵州的茶叶也很好，但是贵州没有先进的加工技术。抗战时候，浙大西迁，把龙井茶的加工技术带到了贵州。所以现在很多浙江人反而会来贵州买茶做原料。
所以我认为一个地方最好的教育，一定不是与当地的社会生活脱节的，它们是相互沟通的。一个地方未来的骨干人才，就是现在我们的学生。所以教师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不仅要教他知识，培养他的性格，我们还可能决定了一代人或者两代人的文脉和经济兴衰的风气。这是教研员可以做的，因为你们掌握着学校改革的方向，你们有一些创新的机会。
我不主张一上来就谈什么大创新，这是很难的。但是做一点小创新，微创新是可以的。而这一点点改变累积起来是有意义的，它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对于教师的职业是有意义的。
我希望未来浙江的孩子，会感谢浙江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感谢你们保护了孩子的天性，保护了他们的好奇心，让他们兴趣的的小小种子长成了一个事业。
做教师有时候很难，有时候要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到你的成就，这个收获周期太漫长了。而且因果关系很难讲。有功劳的时候，爹妈要抢一部分，书记、校长要抢一部分，到教研员的时候就没有了。我们看到中国有评选杰出教师，那中国为什么不评十大杰出教研员呢？一个教研员他可能影响了上百个教师，他很重要。
最后，创新教育还可以促进教育范式的革命。
现在的主流教育在100年前其实是少数教育。1905年，慈禧太后说我们要废科举，这是上一代的中国主流教育。从晚清开始上一代的主流教育被颠覆也就100年。那我们这个主流教育真的会持续500年吗？
看这个趋势我觉得不会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之心。一方面也要做好主流的事。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允许非主流的东西试一试，要给他们看一看的机会。中国这几年的繁荣不就是这条成功经验吗？所以特区不就是允许一个地区试一试吗？温州的民营经济不就是允许他们犯点错误吗？教育要繁荣也是一样的，体制要给一些宽容的空间，这样，中国教育才有可能面对未来人工智能的颠覆。
李世石和AI下棋的时候，我是和三个朋友一起看的。我们绝对没有想到电脑会在围棋上下过人类。现在说到那个场景，我心里还是会激动。那时我就知道，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为一场大革命做准备。
库恩说，革命就是换一个范式。我们这个教育体系一定会变。在座的教研员可能会想，这个变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可能十年以后，可能是我退休之后，而且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但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讲看待这件事。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想得多一点，生活会有一些安全感。从教研员的角度来讲，对自己要求高一点，这也是职业能力方面的要求。即使决定权不在你这儿，但在教研员的一亩三分地，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教研员可以拓宽老师的视野，可以激发老师的热情。老师可能有些小小的改良创新，也是可以鼓励的。人进入中年之后，有个天然的职责，就是要去辅导年轻人，也许这个范式的变革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可以在我们的眼皮下鼓励他们发生，这也是教育者的共性，我们宽容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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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教育界总有一批人需要去折腾，搞创新教育的人就是去折腾的人。从更广的角度看，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一个教育共同体，虽然我们的维度不一样。
成都的教育有一点值得人称道，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互相有一点惺惺相惜，我们会一起吃饭，一起交流，偶尔我们还一起跳个槽。所以我欢送在座各位有能力的人出去创业，我也欢迎民间的力量进入体制内，让人才流动起来。
成都的教育有一点值得人称道，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互相有一点惺惺相惜，我们会一起。
本文转自公众号“日敦社幼师学院（ID:KTCR2018）”，谢谢好朋友晔子、薛野、张灯、辛十四娘，及他们超棒的团队！预祝各位圣诞新年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