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9日，就在元宵节的前夜，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青年学者江绪林自缢身亡，在网上引起极大震动。
江绪林生于1975年，五岁丧母，12岁丧父，1995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就读，1999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攻读研究生，之后在香港浸会大学宗教与哲学系读博士。2009年起，任教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担任讲师，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网上关于江绪林的简短介绍。
江绪林的离世，对于他自己，对于他的亲人，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他的同事、朋友，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对他的离去深感痛惜。惋惜他的年轻、他的才华，他的理想主义，佩服他2000年6月在北大三角地点燃11根蜡烛的勇气，敢于发声倡议政府民间和解、放下仇恨的情怀。
是高校考评制度害了他？
在痛惜的同时，人们从各种视角解读江绪林事件。从他发表的文章、留下的文字里，探究到底什么使他选择这样一条决绝的道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江绪林自杀的悲剧。有人认为是制度，现在的高校考评制度导致了他的悲剧。江绪林在华师大已过了两个聘期，评不上副教授只能调走或转岗。而评副教授则要求必须有课题，而他两次申请都没申请上。评不上副教授，住房等一系列的麻烦无法解决，江绪林只能住在学校的招待所，而江绪林每年都被招待所驱逐一次。甚至他曾说，“在宜家订了一个小衣柜，华师大教师招待所的管理人员却不允许我搬进宿舍”。有人认为，这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抑郁症害了他？
有人认为是他的抑郁症导致了他自杀的悲剧。江绪林在去世前半年多时间里，曾在留下的文字里多次提到自己的抑郁倾向，提到了”死“，江的同事、朋友也发现了江绪林严重的抑郁倾向，提出过要带他看心理医生的事情，遗憾的最后都没有把他带到医生面前。一个在国外工作的朋友对国内高校教师心理状况普遍缺乏关心的现实深感忧虑，因为教师的心理健康与否直接关乎学生的健康成长，需要及时进行干预。悲哀的是，几乎没有听到过国内高校设立有这样的专门机构。
江绪林：其实我不热衷政治
事实上，江绪林为何选择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世界，我不得而知，从他的留下的文字里，似乎与政治压制无关，尽管他曾一度对政治非常关心，并身体力行。江绪林曾在《其实我不热衷政治，只是今夜还是很悲伤》里写道：我关心政治，但并不热衷政治。“还有更积极的理由让我或我们在不义的国度里处之泰然。实现了自由民主又如何？能消除我们人生的苦难、愚昧和平庸，能满足我们的渴望和幸福么？我不是要否定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而是让自己淡定：不能把人生的一切希望寄托在政治上，尤其是当下的政治变迁上。苏东剧变后，自由和民主胜利之日到来的时候，也就是那些民主活动家所最珍视的理想变得毫不相干之日。”他没有很多人抱有的政治幻想症。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国度，个体仍然可以努力维系个体的尊严，使得自己配得上一个正义国度（将到来的或乌托邦式的），做一个好的学者、一个出色的市民，一个有品位的人。就自己而言，也能在书籍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理解那些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复杂状况中对人类知性、美好生活及其限度、生命意义的探讨并予以汲取和实践，是一件何其美妙的事情”。
虽然，他也说过“我努力避开政治，但有时政治犹如癫痫病一样呕吐般发作”这样的话，但仅仅狭隘地从政治、制度上解读他的离世，可能与事实相悖。
江绪林眼里的高华和梁漱溟
在《生命的厚度————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这个世界会好吗>札记》，他对历史学家高华和儒学家梁漱溟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并对二人的家世背景进行了分析。他写道，“在高华的叙事中，毛泽东是一个擅长权谋、为了权力不择手段的独裁者。高华的叙事本身完全依赖于公开的文献资料，具有相当可靠的历史依据。不过，这种叙事让我读得非常压抑：我不太相信历史的基调完全是权力及其暴力式的展开，更不相信历史叙事应该是对这种低俗权力的记录”。
“无论我们的脆弱处境如何艰难，我们都有必要像梁漱溟那样拥有思想和生命的厚度，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并且，脆弱的处境并不绝望”。他认为，高华和梁漱溟不同的家世背景对他们后来的治学之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江绪林的家世背景
可见，江绪林对个人思想产生的家世背景给于了格外的关注，这也许是我们解读他悲剧的一把钥匙，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把钥匙在谁手里，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仅能从他自己，从一些曾与他共事的朋友、同事只言片语的个人追忆里了解到，他出生于湖北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幼年父母双亡，由姐姐抚养长大，他对姐姐有很深的感情，从他遗书里的前几项内容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也对后来带他信主的袁相忱、梁惠珍夫妇怀有很深的感情。
江绪林：我不知何为爱的拥抱
我们很多人都是在一个健全的家庭里长大成人，甚至得到有父母无微不至的关爱、呵护和各方面的帮助，我们不知道缺少父母关爱的家庭里孩子是如何成长的，不知道他的心理需求、他内心深处的感受、对爱深深的渴望，当他在深陷困境、孤苦无助时痛苦挣扎的无奈和绝望。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不知何为爱的拥抱”，这真的让我们悲哀，更让我们愧疚，因为在他最需要爱，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做了冷漠的旁观者，无论是朋友、同事，还是教会的基督徒，都没有及时施以援手，客观上坐视不管，放任了他自杀悲剧的发生。
