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设川北教区
第一个踏足阆中的新教传教士极有可能是中国内地会的义士敦牧师（Mr. G.F.Easton），作为先锋传教士，他曾往返上海和西藏旅行布道，并在遥远的西北地区巡回传教长达五年时间。早在在1878年夏天，义教士第一次来阆中就不幸染上天花，他在这里度过了极其艰难的一个礼拜。当时前来赶考的士子挤满了城内的各个客栈，他根本找不到住的地方。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收留他的客栈，但里面住的都是军校的学生，这些年轻人无时无刻不在吵吵闹闹，害得他根本无法安静休息。他被安置在一间阴暗、潮湿、泥土地面的房子里，经反复哀求，总算有人每天把他扶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整整一个礼拜，他全身疼痛、高烧不退，眼看病情不见好转，他又好说歹说，雇到几个苦力把自己送回重庆。那里有当时整个四川唯一的一个宣教站。
回忆那段经历时，义教士写道：“我什么也做不了，唯有一路不停地祷告。感谢主，他施恩于我。”在路途中，他的一个苦力利用他的无助，卑鄙地拿着他所有的行李不辞而别。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泄气，对神充满感恩：“神熬炼我、教导我，使我真正体验到《罗马书》8章28节所说：‘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神掌管一切、永不失败。”
他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几个月之后，在金辅仁教士（Mr. George King）的陪伴下，他再次去阆中走访。但整整八年过去，一直未能在那里找到可以建立宣教站的地方。
1886年春天，傅永康（Mr. Albert Phelps）教士与杜明理、杜明德兄弟三人联袂，去阆中做了一次短宣。此后不久，由杜明理和一位干练的中国同工陪同，在中国宣教十年之久的福音老将贝贻士教士（Mr. Edward Pearse）也来到阆中，努力着要在当地租下一间屋子。当地学生听闻外国人要住下来不走的消息，群情激奋。鉴于这种情势，三人商议后认为最好两位外国传教士暂时退出，中国同工何弟兄（Mr. Ho）留下来继续办理租房事宜。
杜、贝二教士离开阆中前往重庆。抵达重庆之后，才获悉这里刚发生了排外风潮，于是只好躲进衙门寻求官府保护。到了约定的日期，何先生没有等到二人回来，感到很困惑，就给在汉中的傅永康先生写信，请他9月份到阆中东门外的一家客栈会面。傅教士如约前往。
这段时间，重庆排外风潮愈演愈烈，形势要求教会各项事工的开展必须格外小心，傅永康很明智地让自己的阆中之行尽量别招致中国人的注意。他和何先生两人夜间出去，偷偷地考察了一处可能租赁的房屋，并和房东商定好租金和租赁期间。眼看就要搬进去了，消息外泄，有人威胁房东说，只要他胆敢租房子给洋人，就让他家破人亡。房东害怕了，转过来哀求和他们解约。恐怕累及无辜，何先生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另外找合适的房子。寻找新的房源。
就这样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个月，租房的事还一筹莫展。1886年12月，盖士利越过秦岭，来到汉中。不久，他就拜访了这座城市，并给那里的同工带去一些继续的物资。
听了贝贻士牧师的建议，我带上施达德先生（Mr.Studd）的行李，和给傅教士的银钱和书信，前往阆中。我一边赶路一边传福音，在阆中很高兴地见到傅弟兄和国弟兄（Gray Owen）。接下来的两天，我们一起祷告并商议工作。然后，我又踏上旅途，前往巴州（Pachow）。我在巴中停留一天，销售福音书。我从巴中往东来到通江（Tungkiang），在此地停留两天，把剩下的福音书和单张全部卖完。行囊中没有了书籍，我轻松很多，于是乘坐滑竿（Hsi-ho-k’eo），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汉中。
此行在外总计32天，所到之处丘陵遍布，给我的感觉是人口并不稠密，但遇到赶集日，人就非常多。
通江让我想起山西大宁，虽然通江要大得多。和巴中、阆中一样，通江也有水路可以抵达重庆。福音书和单张在通江很容易销售，这也证明友人告诉我通江鲜有传教士涉足的说法是正确的。
