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 24 12 月,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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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子那头事儿

我们家说“包子”的事,用“头”,不用“件”。“头”是牛、猪的计量单位,说一件事是一“头”事,是为了彰显事情的分量,强调事情的重要。

 

 

从小到大,谁没吃过“包子”啊?

 

国人常说一句话:“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

 

我当然相信,作为中国人,没人没见过包子。不仅见过,而且大多数人都还吃了数不胜数、形态各不相同,味道各异的包子。

 

南方的,北方的;甜的,咸的;长相粗鄙的,形态美观的;有的如天上美味,多年不忘,有的包子里吃出了蟑螂,痛苦不堪,终生不愿回忆。

 

这两年,最有名的当然是非“庆丰包子”莫属。早在国家领导人去之前,我就曾去吃过多次。据说,目前“庆丰包子”已经完成“混改”,正在准备上市。

 

1

 

小时候,我不吃肉。

 

我常常这样对别人说。

 

我不知道是我天生肠胃敏感,还是家里的厨艺太差,总之,每到除夕晚上,我只吃面条,不吃饺子。别人结婚,或者生儿育女宴请,我只吃素菜,或者罢饭,干脆不去。

 

这个小时候,仅限于“小时候”。至于多小,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去镇上赶集,每每见到热气腾腾的“水煎包子”,那香气四溢的美味向我袭来,我都会像中电了一般,垂涎欲滴,馋的流口水。对于“水煎包子”里的肉味,我可一点都不想抗拒。

 

我曾经发誓,这辈子如果我混出息了,我一定要把“水煎包子”吃个够!

 

多少算个够?我也不知道。肯定要吃到吃不动为止。

 

“水煎包子”,就是我的人生理想!

 

我刻苦努力,发奋学习,时常想起“水煎包子”的美味。在漫长的小学、初中时代,“水煎包子”一直是我的梦想,是我刻苦学习,奋斗前行的动力。

 

公社开会,大队开会,大喇叭里常说,我们国家将来要实现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大人们说,共产主义就是吃饭不要钱,可以随便吃喝。

 

50年代,人民公社实践共产主义,天天大食堂,最后只能吃红薯、萝卜、四个眼的“糊涂”,清汤寡水,甚至没东西可吃,有些人因此被饿死。

 

这个让人饿得发昏让人饿死的共产主义,显然不是我想要的共产主义。我想要的共产主义第一条,就是能天天吃上“水煎包子”。

 

那时,我身边很多人谈起自己的人生理想,都说“将来一定要当个官干干”。


为什么非要当官?我估计,当官的有权,肯定有机会天天吃上“水煎包子”。

 

冬天的晚上,寒风呼啸,我躺在豆杆铺就的地铺上,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2

 

1979年,我上小学四年级。公社组织学习竞赛,我带着我弟弟去镇上的学校考试。学校门口,紧挨着我魂牵梦萦的“水煎包子”铺。

 

临行前,父母给了我2毛钱,作为我们午餐的餐费。

 

中午休息时间,我带着弟弟,怯怯地来到了“水煎包子”铺前。在大人们注视的目光下,我小心翼翼地掏出裤兜里的2毛钱,花了5分钱,买了一个“水煎包子”。

 

我将小小的、香喷喷的“水煎包子”掰成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分给了弟弟。然后,我们心满意足地走了。

 

那一次,我语文考试在全公社得了第三名。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半个“水煎包子”带来的功劳。

 

此后读书、离家、工作,我品尝了大江南北各式包子,却再也没有吃出过镇上“水煎包子”的香味。


在我看来,后来的“水煎包子”皮是死面,皮太硬,肉也不香,完全没有我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常常想起那家包子铺,不知道是否还在。我知道,现在的5分钱,肯定买不到一个包子了。

 

心理学家解释说,我所以常常怀念“水煎包子”,被它困扰,是源于我儿时的饥饿记忆。在物质匮乏年代,饥饿带来的记忆会伴随终生。


就像我小时候白面供应不足,顿顿红薯伺候,上课时胃里常冒酸水,折磨的我难受异常,以致于后来,我看见红薯就想躲着走一样。

 

