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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丨​约瑟夫·皮珀（Josef Pieper）的精神

共融学会
By 共融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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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皮珀（Josef Pieper）的精神

巴尔塔萨 撰

同塵 译

在他的每一本厚厚的小书（thick little books）中，约瑟夫·皮珀（Josef Pieper）同时作为思想家和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公开地揭示自己，以至于写一本关于（about）他的书几乎没有意义。我尤其被他为路易斯（C. S. Lewis）《痛苦的问题》德文版撰写的精彩后记所吸引，该后记的标题是“关于哲学中语言的平实性”。他在此处表明，专门的科学总是从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的意义中抽象出来，它们必须发展一种精确的语言，而且必须满足于此（that）。但是，用歌德的话说，哲学家在静观存在及其意义的“神圣而显明的奥秘”时，最好持守那种总是从人的智慧中——当他无意识地哲思（philosophizes unconsciously）时——生长出来的语言。“来自人类自家语言宝库的一个词比一个术语（technical term）包含更多的现实。”然后是这个惊人却准确的说法：“尽管这听起来可能不妥，但我们可以说，不仅老子、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甚至亚里士多德和多玛斯·阿奎那也没有使用术语（technical terminology）。”仅仅这些名字就保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皮珀所说的“平实”——对他来说是“可信度的标志”——绝不意味着什么“平淡，甚至琐碎，因此容易理解”。
为什么？因为当科学允许自己被其对象所决定和塑造的时候，每门科学的方法都是正确的。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精确性与物理学或生物学的精确性不同。以下的基本原则始终是皮珀的出发点：接受给出自身的给定之物，并允许它在其真、善和美中如是存在，这是了解它的前提条件。当我们考虑人的时候，正是这一原则，使我们能够知道人何时以及如何，以适合自身的所有精确的真理和卓越的德能（virtus）出现。在他的四本著名小书中，皮珀在柏拉图和多玛斯的光照下重新解释四枢德（智、义、勇、节），四枢德作为一个整体，只不过是人按照他的本性，作为绝对存在的肖像的本性，给出自己。

但是，现实，这个“神圣而显明的奥秘”，是如何给出自己的？而且如此强烈，以至于歌德要我们“毫不迟疑”地伸出手去抓住它？现实总是如此给出自己：作为一种比可以被抓住之物更多的东西（something more than can be grasped），作为一种无穷尽的“永远无法一饮而尽的光”。当我体验到一个把自己交给我的可爱的“你”时，我认识到，这个“更多”正是另一个人的自由，他（她）向我敞开自己时的自由——无法抓住的自由，尽管同时我也必须说，他（她）确实把自己交给了我，而并没有撤回。
皮珀的哲学史知识是广大的；尽管他从不“炫耀”，但必要时他能一针见血地完美引用相关哲学时期的语录，从而阐明和支持他的观点。但他并没有让事情只是半真半假，模糊暧昧。偶尔，他会用一个尖锐而响亮的“不！”来回答，从而将自己定位于不合时宜者之中。例如，在回应笛卡尔和培根的哲学概念时，他就是这样做的。皮珀明确地拒绝了这些思想家的观点，即哲学应该“使我们成为自然的主宰和拥有者”，哲学理论应该由产生它的实践来衡量。皮珀的意思显然不是说人不应该创造，而是说人只应该在领受了之后才创造。否则，因为他将自己置于创造者天主的位置上，人总是会陷入无神论。这也是皮珀必须对现代哲学的制高点——备受赞誉的黑格尔——说“不”的原因，当黑格尔把将哲学由“对知识的爱”转变为“真知”作为他前进的方向时：这里“真知”意指绝对知识，它使存在的奥秘消失在理性所控制的辩证法中。在我们当代的后黑格尔主义者那里，这种对神圣知识的恶魔式的伸手又变成了什么？要么是空洞的计算科学，要么是关于密释学的秘密低语（hermetic whispering about hermeneutics），要么最终成为资本主义对知识的奴役：国家（黑格尔），人民（希特勒），社会和经济（黑格尔的继承人与颠覆者、斯大林、美国主义）。
当我们抵达这样一种境遇：没有任何东西再“给出”自己或从内部向我们“开放”，没有任何东西主动“交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思想不再献身于一个事物的最深的内在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开放视野朝向未来是不可能的。只有当哲学是一种对存在永远更大的奥秘（the ever-greater mystery of Being）的满溢爱情的渴望（love-filled longing），一种推动人沿着他的探索道路前进的无条件的渴望——只有这样时，我们才有一个可靠的基础，来开启皮珀一直呼吁的未来：换言之，希望的可靠基础。
使皮珀成为不合时宜者之一的最后一件事。通常也是社会最需要的。如果说哲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总是预先（in advance）显露自身（即使同时也在奥秘之中 [in mystery]）。那么，哲学总是“预先”与神学有关。对希腊人来说，这是相当明显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哲学是寻找世界的绝对根基的知识。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怎么可能自这一高度沦落，顺从地把自己安排成另一门专门科学，从而贬低自己的本性呢？也许是因为基督教神学也同样将自己贬低为（同样专业的）“科学”，处理神圣渊基（Urgrund）在基督里显现自身的方式。

但是，这种转变只能追溯到理性主义的晚期经院派，追溯到笛卡尔的影响。对教父和盛期经院学者来说，哲学家在“神圣而显明的奥秘”前的“敬畏”（awe），一直是基督徒对天主之爱——同一天主在新旧约中完全给出了自身——的基础和预设。然而，在这里，我们不应该首先说“对……的爱”（love for），而是在其他一切之前，说“来自……的爱”（love from）。正如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天主，亲切、信实、慈悲的天主，最终要求来自人的完美之爱的回应。同样，耶稣——为我们，作为朝向天主的透明人（按：意指圣子对圣父的空虚自己、完全顺从），作为诠释天主者——也期待着对他自己真正惊人的爱：“你爱我胜过这些吗？”“你若爱我，就当遵守我的诫命。”他指的是爱的诫命，这是洞察绝对的能力得以开启的唯一场所。神学家们是否真正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为自己要求最高之爱的对象，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方法来探究？当然，至少是一种不寻求掌控他的方法（does not seek to master him）！
皮珀总是坦然赞美哲学和神学无可避免的、存在已久的婚宴。他的所有作品都存在于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具体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哲学家不能不积极或消极地对待耶稣基督中存在的自我–启示（the self-revelation of Being in Jesus Christ）。这是二十世纪所有真正的基督教思想家所处的具体位置。马塞尔（Gabriel Marcel）和艾略特（T. S. Eliot）、路易斯（C. S. Lewis）和西沃特（Gustav Siewerth），仅举四例。不管这一声明在现代“专家”听来有多刺耳，我们必须肯定，谁把这个具体的现实二分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哲学和一个自我满足的神学，他就既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
我们深深感激约瑟夫·皮珀，因为他在许多人觉得不合时宜的默想中，永不疲倦地、一次又一次地说出了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必要的东西。
汉斯·乌尔斯·冯·巴尔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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