盖士利首次踏足阆中的时间是1886年圣诞节。虽然这次他只停留了短短两天时间，但在他的一生中这是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1914年12月25日，当时他已经是圣公会华西区的主教，他在信中写道：
28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为了做前期考察，我第一次踏足阆中保宁，对其进行一次简短的访问。事情很不顺利，迎接我们的是怀疑和反对，没有一个人信任我们。我们的动机要么不被理解，要么被人从最坏的方面解读。没有人愿意把房子出售或是租赁给我们，境况和我们此前的预计差距甚远。
从我们自己这方面而言，我们汉语还说不流畅，对当地人几乎完全不了解，缺乏与他们打交道的常识与经验。
完全的无助感逼迫他不断祷告，而这成为他生命中力量的源泉。当他重新得力，他越发相信靠着神的力量，他能成就任何事情。在四川事工的一开始就立下了根基——每周固定时间向神代祷，这个做法一直持续至今。他在从汉中给范明德先生写的信中说到：
到达汉中之后没几天，我就去了阆中，然后经巴州、通江回到汉中。我边走边传，一路撒了许多福音的种子。12月31日（New Year’s eve），我与傅永康、国弟兄三人在距离阆中约30多英里的一个小山村度过。我们一起祷告，我心生喜悦。那一天是星期五，从那之后的每一个星期五，我都特别为四川禁食祷告半天，作为对这个特别日子的纪念。我相信四川的另一些宣教站也开始这样做了。
傅永康教士被盖士利的这次探访所激励，决心除非找到房子，就“赖”在阆中不走。在一位姓杨（Siang）的中国人的帮助下，他住进城墙内西门边的一家小旅馆。
谈判旷日持久。盖士利不得不暂时离开，去忙一些急需他办的事情。在汉中的何教士（Charles F. Hogg）和苗姊妹（Sara Muir）正等着他回去证婚，而国教士(Mr.Gray Owen）、蒲师姐（E. Butland)在成都也因着同样的理由盼望他早日到来。尽管盖士利一度崇尚“独身”（strong views on celibacy），但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这一立场，新近已经与未婚妻订婚，他的爱情故事我们会在下一章说到。
1887年开春，傅教士在东大街最北端又找到一处合适的房子。房东是一位了不起的回族寡妇，人称古大妈。她为人泼辣、性格刚强。由于还有几个租客，古大妈同意把楼房剩下的房间租给他们，大家谈妥价钱、入住日期后，双方正式签订了协议。不出所料，反对的声浪很快汹涌而来，但古大妈不是一个在恐吓面前轻易屈服的女人，她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考虑到房子一时还无法顺利住进，为缓和局势，傅永康接受杜明德教士邀请，暂时去他那里住一住。没想到抗议的浪潮愈发激烈，古大妈门前成天挤满了敲锣打鼓前来闹事的人，威胁说绝不能让“洋鬼子”住进来。最后，古大妈被迫毁约，所有的努力眼看要再次付诸东流。
听到这个消息，傅教士立马赶回阆中。他与保宁府知府师爷（a secretary of the District Magistrate）关系不错，在其斡旋下，他得以拜会知府大人。这位知府来自浙江，和当地的与士绅相比，对洋人更为了解。在他的支持下，傅教士与古大妈重签协议，确定租赁楼房靠南的三间房子。
怀抱感恩的心，傅教士带着他的中文老师、仆人搬进新居。
针对外国人的敌对行为也没有因此终止。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深夜，一大群人又来闹事，被从梦中惊醒的傅教士感到恐惧。不久，随着一声巨响，屋门被撞倒，屋子里一下子挤满了人。傅教士的表情中没有流露出一点惊慌失措，他镇定自若地问：素闻中国乃礼仪之邦，这样不经主人允许、破门而入的很不体面的行径，不知出自贵国的哪一条礼仪？听了他的问话，这些人没做任何解释，忽然一哄而散。次日，昨晚带队闹事的人派人给傅教士送来一封致歉信。又过不久，古大妈只在西北角留出几间屋子由自己和两个孙儿居住外，把整个院子都租给了傅教士。虽然有许多人对他们依然充满仇视，但这样一来安全感还是强了许多。
1887年8月初，盖士利等人开始做定居阆中前的准备工作。但在讲述这件事之前，让我们把目光倒回几个月，看看发生在盖士利身上的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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