看来,我的一生注定摆脱不了“水煎包子”的困扰了。好在这个包子是家养的黑猪肉做的,也许未必如很多人想象的物美,但价格却是极其低廉。

 

3

 

穷苦年代,包子属于“紧俏物资”,有权有钱才有机会吃到。对于没钱没势的穷人,只能望梅止渴。一旦有机会大吃特吃,往往没有节制,甚至会闹出人命。

 

公社时期,每到农闲时节,都会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既然干活,就要管饭,这是被饿怕了的农民的第一个要求。

 

于是,河道上,远乡近邻搭起帐篷,埋锅造饭。粮食是生产队的粮食,偶尔还会做上一顿包子,敞开供应。有人饥不择食,吃得太多,结果丢掉了性命。

 

我至今不理解,怎么会因为贪吃丢掉性命。后来我读了一些人的回忆文章,发现这并不是孤立的个案。

 

即便后来改革开放,农村粮食基本富足,不用再为吃饱饭发愁,但对于饥饿的恐惧,对吃的贪婪,依然困扰着很多人。甚至到了80年代末,我后来考上大学,90年代初参加工作后回老家,村里人问我的第一句话,常是“能吃饱么?”

 

80年代中期,我在县城读高中,学校每月有一次改善生活,就是吃包子。为了保证人人有份,食堂规定每人只能买两个。

 

平时买饭,同学们都是规规矩矩排队。但到买包子时间,根本没人排队。大家争先恐后,挤作一团,甚至摆出誓死一搏的架势。那时能买上包子的人,绝对称得上“勇士”。

 

那时我身体单薄,身高不到一米六,和身高体壮的高年级同学相比,我没有半点胜算。于是,每次都是和我合伙买饭的同学冲锋陷阵。

 

我的同伴虽然身材不高,但格外强壮。他左支右突,冲到窗口,一只手紧紧地抓住窗口的钢筋,一只手拿出饭票。买到包子,他却并不离开。他调整姿势,三下五除二,迅速吃下两个包子,然后继续购买。直到最后吃得酒足饭饱,他才拿着刚买的包子,费力地挤出窗口。

 

因为这身力气,和随机应变的机智,我同学后来进了公安局,成了一名人民警察。

 

4

 

高中毕业后,我离开县城,去外地读书。我先后去了省城、京城,此后工作,出差、旅游,几乎跑遍全国各地,有机会品尝全国各地风味各异的包子。

 

北方的包子,最有名的当然要数天津“狗不理”包子。

 

1993年夏天,我刚毕业的师兄失恋了,他情绪很是低落。

 

国庆节来临,他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他邀请我们去天津游玩。

 

一年前,我去过如日中天的大邱庄,虽没见到禹作敏,但对大邱庄极其强势的发展势头印象深刻。

 

大邱庄有香港街,可毕竟还是在静海县,再发达也还是一个村。大邱庄人即便手眼通天,口气再大,也还是天津管辖,无法和直辖市的天津相提并论。

 

对于天津,我还是很有好奇心。天津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见证了清末中国衰亡的历史,伴随我多年的“飞鸽”自行车就产自天津,这让我对它平添了几份好感,何况我高中几个校友都是从南开大学毕业的。

 

久仰大名,既然去天津,“狗不理”自然要去吃一头了。

 

我们在幽静的南开闲游,在古朴的天大品味北洋水师学堂留下的痕迹。为凭吊历史,我们乘坐破旧的公交车,奔波几十公里,跑到海边的大沽炮台,和军事禁地看门的士兵拉上老乡关系。


当兵的老乡格外热情,请我们钻进监测车,教我们观看雷达。我们一头雾水地学习察看雷达,分辨哪些是渤海湾上空的飞机。

 

傍晚时分,我们回到市区,兴冲冲地赶往“狗不理”包子。

 

晚上7:20,我们终于到了“狗不理”总店,“狗不理”三个黄色大字亲切迷人。

 

