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9月19日。
李姊妹来我们家的那天中午，阳光格外灿烂。
恰是母校80周年校庆，她给我爱人唐带了校庆礼物——一件深红色T恤衫，“80”阿拉伯数字上印着夸张的牡丹花图案。
中午时分，唐穿着牡丹花图案的校庆T恤，我们三人一路欢笑着，准备到附近吃饭。
走出单元门不到30米，刚刚越过小区中间的道路，唐突然神色大变，拽住了我的胳膊，惊惶地对我说：我怎么突然一点儿劲都没有了！
怀疑的理由只有一个：脑部肿瘤进展了！
再没有机会和李姊妹细聊，分享她浪漫的异国海滩梦。下午，我匆忙赶到医院，紧急调整了脑核磁的检查时间。
晚上，在小区遛弯，唐的右边视力几乎没有了。障碍物明明就在脚下，几乎撞上，她竟然还是浑然不觉。
她的右边眼睛出大事了！
问题一定是出在脑子上！
在极度惊恐中，我们度过了一夜。
二
9月20日。
一大早，我们匆忙赶到南郊肿瘤医院。在医院的走廊上，唐走路开始有点踉跄，手不由自主的开始抽搐。事后得知，那是“癫痫”症状。
短暂的等待时间，突然变得如此漫长。
好在南郊肿瘤医院病人不多，检查终于做完了。
两个小时后取片子。
下午，我从家里出发，开车去医院取片子。
一路上，我心神不宁，倍感压抑。潜意识里，我甚至不愿意看到片子，不敢想象结果。冥冥之中，我似乎预感到了结果。
几年东奔西跑，四处求医，我由一个对核磁片子一窍不通的门外汉，慢慢变成了半专业人士。透过黑黑白白的图案，不需要医生提醒，不需要核磁书面报告，我就可以大致读出图像背后的内容。
果不其然，脑核磁片子右下角突然出现了一个面目狰狞的图像，样子可怕的让人不敢直视。
我不忍多看。那一刻，我只感觉我的手脚有点发软。
时间已近下午四点半，医院很快就要下班。
但我需要一个救命稻草，需要医生给我一个确信——应该如何处理？
如果当天没有结果，接下来的十几个小时，可能将是无边的黑暗。
我一路狂奔，匆忙赶到五棵松附近的一家部队医院，去找我认识的一个神经外科专家F主任。
到了7层，时间已是5点20。我刚进候诊大厅，F主任门诊已经结束，正往外走。
谢天谢地，F主任还在。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F主任看了我带的片子。平淡地说，这个肿瘤确实长大了，并且有渗血，不过在浅表层，可以手术切除，但他们医院需要等的时间很长。
他建议我再找放疗科主任看看，是否可以放疗。
我马上去挂放疗科主任的号。好，第二天就有他的门诊。
三
9月21日。
放疗科主任姓潘，一年前我曾经找过他。南方人，个子不高，皮肤黝黑。
看完片子，潘主任说，做射波刀吧。我问，能不能手术切除？他说，你脑袋里这么多，做了这个大的，其他小的再长大了怎么办？何况又不是一个两个。
我问什么时间可以放疗？他说国庆节病人很多，需要预约，能不能约上还不知道。他让助理顺手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是放疗的联系电话。
北大肿瘤医院的主治医生会提出什么治疗方案？难道也是放疗？
下午，我又去北大肿瘤医院找小帅哥加号。小帅哥是我们的主治医生，性情温和，脾气极好，刚晋升为主任医师，对病人格外耐心。
小帅哥刚看到片子，似乎受了电击一般，惊恐不已：“你赶紧去做全脑放。不然，他会要你的命！”
“能不能做手术？把大的切除掉？”我们把神经外科专家的意见说给他。
“开颅手术？那代价太大了！要花8、9万块钱。赶紧放吧，不然，下一步可能连化疗的机会都没有了！”
小帅哥的表现让我们非常吃惊，他一反常态的紧张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看来脑部肿瘤发展的严重性也超出了他的判断。仅仅一个月前，他看到唐的脑核磁片子，还建议继续服用靶向药，难道他看不出这个肿瘤会有突然长大的危险？
看来只能去天坛医院了，毕竟那里的专家是国内甚至国际脑肿瘤的权威。我决定去找我常去看的神外专家孙主任，他周四上午出诊，300块钱的特需门诊。
第二天上午一大早，我们赶到了天坛医院门诊楼五层，经过几次分诊，终于见到了孙主任。他似乎处乱不惊，只是给了一个“继续观察”的建议。
下一步怎么办？还要继续等待？
四
9月22日。
早上6点多，我突然想起，教会的一个姊妹好像就在天坛医院，我赶紧微信与她联系。
感谢神！她还真是在天坛医院！她让我先把片子传给她，她找权威专家看看。
我们决定看完孙主任就去找她。
她先带我们去见了放疗科大夫。大夫说，可以伽马刀。8月份做了最好，怎么没那时候做？
癌症病人的治疗选择，需要考虑病人的身体状况，权衡各种治疗手段的利弊，往往事后才会知道哪是最佳治疗手段、最佳治疗时机。治疗方案的选择，治疗时机的判断，有时格外艰难。事后回想，往往追悔莫及，抱憾终生。
