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是某种学科知识与技能的有效传递；教育是帮助一个人的生命如何成长，前者是一种课堂或课程的建设，后者是一种生命的建设。前者是局部问题，后者是整体问题；前者是专业问题，后者是策略问题。
许多人从事教育，就像我当年报考师范学校一样，自己考试成绩还行，平时和老师的关系好，老师也欣赏自己，或者父母也是老师，老师的休息时间多，所从事的工作是自己耳闻目睹的，所以当老师吧：反正也没有太多发财或升官的大理想。
所以，马云绝对不会安心教书，李嘉诚小时候想当老师，发财后就不想回去当老师了——但都可以掏钱支持教育，这是另当别论的；有雄心壮志的现实主义者不适合教书，孔子也是雄心壮志没有办法兑现的时候，才办私塾的，而且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钱穆）。
我从小不羡慕特别有钱的人，也不羡慕当大官的，没有什么志气——被女性和有志人士所轻看的那种，爱好不是赌博，也不是玩游戏，而是读书，很书呆子气，很理想主义、很想当作家，生来就适合教书。
至于为了桃李满天下、为了祖国的花朵、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为了振兴中华——都是扯淡的、演戏的，我自己家还没有振兴呢！
如果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是一辈子乡村教书匠、乡村秀才、乡下书呆子。一个女人有无数的自杀方式，归纳起来就是两种，一种是自杀，一种是嫁给书呆子，我佩服我的老婆，居然有勇气嫁给我——我捡了便宜，不能喊肚子痛。
在深圳工厂工作十多年后，再从事教育工作——是一盘回锅肉，这里就不细说了。
至于如何塑造人的生命呢？社会上是哲学家或思想家所考虑的问题，至少是有人文素养的知识分子所考虑的问题。老板们只考虑我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他们是消费者，顶多像冷盘菜加点工；把国家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教育方略、施行于基层，那是教育部官员所为；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生命的牧养，或灵命的塑造过程。是上帝所呼召的牧者、实践神学家们所考虑的问题。
所以，社会上，杰出的教育家，往往是杰出的思想家或学者，如中国的孔子，西方的苏格拉底，乃至我们不喜欢的杜威；基督徒方面的教育家，一定是优秀的牧者或者神学家作底色，如奥古斯丁、如加尔文。
但是，上帝把一个人成长、生命塑造的责任交托给了父母（申命记6：4-9.以弗所书6：1-3），所谓教育家、思想家、企业老板、国家意识形态、牧者和神学家，都是父母的助力者、帮手而已。学校、教会和社区机构，只是父母能力不足的时候，对其专业、对圣经装备、对某项才艺不精的时候，给予后援而已。
然而，我们今天的父母，以为自己是教育市场的采购者、买家！学校、教会和社区机构是教育市场的供应方，卖家！这是很荒唐的市场经济效果，即资本主义的教育果效！
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所谓优秀教师，是从事某项学科教导的高手。其人生经验，从书本到书本，从学校到学校，社会经验基本集中在学校，或有交际广泛的，可以涉及多方面的人脉，可想而知，普通教师又能有多大的交际呢？除非你是教育部门的官员。
如果我们用严苛的标准要求别人，您当用相同的标准要求自己吧。我呼吁弟兄姐妹，鼓励或帮助我们老师成为教学专家，而不是教育家，动不动要人家对你孩子的生命负责任，你给人家多少权益？还您自己能做到多少？
而校长，应该是教育专家、既要有教学经验，也有人生阅历，同时是思想性的人物，在清教徒时代，校长往往就是牧师或者教会的长老，民国时期，校长往往是学者，也是思想家，如蔡元培、胡适等人。
所以，基督徒学校的校长，应该是神学院的毕业生，是教会的长老或牧师转岗的，特殊教师！外邦学校的校长若要求是学者，基督徒学校的校长要成为学者吗？
为何呢？我们对待教育不能像经营商品那样，每年都要一定的收入或营业额，教育不可能立竿见影，必须有学术见识；教育也不能看群众的满意度，因为生命的问题不能用民粹的方式解决，校长应该有深厚的圣经神学功底，知道行在神的旨意中。
校长为何应该有教学经验呢？效法基督道成肉身，体验一线教师的难处，因为罪人都容易——站着说话不腰疼，容易把难担的担子给别人担，自己一个指头不动一下。
世人都知道：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基督徒办教育，也不应该急功近利，乃是长远规划，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不在乎眼前的成功和失败，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神恩典和真理的扶助。
办好教育，首先是人，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而同时期的中国国民经济接近崩溃，制度一样，人的水平见高低；同样是民主、市场经济，美国的市场经济和菲律宾的市场经济，是两码事，人的水平见高低。
除了上帝之外，天地之间，人、最宝贵。办好教育，需要两方面的努力，培养教学专家、培养教育家，愿感动清教徒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们这一代，在中国的基督徒。
水果、鲜有人不喜欢吃，只是水果是离不开结果子的果树，谁愿意浇水、施肥呢？谁愿意让一个小树长大呢？
2017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很多人正在筹备2018年的工作，愿神祝福我们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