我们拾级而上,迈进大门,一个年轻的服务员拦住了我们。她面无表情地说,你们是来吃饭的吧?对不起,我们晚上7点半下班,现在不接待客人了,你们明天再来吧。

 

饭店7点半下班?还有这事?我们面面相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服务员坚决不让我们进去,无奈,我们只能悻悻而去。

 

天津不光有“狗不理。”第二天,我们转身杀向劝业场,开始逛商业街、美食街。中午1:30,我们到了美食街上的“狗不理”。


这家“狗不理”装潢崭新,可服务员的表情一样冰冷。“对不起,我们下午1点半下班,现在不接待了”。我们再一次被拒之门外,听到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回答。

 

晚上7点半,中午1点半,都是宾客盈门的就餐高峰,是挣钱的最佳时间,饭店接待还唯恐不及,哪有打烊收工的道理?

 

可“狗不理”不爱钱,人家还是国企。既然是国企,就要保护职工权益,按时上下班。挣多挣少,都是国家的,员工根本不关心!

 

“狗不理”倚仗的“势力”,就是守着金山穷死的国企。

 

我没想到,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两年前邓小平南巡还大谈市场经济,同在天津的“大邱庄”早已放开搞活,闻名全国,“狗不理”竟然还停留于60年代的计划经济阶段,死守着国有企业按时上下班的陈规陋习。


那一刻,天津在我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狗不理”成了我们的心结。我们发誓,不吃上“狗不理”,就决不离开天津。

 

下午不到5点,我们早早地就守在了总店门口。这一次,我们成了第一拨客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狗不理”终于吃到了。可“狗不理”是什么味道,今天回想,我一点都想不起来,因为它的味道实在太过平常。

 

2013年,我带着家人去天津游玩,照例要去品尝一下“狗不理”。

 

“狗不理”早已没有按时上下班的规矩,“狗不理”早已高度商业化了。店内熙熙攘攘,现吃、外卖来者不拒。但包子已是天价,令人咂舌。我们四个人花了快200块钱,只完成了一个晚饭前的“热身”,根本没吃饱。

 

5

 

和“狗不理”比起来,庆丰包子绝对是后起之秀。至于庆丰包子的来历,我毫无所知,我只知道它是北京西城区华天饮食下面的一个企业。


在我的想象中,庆丰一定年代久远,说不定来自北宋年间。因为开封灌汤包名扬天下,开封曾是北宋首都,说不定,庆丰包子还是它的近亲兄弟。

 

再查资料,我差点被自己的好学深思气得背过气去。

 

原来,庆丰包子就是北京的街头小吃,前后不过60年的历史,它开始最好吃的不是包子,而是我根本无法下咽的炒肝。

 

我吃过几次庆丰包子,我一直不觉得它的味道有多鲜美,只是觉得包子个头够大,像北方人一样身材魁梧,价格实惠,不像身材收缩功夫了得的杭州小笼包,至少没有坑蒙拐骗的嫌疑。

 

2014年5月初,我爱人被查出肺癌,还没有确定治疗方案。有一天半夜,她咳嗽难忍,呼吸困难,我带她去了301医院,在急诊治疗室做了半天雾化,最后终于结束。

 

我们疲惫不堪地开车回家。路上灯光灰暗,空气清冷,几乎看不到行人。突然,我爱人抬头看到了路边灯火闪亮的一家店面——庆丰包子铺。

 

“快停车,我想吃点东西!”庆丰包子让她突然来了精神,有了食欲和活力。

 

那一刻,我不再关心庆丰包子的味道,我想起的,是在清冷的深夜里,庆丰包子铺发出来的温暖灯光。

 

包子的故事,无论何种味道,都是历史和时代留给我们的个人化记忆,而记忆并不一定是美好的,常常带着苦涩和无奈。

 

时至今日,回想起过去经历的磨难,我有时仍不免哑然失笑。这笑声,沉淀了生命的苦与乐,也加添了面对未来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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