8月至今，不过才一个月时间，谁能料想到现在这种状况？
放疗，还是开颅手术切除？
放疗对身体的损伤小，副作用少。但是，放疗后会有水肿，一个月才能看出放疗是否有效。万一放疗无效，肿瘤继续增长，怎么办？我们能等这么久么？何况突然增大的脑肿瘤有渗血，放疗似乎并非最佳选择。
手术切除可以一次将危险彻底去除。但切除肿瘤需要开颅手术。这么大的手术，病人身体能否承受得住？会不会有风险？毕竟是在头部动手术，和先前两次在腹部、肺部做手术并不一样。
我们疑虑重重。天坛医院的姊妹又咨询了几个神经外科专家，几乎是一样的答复：这样的病人没必要进行开颅手术！
在天坛进行手术切除的希望渺茫，看来只能放疗了。
五
我给部队医院的放疗科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潘主任的助理。他很直接，问我，你们经济实力怎么样？做射波刀需要十多万。
十多万？太贵了吧？
看来射波刀不仅是为病人治病，还要给病人放血！
我又跑到东肿（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挂了一个放疗科头放专家。大夫只问了下病情，就直接说，我不看，你去看胸部转移的大夫吧。
我去门诊挂头放专家肖主任，护士台答复说，肖主任停诊了。何时出诊？不知道。
我辗转找到肖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一个年轻女医生说，肖主任已休假，一个月后才回来上班。脑部肿瘤放疗只有找她，其他人看不了。
我又跑到西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去见朋友介绍的放疗科X大夫。沥沥细雨中，寒意阵阵袭来。在恍若80年代乡村般简陋的办公室，我找到了X大夫。
他看着片子，给出了治疗方案：“全脑放，局部加量”。
如果开颅手术，将肿瘤切除呢？
“开颅手术？那医生和病人都有毛病！病人生存期这么短，手术会让病人身体变得更差”。
可全脑放副作用很大，可能会让病人变呆变傻，影响病人的认知能力。早有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国外也早有全脑放副作用的报告。
“病人能活多长时间？还要考虑这么多！”X大夫对我的问题有点不屑。
六
我决定去找天坛医院伽马刀中心的专家。天坛的伽马刀纳入了医保，在北京独此一家。
也许都赶着过节，伽马刀中心的刘阿力也是国庆节前停诊，我只好挂了一个副主任医师罗大夫。
罗大夫只看了一眼片子，就对我说，“不能做伽马刀，找张力伟吧，我给你约上他的号，你去找他，现在赶紧去5层特需窗口把钱交了”。不由分说，就直接帮我约了张力伟的号。
能不能放疗呢？我有很多疑问。
“张力伟是副院长，找他问”。罗大夫态度不容置疑，不再向我解释。
“天坛医院的副院长可不是人人都能当的”。这句话，他重复了两次。
七
9月27日。
我们早早地来到天坛医院。
张院长是王忠诚的学生，是神经外科特别是做脑干肿瘤的专家。
国庆节前，如果不能确定治疗方案，尽快治疗，我们如何熬过8天漫长的国庆假期？会不会出现生命危险？这是我最为担心的。
排在我们前面的门诊病人，是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神情木然。旁边站着他的父母，温情的安慰着男孩。很快，他们走进诊室。很快，又看到父母搀着孩子走出诊室。
张院长的助理对孩子的父亲说，“孩子是恶性肿瘤，目前只能化疗了”。先前故作镇静的男孩父亲终于无法抑制，开始失声痛哭。痛哭声渐行渐远，一直到了走廊尽头。
终于临到我们。
张院长将我们几年来的片子一字摆开，认真查看对比。然后微笑着问我们，“你们找我想咨询什么？”
我们只想了解，目前是否需要开颅手术，能否脑部伽马刀放疗？
张院长说，从片子上看，脑部有占位，需要手术切除。肿瘤太大了，有渗血，有水肿，没办法伽马刀放疗。如果想做手术，等会找助手沟通就可以。
终于有人给出了明确方案，而且排除了放疗的方案。一周来压在心头的巨石终于可以放下了，有了解脱的盼望。
很快，助手开好了住院单、检查单。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入院手术通知。
拿到住院单，我飞快地送到病房，问什么时间可以住院手术？住院部的一个男大夫说，时间短的话要半个多月，长的话要一个月。你看，6、7月份的病人还有没收进来的呢！
2017年的国庆假期，前后8天。
8天，对于我们而言，仿佛漫长的一个季节。何时能够住院，还是一个未知数。
担心，恐惧。
而恐惧，常常来自无法预知的危险。
这期间，要找的医生都不上班，万一肿瘤继续进展，有突发危险，我们怎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