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攻读博士期间，患了抑郁症，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但他导师发现了他的反常，建议他赶紧去医院找医生治疗。朋友听从了导师的意见，于是去北医六院治疗，很快控制住了病情。这个朋友是幸运的，他得到了老师的关爱和帮助，及时避免了自身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防止了危机的发生。江绪林却没有这么幸运，他周围的同事、朋友很多人虽然知道江绪林患有抑郁症，却一直没有人带他去看医生，让医生对他进行及时医治。
2016年春节，谁在陪伴江绪林？
春节是中国人最为珍视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国人合家团聚彼此欢庆的假期，主流媒体常常将基调定位为”欢乐祥和“。这段时间，高校早已放假，基本上人去楼空，江绪林应该还住在学校，他没有回家，成了事实上的”无家可归者“，对于这样一个严重抑郁倾向的人，周边环境和自身感受的巨大反差容易进一步刺激他的负面情绪，导致他极端行为的发生。我认识有些抑郁症人，在患病期间，对周围的环境极其敏感，稍不留意，当事人就会行为失控，走向极端，从而导致轻生悲剧的发生。春节期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请他到家里一起过年，让他感受到爱的关怀，在他孤苦无助痛苦挣扎的时候陪伴他。更需要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活出当得的爱？为什么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没有人陪伴在他身边？
江绪林的信仰
约翰一书里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而江绪林的遗书最后一句却说“我恐惧，我要喝点白酒”，我虽不能说他没有爱，但的确可以说，他的爱还不完全。
江绪林是基督徒，1997至2002年在袁相忱、梁惠珍家夫妇聚会，江称他们为爷爷、奶奶。袁相忱去世后，江绪林曾分别于2005年、2011年两次撰文纪念他，可知他们给予了江绪林格外的关爱和帮助，只是后来江绪林对外部世界过于关注，而选择了离开教会，“当我完全离弃了信仰之后，不再是那个有着纯粹灵魂的人物时，却也没有成为一个有力的学者，而是一个遍地都是的、需要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的平庸的人”。这时在高校的江绪林也许已经开始面临来自住房、课题、职称方面的压力。
基督教反对自杀，因为人的生命来自神，人无权利用神给予的自由意志处置自己的生命，这样做并不蒙神的喜悦。我甚至觉得江绪林选择走自杀这条路，实际上他的信仰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基督教反对自杀，反对流人血，无论流他人的血，还是自己的血。因此，我为江绪林的自杀感到悲哀。
不能进行泛政治化的解读
与此同时，有人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解读。有人认为江绪林是制度、体制的受害者，他个人以死与这个不公义的社会、制度抗争，对他所谓的以死抗争行为大加赞美，并从他留下的一些文章、文字里寻找论据。我不认同这种泛政治化的解读，我们不能把个人死亡原因简单归结为政治压制，而逃避个人应付的责任。身处同样甚至更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很多人依然选择了坚强地活着，并尽力关爱他人，帮助他人，影响他人。被江绪林称为“爷爷”的袁相忱虽然身陷囹圄21年，出狱后依然真诚爱人，就是一个活的见证。江绪林在回忆爷爷的文章里说，袁相忱“像小孩子般的天真，彻底的真诚，几乎像个孩子一样对任何人都不设防”。
而泛政治化，容易把一切都归为制度的不公、政治的迫害。将江绪林自杀原因简单归结为政治其实是一种逃避，是对江绪林自杀事件的过度消费，是不负责任的，也是缺乏爱心的冷血行为。现在不是文革时期，个人有很多选择的空间和自由。政治只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个部分，一个内容，不是生活的中心，更不是生活的全部，虽然有时候政治依然会笼罩我们的生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甚至使我们几乎陷于绝望，但我们仍不应该曲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何况即便参与政治，也没有危险到付出生命代价的地步。作为旁观者，我们需要格外清醒。
底层人的悲哀和绝望
这些年我看到了太多悲惨的故事，很多远比江绪林悲惨的多，但他们、他们的家人坚强面对，并不因个人的悲惨遭遇、个人的得失而悲观绝望，更没有选择自杀。
前些年我拍麻风病人的纪录片，去过云南很多次，近距离接触了很多麻风病人，听到了他们很多悲惨的故事。如果你见到麻风病人，了解他们悲惨的过去，他们经历的绝望、苦难，看到他们现在的喜乐、满足和盼望，江绪林的自杀就不会引起你这么强烈的反响。而身处卑微底层的很多人，他们经历的苦难、痛苦、绝望其实并不比江绪林少，但他们不是江绪林这样的知识精英，他们身边的同事、朋友也不是掌握话语权的人，他们的意见不会得到大范围、多渠道的快速传播。他们活的极其卑微，几乎毫无尊严，他们经历的苦难谁又曾了解？又有多少人关心过他们？
我认识的一个癌症晚期病人，瘫痪在床四个多月，癌细胞转移到全身骨头，疼痛到24小时无法入眠，打杜冷丁已经无效。她从小被父母送人，目前病到这种程度，丈夫遗弃不管，而且还辱骂她，养母不仅不给买止疼药，而且扇她耳光。家人都说是她拖累了全家，为什么得这个病，还不早点死掉？我相信她一定深深体会到了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绝望。但她动不了，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都还需要别人的帮助。与这样的人相比，江绪林的际遇又如何呢？
对特殊人群要给予格外的关爱
当然，对于江绪林这样身患抑郁症的特殊人群，需要社会各界给于格外的关爱和帮助，及时施以援手。在大学这样心理疾病多发，亟需社会关爱的机构，应尽快建立心理辅导中心，对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及时进行干预，防止极端行为甚至轻生悲剧的的发生。此外，更需要我们每个人能用真诚的爱化解他们心中的冷漠、怨恨，去除内心的绝望、恐惧，“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唯有在爱里，我们才能得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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